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630405
1705630406
[8] 苏珊娜·克鲁皮科娃，《游戏的召唤：捷克对米兰·昆德拉作品的影响》，同前。
1705630407
1705630408
[9] 马克斯·布罗德，《爱情的迷人王国》。［Max Brod，Le Royaume enchanté de l’amour（1928），Viviane Hamy，1990.］
1705630409
1705630410
[10] 《捷克作家：真理的激情》，《世界报》1968年8月3日。（«Les écrivains tchèques：la passion de la vérité»，Le Monde，3 août 1968.）
1705630411
1705630412
[11] 作家、记者、影评家与电影编剧，1891年生于布拉格，1973年去世。
1705630413
1705630414
[12] 贝尔纳·米歇尔引用，参见《布拉格美好时代》，同前。
1705630415
1705630416
[13] 同上。
1705630417
1705630418
[14] “拉比”（Rabbi），古代犹太教中原指精通法典、律法的学者，后为执行犹太教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呼，意为“老师”。——译注
1705630419
1705630420
[15] 《布拉格，正在消失的诗》，同前。
1705630421
1705630422
[16] 《昆德拉更愿意读哲学家》，同前。
1705630423
1705630424
[17] 《阿波斯托夫》，同前。
1705630425
1705630426
[18] 《小说的艺术》。
1705630427
1705630428
[19] 某些评论者指出，与他的同时代人卡雷尔·恰佩克一样，卡夫卡也对乌托邦抱有好感，自扬·阿姆斯·夸美纽斯的《世界迷宫》（Jan Amos Komenský，Le Labyrinthe du monde）起，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在中欧文学中。该书写于17世纪，卡夫卡在中学捷克语课上学习过。
1705630429
1705630430
[20]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愤怒的卡夫卡》。（Pascale Casanova，Kafka en colère，Seuil，2011.）
1705630431
1705630432
[21] 《布拉格，正在消失的诗》，同前。
1705630433
1705630434
[22] 遵守教规的犹太人戴的无边圆帽。——译注
1705630435
1705630436
[23] 《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同前。
1705630437
1705630438
1705630439
1705630440
1705630442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六章不可能的回归
1705630443
1705630444
昆德拉喜欢在他的小说中引入哲学问题，帮助他探讨某一境况的悖论或阐明他的小说人物的行为。对哲学家作品的阅读丝毫不会给他小说的这一或那一情节安排带来某种启示，一部作品完成后，往往可以见证小说家的某些直觉是正确的：“我没有感到自己‘受了影响’。我可以说这些哲学家的来临，对我而言是种种确认，往往是后验的确认。比如，我写完《生活在别处》之后读了黑格尔，然而，这部小说已经运用了一种现象学方法。远胜于影响，应该说是一种事后发现的亲缘性。”[1]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是这种情况，该书建立在另一原则之上：在这部书中，哲学观点是先验地提出的，小说的人物行动只是其阐释。小说开头的文字——这一情况并不多见——具有纯哲学拷问的独特形式：“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想想吧，有朝一日，一切都将以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且这种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这一谵妄之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705630445
1705630446
同一的回归这一观念，尼采借自斯多葛主义者及他们的宇宙轮回观。在爱比克泰德看来，凡在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且将重新发生。昆德拉之所以也借用这一观念，是为了引入后来成为他小说题目的概念：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海德格尔认为，永恒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压倒我们生命的重负却也透出某些轻之时刻，比如在爱的关系中。这一对立也许让人觉得重是可怕的，而轻是所希望的。然而，昆德拉指出，并非如此：重是生命所必需的，因为它将人置于现实之中，而轻被推至极处，具有相反的作用：“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仅仅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2]
1705630447
1705630448
除了这些哲学思考之外，回归这一主题还非常具体地出现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如托马斯逃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可因为爱又回去了。他要去和特蕾莎在一起，因为特蕾莎决定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一回归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远远不是已有生活的重负，而是往回退，也即重新回到出走的地方，回到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离开的地方。这种可能性会在这一时刻或那一时刻，出现在任何一个流亡者的头脑中。
1705630449
1705630450
《告别圆舞曲》中雅库布移居国外，流亡的主题已经出现，昆德拉离开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这一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在法国写的第一部书《笑忘录》中，塔米娜就是一个流亡的捷克女人，她时刻注意驱动自己的记忆，不要遗忘祖国，而她死去的丈夫就是祖国的化身。接受她的法国对她而言似乎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是她投射自己记忆的一种布景而已。因此她在法国就不可能结成新的关系，她遇到的法国人只能凭她的捷克标准而存在。这个年轻女人对自己的境况有着不幸的认识，可以想象，与昆德拉在雷恩生活那些年的感知很相近。不过，在他1979年被剥夺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和1981年获得法国国籍之间，作家昆德拉经历过他称之为“无国籍之人的陶醉”的东西，这一体验深刻地改变了他对流亡状态的认知。
1705630451
1705630452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反映了这一方面的某种演变。诚然，流亡者在其中看似是一个痛苦的人，因远离自己的根而变得脆弱：“谁在外国生活，谁就是在一个空荡荡的空间里行走，在大地的上方，没有了自己的国家给每个人提供的保护网，那里，有自己的家、同事、朋友，用孩童时代以来掌握的语言表达，不难被人理解。”但似乎是为了反击这一观点，昆德拉通过流亡者萨比娜的声音，对归属的概念提出质疑。萨比娜自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寻求与同胞在一起：“说到底，为了什么她要跟捷克人来往呢？”萨比娜自问，“她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因为一片乡土吗？若要问他们‘波希米亚’一词让他们联想到什么，恐怕在他们眼前浮现的，会是一个个全无联系的散乱的画面。”
1705630453
1705630454
这部书出版后，贝尔纳·皮沃针对有关身份的问题，询问昆德拉在法国的新生活能否与其对原来国家的忠诚相容。这是对他爱国主义的怀疑，被突然一刺，昆德拉没有理会，转而强调自己处境的悖论：“我失去了我的第一个祖国，可我在法国非常非常幸福……在这里我觉得自己丝毫没有变贫乏，而是变丰富了。”[3]
[
上一页 ]
[ :1.70563040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