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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电话全都堆进一个橱子里，再用防尘罩将桌椅和床垫盖起来。《学子》成员穿上工装，拖出颜料桶和刷子，开始粉刷墙壁。妈妈也会带着林迪和8岁的凡妮萨，以及一大堆工具，从乡下赶来。当教会委员们过来检查时，就会看到一群友好的刷墙工人，正在快乐地装饰房子，家具全都包上了防尘罩。而在楼上，一个母亲和家人挤在一起，小女孩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玩一些玩具，林迪和我则在全神贯注地玩强手棋。当凡妮萨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妈妈就会借口说凡妮萨该睡觉了，很快把所有人赶出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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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检查员看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场景，不明白邻居们在瞎抱怨什么。他们会挠挠头，说小凡妮萨多么可爱，然后喝杯茶，跟妈妈友好地拉拉家常。他们刚从大街上消失，妈妈就立刻回家。我们也把强手棋放到一旁，掀开防尘罩，插上电话，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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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不幸的检查中，我们忘记拔掉电话，这下子全完了。到那时，检查员们已是第五次登门拜访，他们肯定已经产生了怀疑。检查完后，他们坐下来，照例喝杯茶。就在他们快离开时，两部电话突然在橱子里响起来。我们惊呆了，顿时沉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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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的，”我赶紧随机应变地说，“你们听到电话铃声了吗？这些房子的墙壁太薄了，我们能听到隔壁的所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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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大步走向前去，拉开橱门。五部电话、一个总机和一大堆电话线一下子滚落到他头上。即使是个大家庭，也用不着电话总机。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生活就此终结。《学子》杂志不得不另找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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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附近搜索出租房。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师提供的条件最好。他赞赏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允许我们使用圣约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我把一块旧大理石板搭在两座坟墓之间，权当办公桌。每个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我们还诱哄当地的邮局技工很快接好我们的电话，而不是按常规等上三个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里面光线阴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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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局的便衣。他们是来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这两部法案的存在。我确实不知道，这也难怪。他们跟我说，打广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或治疗，都是违法行为。当初制订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医生压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们向庸医寻求昂贵却无效的治疗。我争辩说，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将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转给了圣玛利亚医院，向合格的医师求诊。但这两个警察态度强硬，他们警告我：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当众提及“性病”二字，我就会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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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周前，我们成功地告发了玛丽里本警局的一个警察，因为他向学生咨询中心的一名顾客栽赃毒品。那名警察遭到降职。因此，我怀疑便衣的来访跟那件事有关。为了证明我们违反了某些含糊其词的法规，警察居然搜罗出这部陈年旧法，这让我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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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紧将那些在伦敦周围散发的传单加以修改，里面不再提到“性病”，而是把它描述成“社交疾病”。随后，我们接到大量来自痤疮患者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的性病患者则由每周60人骤降至10人。我们断定警察只是虚张声势。为了帮助本应求助的另外50人，我们认为，面对伦敦警察厅的威胁，冒一次险是值得的，于是便重新把“性病”一词写入传单。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光临教堂地窖，将我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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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摩尔蒂莫是一位出庭律师，因支持自由主义事业而闻名，他曾为《Oz》杂志辩护，并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6】一案的审判中发挥了作用。他主动提出为我辩护，同我一样认为那些法律荒唐可笑，警察纯粹是在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都在门的里面贴着一份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我受到正式起诉，罪名有两个：首先违反了《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它禁止任何“有伤风化或淫秽性质”的广告，断定提及梅毒和淋病都有伤风化；其次是违反了《1917年性病法案》，它禁止提供性病治疗和建议的广告，也禁止提到“性病”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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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8日，我的案子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举行了第一次预审，汤姆・德赖伯格为我作了充满戏剧性的申辩。德赖伯格派头十足，他一直担任工党议员，直至1974年。撒马利亚会【17】的创始人查德・瓦拉出庭作证，他指出，在学生咨询中心的建议下，有很多人向他的慈善机构求助。约翰・摩尔蒂莫争辩说，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和所有地方当局，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贴告示。地方法官驳回了根据《性病法案》而对我提出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并未向患者提供治疗，而是引导他们向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求助。至于另一项指控，则推迟到5月22日再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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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英国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它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性病患者数量剧增，已达到战后顶峰。健康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利用这个统计数据，并以我的案子为例，试图在上议院修订《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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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此类严重疾病的传播，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居然有人利用过时的法律，限制这样的努力，这实在是荒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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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次开庭时，许多报纸都宣布，警察对我的起诉是多么愚蠢。人们发起大规模的运动，以改变这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严格的字面意思，地方法官很不情愿地宣布我有罪。但他也明确指出，他认为这部法律非常荒谬，因此只对我处以7英镑的罚款。警察曾以两年的监禁威胁我，与之相比，这个判决太轻了。在法庭外面，摩尔蒂莫向媒体发表声明，呼吁修订这部法律，否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提到“性病”一词。报纸全都合力支持我们。到下一次议院开会时，政府法规便融入了伯克夫人对该法案的修订。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我，就这次“皇家诉讼”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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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官司让我知道，尽管我很年轻，穿的是牛仔裤，而且没什么金钱后盾，但我无需害怕警察或当局的恐吓。如果我有一位优秀的律师，那就更不用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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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尼克已经占据了我的办公桌。由于疏忽，他留下一份写给全体工作人员的备忘录草稿。这是一个取消我作为出版人和编辑资格的计划，然后他将控制《学子》的编辑和财务，将它变成一个合作机构。我将变成一个普通的团队成员，而且，每个人都将平等地决定杂志的编辑方向。我倍感震惊，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即将背叛我了。毕竟，创办《学子》是我和乔尼的主意。我们从斯托学校就开始创办了，虽然遇到各种困难，我们仍想方设法将它出版。我知道自己打算拿《学子》怎样办，而且我觉得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都很开心。我们领取相同的工资，但归根到底我才是编辑和出版人，应该由我来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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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环视四周，看着正在工作的每一个人，他们全都故意把头埋在书桌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计划。我把备忘录放进口袋。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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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我说，“你能出来跟我聊聊吗？很快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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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虚张声势，以此渡过这场危机。如果尼克的煽动已经获得其他十人的支持，那我就很难阻止他们了。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打定主意，我就能在尼克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分裂，把尼克排挤出去。我只得将我们的友谊搁置一旁，先摆脱这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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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我们一边在大街上走，我一边对他说，“有好几个人找到我，说他们对你的计划不满。他们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很害怕，不敢当面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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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露出惊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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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你待在这里不太好，”我继续说道，“你一直想暗中破坏我和整个《学子》。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做朋友，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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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就能面不红心不跳地说出那些话。尼克低下头，望着他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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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里奇，”他说，“我那么做只是因为，这样安排我们的工作似乎更好……”他的声音逐渐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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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感到很抱歉，尼克，”我双臂交叉，直直地望着他，“让我们在夏姆里格林再见吧，但《学子》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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