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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库柏和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再加上三四个佣人——在路易十六大厦占用了两层宽敞的、设备齐全的房间。这是位于巴黎第七区的圣日尔曼区的圣铎米尼克大街59号的宾馆。苏珊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七区是“这个城市很出名的地方”。库柏的故事是美国人成功故事的全新版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库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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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有30英尺长，17英尺宽。木质装饰上雕刻着各种图案，特别是门上的雕刻更是千姿百态……门窗的框上都绘制着各种精美的图案。四面固定在墙上的大镜子把大厅照得一片明亮，高大雅致的落地窗让大厅显得更加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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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珊的描述，客厅长长的法式窗户在第二层，“挨着库柏先生的书房”；一层是餐厅，窗外对着公园。“我们非常舒服、安静地俯瞰着我们公园周围的五六个公园，非常宜人，这让我们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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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音乐课和艺术课也上得非常好。五个孩子可以像“本族人那样”使用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闲聊。即使是最小的、只有7岁的保罗也可以轻松地讲这三种语言，并用这三种语言阅读。这使得他的父亲十分骄傲，到处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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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第一年在巴黎社交界的风光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几乎隐居起来，不怎么出去，不怎么见人”，苏珊写道。她的健康是他们避人的习惯借口，他们都不喜欢上层社会的浮华。除了苏珊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以外，库柏一到人多的地方就不舒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不去参与社交，而是尽量躲开，我的健康和追求都让我不得不这样做。”他对法国人对他的大惊小怪感到越来越厌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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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认为美国人会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对美国人出版的图书一无所知，“除了他们称为美国的富兰克林博士和库柏先生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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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很少接受请柬，库柏和苏珊却经常宴请“美国圈子”里要好的朋友，摩尔斯、纳撒尼尔·威利斯、霍雷肖·格里诺（只要他在巴黎就请），还有阿什贝尔·史密斯以及那些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是拥护波兰解放的朋友。波兰的解放一直是库柏热切支持的事业。威利斯常描述库柏家早餐会上波兰人和美国人大方和好客的气氛。也许在大西洋东岸再没有其他地方用荞麦煎饼来待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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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一位受邀请到库柏领地的美国人都非常珍视这次经历。爱玛·薇拉德写道：“和库柏先生及其家人度过了几小时极其愉快的时光，我在他身上发现了并不是所有被称为美国人的人身上都有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美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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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总是出现在这里，好像他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一样。每天在卢浮宫的工作一结束，他就会和库柏一起步行到圣日尔曼区，和库柏的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并一直谈论到夜间。摩尔斯开始教库柏的女儿苏画画，这自然使得一些人觉得他对苏的感情超过了一时的兴趣。这些传言很快传到了纽约，也可能包含了几分真实。苏珊·库柏在1832年给她姐姐的信中特意强调：“我们真诚的朋友摩尔斯先生，对父亲的兴趣远大于对女儿的兴趣。”库柏坚持认为，虽然摩尔斯是一个“优秀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对20岁的年轻女士有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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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生活俭朴，住在塞纳河右岸苏莱纳大街的偏僻街道的一间小屋里。为了节约费用，他和另一个名叫理查德·哈伯山姆的美国画家合租了这间小屋。除了晚上和库柏一家在一起，白天在卢浮宫画画以外，他在巴黎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不去剧院看戏，不参加饭店的社交晚宴，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记录到，在1831到1832年那“多事之秋”，他和库柏几乎“每天，甚至时刻”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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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父亲都曾显赫一时；他们都上过耶鲁大学；年龄相仿；两人都富有才华，雄心勃勃，而且很优秀；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记录者，虽然各自的方法不同；他们都是新教的虔诚教徒，摩尔斯比库柏更甚，作为神父之子，摩尔斯希望库柏在宗教方面再虔诚些。摩尔斯每天祈祷，而且以宗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前景、责任和奋斗，以及所做出的决定。在这一点上，库柏只是每天吃饭时的感恩和每晚为家人读祈祷词，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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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个都喜欢音乐，库柏吹长笛，摩尔斯弹钢琴。两人都很在乎自己的绅士身份，用库柏的话来说，他们是“有着共和国俭朴习惯的绅士”。他们就是这样被培养和教育的。如果有人问，他们就会说，对于在国外的美国人来说，绅士举止更加重要，因为他们代表着他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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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绅士需要具备什么素质的问题，其他那些来到巴黎的美国人曾认真地考虑过。温德尔·霍姆斯在卢浮宫看了提香的画作，画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只手套，看后他认为，提香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理解“绅士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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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柏的父亲威廉被认为是“地产投机的天才”，曾在奥琪勾镇任第一法官，并两次入选议会。他和乔治·华盛顿相识，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曾为他画像。后来，他那成了名人的儿子带着感情回忆说，“我那相貌堂堂、热心助人的父亲”会“用他的轶事和趣闻让人一路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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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的父亲，翟迪加尔·摩尔斯神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是公理教会的神父和学者，并以“美国地理之父”的称谓闻名国内外。他著有《轻松学地理》和《美国地理》等著作，他为孩子们写的《地理入门》几乎在每个学校都是标准教材。当小塞缪尔成为耶鲁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时候，立即就自然地获得了“地理摩尔斯”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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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14岁时，库柏就被耶鲁开除了。库柏承认在他之后进入到耶鲁的弟弟是一个“踏实的好学者”而且“受人尊敬”。而他总是缺钱，不断向父母伸手，这样的情形和他父亲在耶鲁大学上学时的情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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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思想活跃，不过除了某些自然科学课程以外，他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在本科学生中，他唯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绘画才能。他当时已经在以一美元一幅的价格给人画小幅肖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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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库柏和摩尔斯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库柏已经出名，而摩尔斯没有；库柏已经可以说流利的法语了，而摩尔斯还得继续努力学语言；摩尔斯没有家庭，没有一丝库柏享有的经济保障；摩尔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后以什么为生的问题。在耶鲁大学时，他表现出了不俗的绘画才能。他早就知道，自己必须成为艺术家。19岁时他就告诉父母：“我就是为绘画而生的”，并且向父母要钱，因为他要师从当时一个很出名的年轻画家——波士顿的华盛顿·阿尔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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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塞缪尔·摩尔斯的父母担心他“不踏实”，摩尔斯神父反复强调：“一次只做一件事”“踏踏实实专注于一个目标”是“超级天才的成功之道”。然而，当塞缪尔·摩尔斯宣布要把绘画作为他“专注”的“目标”时，他的父母对此不能接受。他最好没有自己的计划，他的父亲在信中说：“你母亲和我一直在为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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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查尔斯顿第一公理教会的讲坛，翟迪加尔·摩尔斯就拥护不妥协的、经典的加尔文教义，并把儿子们送到了自己的母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耶鲁大学还没有受到如哈佛大学所受到的宣扬新自由唯一神教派的腐蚀。翟迪加尔·摩尔斯有一张苍白的清教徒长脸，面容严肃，一本正经，同时又很博学。在家里，他主张努力和节俭，对父母孝顺、听话，对上天的赐福心存感恩。塞缪尔·摩尔斯的母亲伊丽莎白·摩尔斯和父亲的思想一致，说话更加直截了当。她是新泽西一个法官的女儿，是普林斯顿学院院长的孙女。在儿子大学时代，她提醒他，说她自己“从没有尝试过雪茄、白兰地或葡萄酒诸如此类的东西”。她告诉儿子：“生命中最大的事就是为死亡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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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摩尔斯知道，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她生了11个孩子，仅有3人活了下来，就是他和两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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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迪加尔·摩尔斯和伊丽莎白·摩尔斯都是尽心尽职的父母，深爱着三个儿子，关心他们的利益。这三个儿子对此感受颇深。就在塞缪尔·摩尔斯从耶鲁大学回家后的几个月，他们亲眼见到了儿子确实是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他们默许了他的选择。他不但可以跟着阿尔斯顿学画画，而且在阿尔斯顿的强烈要求下，还和他们夫妇一起去了伦敦，在那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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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斯的父亲在给他伦敦的熟人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儿子，这封信很多也谈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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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我们为他设计了别的职业，不过他对自己的选择是如此执著。根据一些专业人士的判断，他在这方面的天分很高，我们认为阻止他的选择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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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艺术还处于年轻的时期，让人提高的空间不大。只有在古老的国家里才能发现艺术精品，这在你们那里是最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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