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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斯看来，帝国已经“失去理智”并且“腐化”。他和朋友们都是激进的共和派人，把战争看成是皇帝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唱《马赛曲》更无厘头的了。《马赛曲》是法国革命的歌曲，和拿破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现在居然成了皇帝的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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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疯狂升级了，巴黎到处响起《马赛曲》，人群走上街头高喊着支持战争，政府控制的报纸毫无例外地叫嚣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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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法大使埃利胡·沃什波恩在给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一封电报中写道：“一切都停滞了，普通人惊呆了，但人群疯狂地激动着，事态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法国的国防大臣向人们保证说，和普鲁士的任何战争都似“闲庭信步，手杖在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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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病了，突然衰老了。他私下里反对这场战争。他知道法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1867年奥托·冯·俾斯麦访问巴黎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德国有40万训练有素、装备齐整的部队，而法国只有25万军队，而且装备很差。战争的缘由很荒唐，就是西班牙王权的继承问题。但人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些，皇帝被身边的人裹挟着，这些人的狂妄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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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皇帝脸色苍白，面带倦容，身着整齐的将军服，坐私人专列从圣克卢出发去了前线。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儿信心，膀胱结石让他疼痛难当，不能骑马。他以前从未当过将军，连上校也没当过，现在让他指挥军队。到达前线梅斯的时候，他向皇后欧也妮报告说一切都没准备好，“我感觉我们已经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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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前几周，法国经历了一连串可耻的失败，维森堡、福尔巴巴和沃埃斯。一位和德国军队在一起的美国观察员菲利普·谢里丹将军说，德国步兵团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克虏伯大炮的射程是法国炮火的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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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巴黎，效果是毁灭性的，许多人不相信。美国大使沃什波恩写道：“没在巴黎的人想象不到前线传来的惊人消息给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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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法新闻记者通过电报发回的消息，也让美国人对这场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战争开始没几天，纽约、波士顿、辛辛那提的报纸就刊登了战场的现场报导。为了让《辛辛那提商报》的一位记者能够跟随法国军队采访，沃什波恩发行了特别护照，“上面盖满了大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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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传来了法国最终全面战败的消息，这是在一个小的边界要塞色当。在那里拿破仑三世尽管疼痛难忍，还是坚持骑马到了战场上，好像宁愿被杀死也不愿意面对即将到来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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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当之战是法国历史上最突然的、灾难性的失败，皇帝的104000名士兵投降，皇帝本人也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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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巴黎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帝国立即崩溃了。这距7月那天晚上刚宣战时，情绪激昂的人群冲上街头高喊“冲向柏林！”，只有7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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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灾难到来之际，人们预测德国军队很快就会行进在巴黎的大街上。这时新任的内政部长，精力旺盛的雷翁·甘必大爬上了市政府大厦的一扇开着巨大窗户的窗台，对着下面的人群宣布，第三共和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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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及其王朝不再统治法国了。”他喊道。突然间，这一天成了欢庆的日子。对于埃利胡·沃什波恩来说，他和任何在巴黎的“外国人”的心情一样。他私下里写道：“我看到这个可悲的王朝的倒台和共和国的建立，喜悦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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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丑及其帝国就像气球上扎了一针一样，一下子就消失了。”一位美国医学生玛丽·普特南怀着同样喜悦的心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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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至少是巴黎，没有惊慌，而是欢欣鼓舞，像庆祝节日一样。人们给斯特拉斯堡的雕像戴上了花冠，到协和广场、里沃利大街游行，到了市政厅大厦前，像在欢迎凯旋之师一样。他们忘了普鲁士，甚至忘了皇帝，只是在兴奋地狂喊：“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我们有共和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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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对巴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坐火车离开了巴黎，去里摩日，去看他的弟弟安德鲁。安德鲁在一个陶瓷厂找到了工作。他觉得需要离开一下，思考一下该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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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下午，杜勒里宫外的喧嚣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吓人。皇后欧也妮决定是该试着逃跑的时候了。她从未相信过，这种事情会落到她头上，会像路易·菲利普国王和玛丽·阿玫丽王后一样耻辱地离去。几天来，她看上去面色苍白、憔悴，但勇敢地坚持着。别人劝她在能走的时候离开。现在佣人们跑了，把制服丢在了门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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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从命运。”她最后平静地说，把一切都丢在了身后——钱、首饰。她是通过宫殿和卢浮宫相连的屋子走的，只有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大使以及几个忠实的随从跟着她，事先没有什么安排，也没有化妆。她离开时穿着那身穿了好几天的简单的黑色羊绒衣，加了一块深色披肩和一顶带面纱的黑色女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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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匆忙地沿着卢浮宫的大画廊，穿过方厅，进入到七壁炉大厅，在那里她一下子看到了热里柯的《美杜莎之筏》。她后来说，这幅画是个凶兆，也是她在卢浮宫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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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去，到了里沃利大街，她和一个宫廷侍妇阿得莱德·夏洛特·勒波莱顿夫人上了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顺着香榭丽舍大道很快来到了皇后大道，想看看埃文斯医生能否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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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约5点钟到的，发现埃文斯不在家。一个小时左右，埃文斯回来了，跟着一个多年的美国同事，爱德华·克瑞恩医生。他被告知有两个不认识的女士，非常“焦急”地在书房等着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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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了，托马斯·埃文斯在巴黎无论是职业上还是社会上都很成功。他来法国时谁都不认识，也不会说法语，没有什么积蓄。而现在住的是皇后大道，根据1867年的《巴黎指南》，那里“到处是微笑，人们穿着完美……典雅，是华丽之所”。他和妻子安格尼丝住的房子，被人们称为“美丽玫瑰”。除了书房之外，还有白色和金色的舞厅，带有大大的磨砂玻璃窗，宏大的比利牛斯大理石铺成的台阶由新歌剧院的建筑师夏尔·加尼埃设计，有宽阔的院落、喷泉、能放20匹马的马厩。埃文斯认识在巴黎的所有有点名气和有点财产的美国人，还和大使沃什波恩相识。大使就住在这条街的前面。他和安格尼丝过着豪华的生活，习惯到最时尚的海滨去度假。安格尼丝现在正在诺曼底海滨的多维尔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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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英俊、风度翩翩，就是生活有点过于优越，在职业上有着最高的荣誉，包括法国荣誉勋章。对于牙医来说，这样的荣誉在美国和法国都是不可想象的。在巴黎，他刚来的时候发现，那些治疗牙病的医生的地位和理发师一样。医生们看不起牙医，觉得他们的职业和医疗职业无法相比。有钱的病人请牙医，牙医得从后门走，像小商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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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适应了巴黎的生活，埃文斯从来没有放弃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最为明显的是，在内战期间，他公开支持北方，一有机会就游说皇帝，尽管他的病人中有很多南方的同情者，更别说皇帝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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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法国进入战争的那年夏天，埃文斯领导了医疗急救的准备工作。他立即成立了叫做美国国际卫生委员会的组织，由他和在巴黎的几个美国朋友出资。他们在“美丽玫瑰”对面一条街的开阔地上搭起了账篷，准备建立战地医院或“急救所”。他在那里插上了美国国旗。埃文斯和他的朋友克里恩在那里准备了牛肉罐头、饼干、蜡烛、麻药、床上用品和衣服。将要照顾的伤者和病人会超过巴黎医院的承受能力，那么给养充足、设备完善的露天医疗所要比空气污浊的教堂和公共大楼好。如果是真正关心紧急情况的人，都会欣赏埃文斯医生所做的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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