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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尼：有位批评家曾写道，《生命中的一天》就像《荒原》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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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侬：什么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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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尼：T. S. 艾略特的诗歌，《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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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侬：没听说过。我对文化不熟，你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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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对约翰的采访差点让《学子》完蛋。在我们跟约翰见面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打算问他和洋子【12】是否愿意为《学子》提供一张新唱片，我们将把它作为附赠品，跟杂志一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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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联系了披头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当时，披头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目标是资助那些正在奋斗的美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有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他位于萨维尔街的办公室里，会见排成一字长龙的申请者，他们全都怀着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理由，认为披头士乐队就该给他们钱。德里克简直就像王宫里的宫务大臣。他和蔼可亲，总会耐心倾听每个人的要求，不管它多么不着边际、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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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德里克，他立刻一口答应下来。约翰和洋子将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唱片，他说，然后把我介绍给苹果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罗恩・卡斯和一位生产附送唱片的商人，我们约好了交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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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好消息赶紧回到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有一篇约翰・列侬的访谈，而且还将很快拥有一首列侬未发行的原创新歌。这是《学子》意外获得的绝妙推销手段。我们联系到当时最时髦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请他为杂志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在上面留出一块空白，放置附送唱片。我们还计划本期印刷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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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唱片还没有送来。我坐立不安，便打了个电话给德里克。“放心吧，理查德，”他说，“我们遇到一点麻烦。但是，我发誓会让你有所收获的。”事实上，我要求列侬夫妇给予好心馈赠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洋子刚刚失去肚里的孩子，列侬又因持有大麻而一度受到拘押。当时夫妻俩跑到他们位于韦布里奇的住宅，暂避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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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陷入了麻烦。由于制作特刊的计划落空，《学子》濒临破产。我孤注一掷，这辈子头一次找了个律师，查尔斯・利维森。他给德里克写了封信，威胁说，如果列侬夫妇违背诺言，我们就起诉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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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接到德里克的电话。“到苹果来一趟，理查德，”他说，“我们有东西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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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坐在苹果唱片公司的地下室录音棚里，跟利维森、德里克、约翰、洋子一起，听他们提供的录音带。磁带录音机发出“咝咝”的声音，之后，是一下沉沉的、机械的敲击——就像心脏的跳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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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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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宝宝的心跳。”约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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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没说完，那个声音就停止了。洋子扑进约翰怀里，泪如泉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等我开口说话，约翰的目光就从洋子的肩膀上方凝视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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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死了，”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死去的宝宝留下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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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学子》编辑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他们私生活中悲痛的一刻，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唱片发行。也许我错了，因为，正如德里克所言，这是“概念艺术”，很有收藏价值。我们只好撕掉封面，重新设计杂志。这花了一大笔钱，不过，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它凑了出来。我本打算起诉列侬夫妇，可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况且，他们毕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遵守了协议，虽然我当时没看出它的价值。在我们因唱片问题发生争执后，德里克写了封短笺，为给我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表示歉意。在信的末尾，照例是他用于所有通信签名的那句格言：“您需要的只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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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尼的阅读面很广，而我几乎完全不读书。我似乎一直没时间阅读。我会花好几天工夫打电话，兜售广告位，到处游说，找人为《学子》免费撰稿，或接受采访。我这辈子一直都需要一个能跟我抗衡的人，弥补我的缺点，抵消我过于旺盛的精力。乔尼和我是一对好搭档。他对各种采访对象与采访原因了然于心。而我则能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他们接受访谈，有一种不怕遭到拒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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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学子》作采访时，很多时候我只管打开录音机，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在跟苏格兰精神病专家R.D.莱恩见面之前，我尝试阅读他那本畅销书：《经验策略》。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读这本书时完全不知所云。我把麦克风对准莱恩，然后，他一下子说了一个半小时，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脑袋后面天花板的一角。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只是心里暗暗庆幸他没给我留下丝毫提问的时间。到最后，他的谈话显然已经结束，于是我一迭连声地向他道谢，然后回到办公室，把他的话写下来。结果我们发现，他那些话全都是引用《经验策略》中的段落，几乎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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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几期之后，参与《学子》办刊的人逐渐增加。有时，乔尼和我会跑到夜总会去，跟女孩子攀谈，有时甚至会劝说她们到公寓来“喝咖啡”。如果她们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游说她们来帮忙。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往往对我们满怀同情。通过口口相传，老朋友从学校里冒出来了，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这份杂志的人，都想加入进来。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个兽穴。我们全都是光干活不拿钱，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或者出去吃便宜的咖喱食品，就这样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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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都来帮我们发行杂志。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他们先取走几捆杂志，以每本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把一半的收入拿回来交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每卖一本就可赚1先令3便士。他们打算先付钱给我们，可是这种方式往往行不通。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为《学子》能获得多少利润忧心过，只是决心要凑出足够的现金来出版下一期，并付清我们的账单。我想，我们售出的杂志越多，通过口口相传，杂志的名气就越大，最终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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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于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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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于创意的事业。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并且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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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我们一路闲逛，穿过海德公园，最后有人跳进蛇河，于是我们全都下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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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梅勒是杂志的主要助理编辑之一。我们都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当过工会官员。托尼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年长很多，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滔滔不绝。当杂志刊登一些更政治化的公告时，大家都为使用确切的词语而争论不休，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生存的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杂志的局外人。其他人都在讨论“迷幻药权威”蒂莫西・利里、平克・弗洛伊德【13】，以及近来学生政治的错综复杂，而我却在为支付印刷费和电话费发愁。我要打电话给当时的名人，不遗余力地游说他们仅仅出于对《学子》的喜爱而为它撰稿，而且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电话给一些著名的企业，如英国礼兰汽车公司或劳埃德银行这样的企业，设法说服他们购买广告位。没有他们的钱，《学子》将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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