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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撰稿人的数量多得惊人，报道范围不受限制。”《观察家报》写道。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大众刊物《学子》已吸引许多知名作家。它似乎将成为这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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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占据着乔尼家的地下室，到1968年秋，这里差不多有20个十几岁的孩子，难怪他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要求我们另找地方生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尼也离开我们回到学校，他要过高级考试这一关。他为抛下我感到内疚，但他是在继续学业的压力下离开的。我们只是从他家地下室创办发展起来的小杂志，他父母理所当然地担心这无法为乔尼今后谋生提供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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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乔尼，《学子》再次陷入崩溃。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却没有一个我真正信赖的人来帮我摆脱困境。几周后，我叫尼克来帮我。尼克已经从安普尔福斯毕业，预定到布赖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上学。他同意推迟上大学的时间，来《学子》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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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让《学子》重新回到正轨。他开始控制现金。过去我们把钱装进一个大饼干盒子里，谁都可以从里面拿钱去买吃的喝的，或者大麻；尼克恰当地利用了我们在顾资银行的账户。他开始开支票，根据银行结单核对存根。尼克的门牙掉了一颗，又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看起来相当吓人。我想他吓跑了很多讨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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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公社曾经在乔尼家逼仄的地下室里挤在一起，如今则在新房子上上下下扩散开来。大家到处筑巢，遍地都是床垫和线香。到现在，《学子》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19岁或20岁。这里有大量关于自由恋爱的讨论，也有大量这方面的实践。我在房子顶层放了一张宽大的铜床，并装了一部电话，长长的电话延长线顺着楼梯栏杆拉到楼下。有时我就整天躺在床上处理所有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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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父母的名义租下这所房子，这样，作为房主的教会委员们，就不会认为我们在里面从事经营。我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爸爸是个出庭律师，留着短发，周日上教堂时穿着运动夹克，打着领带，但如果遇到一个长发及腰且一个月都没刮脸、没洗澡的人，他和妈妈跟对方交谈都从不会有丝毫偏见。每过半学期，林迪就会来阿尔比恩大街待几天，有时假期也来。她帮助我们分发《学子》，并且爱上了一连串为杂志工作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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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比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她是住在阿尔比恩大街为杂志工作的姑娘之一。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怀孕了。我们俩都吓坏了，明白自己根本没准备好养孩子。戴比决定流产。我打了一通电话，意识到要处理这事显然很难。除非能证明戴比在精神或医疗方面有问题，否则她就不能凭借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流产。我们急疯了，给所有属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院打电话，看是否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企图找私人医生，却发现这要花费400多英镑——可我们根本没钱。我走投无路，最终设法在伯明翰找到一位好心的医生，她答应安排手术，只收5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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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戴比和我意识到，肯定有很多年轻人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却求助无门。如果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合适的医生，那肯定会好得多。问题不单是意外怀孕，如果你需要心理帮助，或者染上了性病，却不敢向那位可敬的家庭医生承认；或者离家出走，找不到住处，那该怎么办？我们将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决定做点事情加以改善。我们将公布我们的电话号码，寻找最优秀且最乐于助人的医生，列出他们的名单，然后看谁会打电话给我们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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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咨询中心打出广告：“把你头痛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顺着牛津大街散发传单，又在《学子》上做广告。很快就有电话打进来了。很多医生同意免费或以最低收费提供服务，其中既有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生，也有私人诊所的医生。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一个专家网络，向需要的人推荐他们。在我们接到的电话中，很多都跟怀孕或避孕有关，但我们这里差不多也成了男女同性恋者聚集中心。很快我们就明白过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寻求我们的建议，不如说是想找个约会的地方。这说明同性恋者要过正常的社交生活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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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咨询中心占用的时间开始超过《学子》杂志。我会在凌晨3点被电话铃声惊醒，然后与潜在的自杀者聊一个小时；建议怀孕的女孩找哪个医生最好；给某个染上性病后吓坏了、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写信。然后，不管剩下的时间多么有限，都用来管理杂志。我们发现，在我们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很多青少年都无法向父母说出心里话。听着别人的故事，我才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关系融洽是多么幸运。他们从不对我作出评判，总是支持我，总是夸奖我的优点而非批评我的缺点。在向父母承认自己的问题、忧虑和失败时，我不会有丝毫犹疑。我们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任务，就是努力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求助无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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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和《学子》杂志，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狂乱，不分昼夜，任何时候都有很多人出入这所房子，搅得邻居们心烦意乱。他们的抱怨招来教会委员会检查员的定期拜访，以确保我们没在这里做生意。这些拜访如同一出西区滑稽剧，制造出有规律的紧张感。来检查之前，委员们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接到通知，《学子》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妈妈就立即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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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电话全都堆进一个橱子里，再用防尘罩将桌椅和床垫盖起来。《学子》成员穿上工装，拖出颜料桶和刷子，开始粉刷墙壁。妈妈也会带着林迪和8岁的凡妮萨，以及一大堆工具，从乡下赶来。当教会委员们过来检查时，就会看到一群友好的刷墙工人，正在快乐地装饰房子，家具全都包上了防尘罩。而在楼上，一个母亲和家人挤在一起，小女孩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玩一些玩具，林迪和我则在全神贯注地玩强手棋。当凡妮萨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妈妈就会借口说凡妮萨该睡觉了，很快把所有人赶出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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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检查员看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场景，不明白邻居们在瞎抱怨什么。他们会挠挠头，说小凡妮萨多么可爱，然后喝杯茶，跟妈妈友好地拉拉家常。他们刚从大街上消失，妈妈就立刻回家。我们也把强手棋放到一旁，掀开防尘罩，插上电话，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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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不幸的检查中，我们忘记拔掉电话，这下子全完了。到那时，检查员们已是第五次登门拜访，他们肯定已经产生了怀疑。检查完后，他们坐下来，照例喝杯茶。就在他们快离开时，两部电话突然在橱子里响起来。我们惊呆了，顿时沉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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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的，”我赶紧随机应变地说，“你们听到电话铃声了吗？这些房子的墙壁太薄了，我们能听到隔壁的所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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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大步走向前去，拉开橱门。五部电话、一个总机和一大堆电话线一下子滚落到他头上。即使是个大家庭，也用不着电话总机。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生活就此终结。《学子》杂志不得不另找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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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附近搜索出租房。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师提供的条件最好。他赞赏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允许我们使用圣约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我把一块旧大理石板搭在两座坟墓之间，权当办公桌。每个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我们还诱哄当地的邮局技工很快接好我们的电话，而不是按常规等上三个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里面光线阴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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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局的便衣。他们是来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这两部法案的存在。我确实不知道，这也难怪。他们跟我说，打广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或治疗，都是违法行为。当初制订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医生压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们向庸医寻求昂贵却无效的治疗。我争辩说，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将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转给了圣玛利亚医院，向合格的医师求诊。但这两个警察态度强硬，他们警告我：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当众提及“性病”二字，我就会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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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周前，我们成功地告发了玛丽里本警局的一个警察，因为他向学生咨询中心的一名顾客栽赃毒品。那名警察遭到降职。因此，我怀疑便衣的来访跟那件事有关。为了证明我们违反了某些含糊其词的法规，警察居然搜罗出这部陈年旧法，这让我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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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紧将那些在伦敦周围散发的传单加以修改，里面不再提到“性病”，而是把它描述成“社交疾病”。随后，我们接到大量来自痤疮患者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的性病患者则由每周60人骤降至10人。我们断定警察只是虚张声势。为了帮助本应求助的另外50人，我们认为，面对伦敦警察厅的威胁，冒一次险是值得的，于是便重新把“性病”一词写入传单。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光临教堂地窖，将我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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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摩尔蒂莫是一位出庭律师，因支持自由主义事业而闻名，他曾为《Oz》杂志辩护，并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6】一案的审判中发挥了作用。他主动提出为我辩护，同我一样认为那些法律荒唐可笑，警察纯粹是在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都在门的里面贴着一份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我受到正式起诉，罪名有两个：首先违反了《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它禁止任何“有伤风化或淫秽性质”的广告，断定提及梅毒和淋病都有伤风化；其次是违反了《1917年性病法案》，它禁止提供性病治疗和建议的广告，也禁止提到“性病”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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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8日，我的案子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举行了第一次预审，汤姆・德赖伯格为我作了充满戏剧性的申辩。德赖伯格派头十足，他一直担任工党议员，直至1974年。撒马利亚会【17】的创始人查德・瓦拉出庭作证，他指出，在学生咨询中心的建议下，有很多人向他的慈善机构求助。约翰・摩尔蒂莫争辩说，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和所有地方当局，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贴告示。地方法官驳回了根据《性病法案》而对我提出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并未向患者提供治疗，而是引导他们向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求助。至于另一项指控，则推迟到5月22日再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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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英国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它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性病患者数量剧增，已达到战后顶峰。健康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利用这个统计数据，并以我的案子为例，试图在上议院修订《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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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此类严重疾病的传播，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居然有人利用过时的法律，限制这样的努力，这实在是荒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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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次开庭时，许多报纸都宣布，警察对我的起诉是多么愚蠢。人们发起大规模的运动，以改变这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严格的字面意思，地方法官很不情愿地宣布我有罪。但他也明确指出，他认为这部法律非常荒谬，因此只对我处以7英镑的罚款。警察曾以两年的监禁威胁我，与之相比，这个判决太轻了。在法庭外面，摩尔蒂莫向媒体发表声明，呼吁修订这部法律，否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提到“性病”一词。报纸全都合力支持我们。到下一次议院开会时，政府法规便融入了伯克夫人对该法案的修订。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我，就这次“皇家诉讼”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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