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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一封电报。该电报写道：“……联合国目前正准备就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进行讨论。……鉴于当前三八线已经失去其军事意义，国务院询问参联会：你需要何种行动授权方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与敌军接触的同时保证联合国军的安全。……”我在回电中强烈要求：“不要再增加针对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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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参联会来电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份例行公报，我原本打算在我从东京出发前往朝鲜前线时发布这份公报。我在公报中列举了红色中国的弱点：缺乏工业生产力，无法生产现代战争所需的各种武器；无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因而也难以保障自身的补给；尽管红色中国依靠大量人口发动人海战术，仍无法弥补其固有的缺陷。我在公报中写道：“朝鲜问题应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加以解决，而不应牵涉诸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毫无关联的问题。……我身为军事指挥官，在我职权范围内我随时愿意与敌军司令在战场上进行会谈，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希望能藉此避免流血和伤亡，同时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我认为所有国家对联合国的政治目标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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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前线回来之后，我于3月24日晚发表了一份声明。我在声明中写道：“前线一切顺利。……实际上，当前三八线已经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我方的海军和空军可以随意越过三八线，在此之前敌我双方的地面部队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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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份声明是面向我的军队、朝鲜、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发出的。可我的确没想到，这份声明是我作为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发出的最后一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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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几次公报和声明却引起了某些人的猛烈抨击。这群人抓住我提议与敌军战地司令官进行军事谈判这一点，对我进行肆意抨击。他们说当时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制定一个“神奇的和平计划”并获得了国际认可，不日将公布于众，而我的公报则使这一“和平计划”胎死腹中。这实在是胡说八道。美国政府当时甚至都没有起草一个所谓的“和平计划”。我在公报中所说的话不过是为了实现和平而做出的努力，不管如何解读，这不过是反映了一个战地指挥官个人的意见。我小心翼翼地在权限范围内提出：问题的根本属于政治范畴，应在外交和政治范围内寻求解决途径。在此之前，我在仁川之战胜利之后和攻占平壤之后，曾两次呼吁敌军指挥官放下武器投降，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那时倒没有人说三道四，相反，他们似乎还很赞成我的做法。战争一旦打响，战地指挥官就可以在权限之内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其麾下将士的伤亡。这不仅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有些人批评我在公报中戳到了红色中国的痛处，致使和平化为泡影，可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我希望敌人能意识到停战才是最好的选择。四个月之后，苏联提议安排一次停战谈判，此提议立即为各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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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关键时刻，马丁议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便将我写给他的回信公布于众。这又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批评者们又大叫大嚷，混淆是非，说我妄图扩大战争。我所希望的是及早结束战争，而不是扩大战争。这场战争并不是我挑起的，相反，我曾多次表明：“如果有谁赞成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在中国国土上开战，那他脑子肯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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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凌晨一点，杜鲁门总统将记者们召至白宫，向他们宣布解除我美国远东军司令一职。他这一举动充满了政治色彩，他似乎怀疑我和共和党领导人在进行不可告人的阴谋。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我出于对亚伯拉罕·林肯的敬佩而加入了共和党，我和当时政局没有半点牵连。我一直对民主党所取得的成就心怀敬意，而对于民主党伟大的领袖人物，我一向不吝赞美之词。虽然有时我对政府或政策做出种种批评，但我并不是针对某个党派，而是对错误和失败做出就事论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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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解职可算是一件大事。这并非是因为此事涉及某些知名人物，而是因为这标志着美国对亚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此事带来的重大影响体现在之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上，这一连锁反应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当初共产主义者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占领朝鲜，而联合国决定对其侵略行径予以抵抗。如果联合国能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决定，此次参战将会被视作伟大而高尚的行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联合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在红色中国参战之后，联合国听从了胆小怕事之人的建议，而原本对朝鲜人民做出的承诺——还朝鲜人民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最后也变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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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胜利即将唾手可得，我却突然被解职了。几年之后，有人批评我在任职期间犯上抗命，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在朝鲜战争期间，我直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都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在我回国之后，在参议院委员会对我被解职一事进行调查之时，参联会成员在庭上宣誓之后证明我在任职期间并无违规抗命之事，而调查委员会对此也一致表示同意。据说指控我“抗命”的是布莱德雷将军，不过当参议员乔治、伯德和莫尔斯对他进行质询时，他曾三次宣称我并无抗命失职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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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务是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且不论这一决定是明智还是愚蠢，从未有人对总统行使这一权力提出质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文职高于军职是美国政治体系的基石，美国所有军事机构中全体军事人员都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一基本原则。在历史上，职务调动对于军事指挥官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是事出有因，有时仅仅是因为当权者一时头脑发热。不过我此次被解职实在是太突然了，在解职前并没有举行听证会，我也没有进行自我辩护的机会。他们对我的过往一笔抹煞，不做考虑。直到我被解职之前，总统还对我褒奖有加。他的赞赏和嘉奖有的是公开发表的，有的是通过他派遣到我司令部的联络官传达的。此次解职事先没有一丝征兆，我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没有机会对某些观点和反对的声音做出回应，也没有机会提出我对未来的看法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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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说过一些关于杜鲁门总统的传闻。据说他生性暴躁，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大发雷霆。我发现他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逐渐显露出优柔寡断的一面，我的忧虑也随之与日俱增。他原本的初衷是解放和统一朝鲜。开始时他表现得非常坚决，可是在他身上，软弱和犹豫渐渐占了上风，最后使他整个人都陷入一种混乱和迷惘的状态。他从未踏足朝鲜的土地，对远东和远东人民也知之甚少。对于一个要做出最终决策的人来说，他的无知已经变成了致命的弱点。很明显，他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不过对于一个战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更要命的是他的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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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意识到妥协退让的阴云正逐渐聚积，最后极有可能让这场战争的胜利化为泡影。1950年12月9日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与战事无关，可我读了之后还是觉得无比惊愕。这篇报道说一位音乐评论家对杜鲁门总统的女儿在一次音乐会上的演唱进行批评，之后总统用印有白宫字样的信笺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满是威胁和谩骂。说实话，这篇报道引起了我的不安。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处于危险的边缘，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也会像那个可怜的音乐评论家一样，当总统无法控制其怒火时成为他泄愤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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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解除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之时要给予他应得的礼遇。可是我的解职令来得太突然了，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颜面，简直就是硬生生地剥夺了我的职权。哪怕是解雇一个听差、清洁女佣或仆人，都不会如此粗暴，如此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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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先是从公共无线广播的新闻电讯中得知自己被解职的消息。华府说他们原本打算在将此消息公布于众之前先通知我的，他们说原本打算让当时在日本和韩国进行访问的陆军部长佩斯向我传达这一消息，可惜没能及时和他取得联系。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不久前佩斯还到过我的办公室，他向我传达了华府对我的褒奖和赞誉。当他前往朝鲜时，我的司令部一直与佩斯及华府保持直接的电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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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批评我的人说的都是实话，这些“实情”与远东局势的重大问题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群人根本就是歪曲事实，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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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解职的消息是在4月11日下午传到东京的。当时无线电广播节目插播了一则来自华盛顿的特别公告：“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在远东、朝鲜及日本占领当局的指挥权。”当时我们在大使馆内刚刚吃完午饭，我正准备动身前往朝鲜前线。一个与我共事多年的忠实副官——西德尼·赫夫上校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他打电话给我的妻子，告诉她我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其理由仅仅是对我“能否支持政府的既定政策”表示怀疑。琼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我看到她脸上满是悲伤。不过我活了那么久，震惊和讶异早已与我无缘。我对她说：“琼，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离开故土已经很久了，自从我离开华盛顿前往菲律宾担任军事顾问以来，我已经在海外连续服役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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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北平欢声雷动，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世界各地的左翼分子得意扬扬，但是远东却沉浸在一片惊愕与迷惘之中。我在远东长时间担任最高统帅，在远东人民的眼中，我已经成为了自由世界的象征，成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斗士。远东人民无法理解我为何被解职，这也势必会动摇他们对西方理念和行事方式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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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不死（麦克阿瑟回忆录） 第十部分 老兵归来（195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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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4月16日黎明前往厚木机场。从美国大使馆到厚木机场的路上，两百万日本人站在路旁夹道欢送。他们不停地挥手，有的人甚至还流下了眼泪。东京所有政要和首都卫戍部队都去到了机场。太阳升起来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早春的气息。我们的飞机起飞了，飞机下方是“菊花之乡”37，这里有巍峨的山峦和低回的峡谷，有蜿蜒的河流和起伏的高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内海和市镇。满目皆是郁郁浓荫，色彩纷呈。飞机绕着富士山盘旋一周，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日本名山，随后便飞离了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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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我们到达旧金山时，几乎全城的男女老幼都涌上街头向我们欢呼致敬。国会邀请我于4月19日在一次联合会议上发表演说，于是我们又飞往华盛顿。去到那里之后，我发现几乎整个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众都前来欢迎我们。我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我在演说中提及了朝鲜战争以及远东地区的形势和问题，并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在演说的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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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子弟现在正在朝鲜浴血奋战，我把他们留在那片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将经受各种考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十分出色。长久以来，我努力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小的伤亡为代价，以荣誉体面的方式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让你们的孩子免于牺牲。这场战争吞噬了太多的生命，浪费了太多的鲜血。这让我椎心泣血，寝食难安。我心中一直记挂着我们英勇的战士，一直为他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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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十二年的戎马生涯即将宣告结束，成为军人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与希望。在世纪之初我加入陆军成为一名军人，实现了我儿时的愿望。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参军以来，世事沉浮，风云变幻，无数梦想与希望也早已烟消云散。不过我仍能记起当时最流行的一首军营歌曲，其中有两句歌词可谓是豪气冲天：“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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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歌谣中的这个老兵，我也要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在时光的长河中渐渐淡去。我就是那个老兵，在灵光一现之时认清了自己的职责，拼尽全力恪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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