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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雅罗米尔相反，年轻的昆德拉很快对无产阶级艺术感到失望，20世纪50年代苏联意识形态理论家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他内心深处的艺术兴趣截然相反。“我对先锋精神所持的怀疑主义无法改变我对现代艺术作品的喜爱。我喜爱它们，因为它们受到斯大林的迫害而更加喜爱。”[13]对雅罗米尔而言，现代艺术与革命融合于同一冲动之中，这一冲动被昆德拉形容为抒情诗般的。针对这种统一的观念，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两种现代艺术形式，而两者之间的分界或多或少与诗和小说的分界重合。雅罗米尔的艺术歌颂技术进步与歌一般的未来，而昆德拉欣赏反抒情的艺术，比如弗朗茨·卡夫卡的艺术，在卡夫卡的艺术中，昆德拉发现了他自己的世界观：“现代世界如同迷宫，人们在其中迷失。反抒情、反浪漫主义、怀疑主义的现代主义。与卡夫卡同时及在他之后有：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贝克特、尤奈斯库、费里尼等等……随着人们不断进入未来，反现代的现代主义之遗产将不断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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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忠于他探索存在的方法，对真正的具有解放性的现代性与他的物化、异化的版本进行了区分：“现代艺术中有些作品发现了存在的一种无法摹仿的幸福，这种幸福的表现在于想象力无须负责的欢欣，在于创造的乐趣、出人意料的乐趣，甚或通过创造去冲击的乐趣。”[14]但是，创造的这种脆弱的欢欣被存在之遗忘的信奉者所摧毁。在《不朽》中，昆德拉用多页的篇幅思考兰波那句引起种种误会的名言：“必须绝对现代”。他在成为现代人的欲望中发现一种通过镜子功能运作的类型：“成为现代的”。他在别处写道：“自我标榜和被如此接受的，就是现代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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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在法国定居不久后，便很快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遭到的种种威胁及传媒在其中所起的危害作用。“文化的声音可能会在媒体的喧嚣中消失……”他在1984年就警告道，“传媒的精神与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至少对现代欧洲所认可的文化是如此：文化基于个人，而传媒导向单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复杂性，而传媒使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种长久的拷问，传媒则快速回答一切；文化是记忆的守护神，传媒则是时下新闻的追逐者。”[16]简言之，由于倾向于简单化和粗略化，传媒引入世界的是混乱。这一看法与昆德拉的选择并非无关，昆德拉担心自己的言谈被篡改，拒绝任何访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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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托克维尔[17]在1840年预言，民主社会狂热的个人主义将造成最大的墨守成规。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在个人自由的庇护下，可以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让别人尊重自己的权利，哪怕有时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对现代社会的这一悖论，昆德拉列举了多个例证。其中之一：“书写癖”。昆德拉认为这是当代的恋己癖在出版上的表现：“自我书写侵占小说，大家都想写。每一个个体的现代癖好就是讲自己，表达自己。这一书写癖好被神圣化，可依我看来，这是当今的强力意志最古怪、最可笑的表现：将自我强加给他人。”[18]在《不朽》中，他所嘲笑的是“人权主义”：“世界变成了人的一种权利，一切都化作了权利：爱的欲望变成爱的权利，休息的欲望变成休息的权利，友情的欲望变成友情的权利，幸福的欲望变成幸福的权利，出版一部书的欲望变成出版一部书的权利，在夜里当街大喊的欲望变成了在夜里当街大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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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假现代的社会里，昆德拉很遗憾地看到，理论制造者被“图像制造者”所取代，他给广告商、交际顾问、设计师、商演明星和其他的时尚创造者贴上这一标签。这些体系的仆人用图像替代了口号，把媚俗竖立为普遍的美学与行为标准。1986年，在因特网出现和数字“革命”之前，昆德拉就把这些人称为“与敌合作者”。“人们意识到人的行动具有一种与敌合作的特征。凡是称颂大众传媒的喧嚣、广告的愚蠢微笑、对大自然的遗忘、被提升至美德的泄密行为的人，应该一律称之为‘现代的与敌人合作者’。”[19]之后，小说家便陷入沉默，不过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猜想到他有可能对当今时代，亦即对社会网络与假新闻（fake news）时代所持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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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描述的黄昏世界里，“图像制造者”极度地歪曲现实，以致通过灵活的戏法，他们成功地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不仅忘却了何为美，而且忘却了人类境况的悲剧性质。“死亡变得不可见，”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小溪、夜莺、草地中的小径已经在人的头脑中消失了……当大自然明天在地球上消失时，谁还能觉察到……伟大的诗人今安在？他们消失了，还是他们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欧洲出现的巨大变化，昔日没有诗人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倘若失去对诗歌的需要，人还能觉察到诗歌的消亡吗？终结，并非世界末日式的爆炸。也许再没有比终结更安宁的了。”[20]正如阿兰·芬基尔克劳所指出的，这一悲观主义具有某种悖论性的东西：“这个将幽默置于他作品中心的人，同时是完全绝望的。人们本可以认为他满足于民主赋予的善行与自由。可他也看到盛行的现代性的另一面——诚然是更温柔的。而这一现代性在他看来是完全毁灭性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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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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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尔曼·布洛赫，《关于kitsch的几点看法》。（Hermann Broch，Quelques remarques à propos du kitsch，Alli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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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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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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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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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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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赫尔曼·布洛赫，《关于kitsch的几点看法》，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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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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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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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由此可想到菲利浦·穆雷讽刺赛戈莱纳·罗亚尔的那副取代思考的空洞的强笑，他残酷地笑称这是“带着人的面孔的微笑”：“这是一种守护性和象征性的微笑。一个怀抱状的微笑。是所有母亲的微笑和所有微笑的母亲……‘我处处微笑’是这一微笑隐藏的口号，也是它的运转机制……这不是善之微笑，这是取消善恶之间杀人与人道的二元对立的微笑。由此而产生了我们的种种不幸、种种幸福、种种事件、种种曲折和种种创造，也即整个历史。”见菲利浦·穆雷，《带着人的面孔的微笑》。（Philippe Muray，Le Sourire à visage humain，Manitoba/Les Belles Lettre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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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路撒冷演讲》，《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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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卡夫卡、海德格尔、费里尼》，《欧洲信使》1987年4月。（«Kafka，Heidegger，Fellini»，Le Messager européen，avr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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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命之轻与遗忘：再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德黑兰杂志》第2期，2006年1月。（«La légèreté et l’oubli de l’être. Retour sur 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 de Milan Kundera»，La Revue de Téhéran，n°2，janvi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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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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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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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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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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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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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与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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