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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卡夫卡料想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让马克斯·布罗德做他的遗嘱执行人。为此，他写信要求布罗德烧毁自己的大部分作品，只有少数几部例外：《判决》《司炉》《变形记》《教养院》《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布罗德相信卡夫卡的才华，后来违背了他最后的意愿。在卡夫卡去世后的三年中，布罗德出版了使卡夫卡去世后成名的三部小说：《审判》（1925）、《城堡》（1926）、《美国》（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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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别喜欢冒险小说的年代，少年昆德拉偶然打开了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作家的一本书：“那是战争快结束时。在我父亲的书橱里，有一本捷克语版的《城堡》……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我刚刚看完《三个火枪手》：这两本书我同样喜欢。”[16]也许，他起初只是把这些小说看成没头没尾的幻想故事，后来才意识到那部作品的意义，它的写作方式与无比的独特性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他认为，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而首先应被理解为艺术家：“只要阅读卡夫卡，人们就必然对他的艺术着迷。在我看来，他的艺术在于他的想象。卡夫卡带来的崭新的东西，在他之前不存在的东西，是一种不同的想象。这想象仿佛是梦的想象，将您引向一个世界，那里所发生的事都不像真实的。直到卡夫卡……人们无法想象一部小说可以不像真的。卡夫卡一下子释放了幻想，而他的想象有某种特别美的东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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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昆德拉认为，卡夫卡的贡献并非仅仅在形式上。他之所以完全属于现代特色，是因为他说明了个人在荒诞的现代世界中的存在，一个刚刚从一场世界性战争中摆脱出来的世界，一个变为陷阱的世界，无处可逃。在昆德拉看来，这种新的存在境况暗含于卡夫卡的所有书里，从《审判》开始。“K全部的内心生活都被处境所吞没，在这一处境下，他落入陷阱，任何可能超越这种处境的东西（K的回忆、他的形而上的思考、他与其他人的接近）都没有向我们揭示……卡夫卡没有自问决定一个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有哪些。他提出一个彻底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外部决定力量变得如此强大，而内心冲动已无足轻重的世界，留给人的可能性是什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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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这位布拉格作家处于三种文化的交汇处：德国文化（通过语言）、捷克文化（通过文学传统[19]）和犹太文化（通过感觉）。在奥匈帝国时期——多种国籍的拼盘——犹太人甚至不具有任何一种国籍。1848年获得解放后，他们放弃了人们称为犹太德语的意第绪语的地方形式，开始讲被视为权威语言的德语。然而，在卡夫卡的时代，布拉格只有少数人讲德语。在他们之中，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德国文化中的“极少数部分”。作为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卡夫卡意识到这一悖论，试图估计它会给自己带来的后果。研究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写道：“就这个主题进行了大量阅读后，卡夫卡对捷克文学和意第绪语文学进行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弱小民族’的理论……用一个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空间的作家充满悖论的措辞……卡夫卡思考从另一种见解出发，从另一种文学艺术观念出发写作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思考用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语言写作的作家真正、现实的状况。作为德语作家，卡夫卡力图理解在某种相反观点中写作的那些人的处境与工作，力图衡量他们与自己之间的区别，并设身处地地领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优势的东西……卡夫卡本该是位出于本能的理论家，他寻找各种方法，在自己的写作中将小文学的‘优势’特征付诸实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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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再次为小国及其“优势特征”辩护：“一个犹太人或捷克人不倾向于与历史同化，也不倾向于在历史场景中发现严肃性与意义。他们的古老经验让他们忘记敬仰这位女神，忘记歌颂她的智慧。因此，小国之欧洲受到更好的保护，免于历史的蛊惑，更清醒地看到大国之欧洲的未来，那些大国总是准备在光荣的历史使命中自我陶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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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意识到犹太根基在卡夫卡作品中的重要性，正如阿兰·芬基尔克劳所叙述的那样，他甚至投身于犹太教法典的学习：“那时，昆德拉打算在他的一部小说里加入关于犹太教的内容。因而，他对犹太教法典的兴趣是专业的。于是，犹太教长吉勒·贝尔南给我们上了几次课，大概三四次。犹太教长来昆德拉的住处。昆德拉戴着妻子买的一顶小的无边圆帽[22]。一切都以一种非常欢快、非常有趣的语调进行。我们听贝尔南讲解犹太教法典，略带列维纳斯的方式。我们就像好学生那样，认真地记笔记。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提了问题。授课没有持续下去，或许因为昆德拉放弃了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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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从不隐瞒犹太世界对自己的吸引力，他对犹太世界怀有感激，尤其因为，在他看来，它对欧洲文化，特别是中欧文化的构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如此深刻地被犹太精神所影响。生长于民族争端之上的犹太人，是20世纪中欧主要的世界性与包容性元素，是它的知识纽带、思想的凝结者、精神统一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我爱他们，带着激情与怀念珍惜他们的遗产，仿佛那是属于我个人的遗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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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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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伊·德波，《共产国际中真正的分裂》。（Guy Debord，La Véritable Scission dans l’Internationale，Champ libre，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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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 《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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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米兰·昆德拉，捷克文学的守护者》，《世界报》1984年4月27日，更新于2009年8月28日。（«Milan Kundera，gardien des lettres tchèques»，Le Monde，27 avril 1984，mis à jour le 28 août 2009.）完整名单参见：www.lemonde.fr/le-monde-2/article_interactif/2009/08/28/milan-kundera-gardien-deslettres-tcheques_1232677_1004868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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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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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奥尔佳·卡丽斯勒，《与米兰·昆德拉的交谈》，《纽约时报》，1985年。（«A Talk with Milan Kundera»，interview avec Olga Carlisle，The New York Time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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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弗拉基米尔·霍朗（Vladimír Holan，1905—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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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昆德拉更愿意读哲学家》，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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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珊娜·克鲁皮科娃，《游戏的召唤：捷克对米兰·昆德拉作品的影响》，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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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克斯·布罗德，《爱情的迷人王国》。［Max Brod，Le Royaume enchanté de l’amour（1928），Viviane Ham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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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捷克作家：真理的激情》，《世界报》1968年8月3日。（«Les écrivains tchèques：la passion de la vérité»，Le Monde，3 août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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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作家、记者、影评家与电影编剧，1891年生于布拉格，197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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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贝尔纳·米歇尔引用，参见《布拉格美好时代》，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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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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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拉比”（Rabbi），古代犹太教中原指精通法典、律法的学者，后为执行犹太教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呼，意为“老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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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布拉格，正在消失的诗》，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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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昆德拉更愿意读哲学家》，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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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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