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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向金勋爵指出，是我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的，而且维珍大西洋刚好有架空闲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那个星期，英航运送一些供给去约旦，带回更多的英国国民。基督教援助会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很奇怪，多年来，他们一直求助于英航，都没有成功；但自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到安曼去之后，英航实际上是追着他们要提供帮助。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也会给慈善事业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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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们最初运过去的救援物资有一部分没有送到难民营去，于是我决定到安曼去待几天，监督下一次运送供给，直到物资最终抵达难民营。我再次来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的王宫。我跟他们的内政部长展开激辩，提出必须严格管理这些物资，好让捐献者确信它们被送到了难民营。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作过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相信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但他担心西方国家希望外交努力失败，这样他们就能支持科威特，保护他们的石油供给。到我回国时，约旦显然已不会爆发全面难民危机了。努尔王后告诉我，再没有难民死于痢疾或脱水。15万难民也一天天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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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突然看见一连串令人惊讶的镜头。萨达姆・侯赛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达的英国公民中间，他示意一个小男孩过来，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头上，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继续对着摄像机讲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电视镜头之一。那个男孩和山姆年龄相仿。我知道自己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如果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家。记者估计这些人质会被用作“人盾”，关押在联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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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样帮人质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大西洋公司有一架飞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准飞入巴格达，就能带上萨达姆・侯赛因同意释放的人质。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为约旦的危机提供帮助，或许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为获释的人质提供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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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弗兰克・赫西给我打电话。他的妹妹莫林和妹夫托尼都被扣留在巴格达当人质了。托尼有严重的肺癌，需要紧急治疗。他打电话给外交部各部门以及伊拉克驻欧洲各国的大使，甚至还把电话打到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但似乎谁都爱莫能助。弗兰克请求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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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毯子到约旦时，我不仅联系了外交部，而且还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建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国家与伊拉克之间的少数联系人之一。我听说伊拉克缺少医疗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们做个交易：如果我们给伊拉克空运一些医疗用品过去，他们能否释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国人。我给努尔王后打电话，问她能否帮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建议我再去一趟安曼，与侯赛因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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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三天，当我到安曼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在一起时，我深深地认识到商人在危急时刻能够怎样提供帮助。乍一看，我之所以敢向侯赛因国王毛遂自荐，不过是因为我曾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飞行，而且我拥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经营着四架波音747客机。尽管再没别人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飞行，但许多商人都拥有大型飞机。不过，这两个条件使我处境微妙，我是侯赛因国王信任的少数西方人之一，因此，我实际上能直接联系到萨达姆・侯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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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起草一封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信。我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组织医疗和食品供应。我问他能否考虑释放一些在巴格达抓住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为了表达善意，我提出运过去一些伊拉克紧缺的医疗物资。我提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和他的肺癌，然后在落款中写上“理查德・布兰森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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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赛因国王替我将信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了一封说明信，然后通过特使送往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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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我开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试图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达的人质的详细健康状况，这样我就能“证明”他们患病。然后，我又给其他外国大使打电话，提醒他们会有一趟救援航班飞往巴格达，他们应该出示本国一些公民患病的“证据”，设法让这些人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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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英国后过了两个夜晚，就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他答应释放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需要某个有地位的人飞到伊拉克，向他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我给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担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爱德华・希思的名字，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们就把爱德华・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赛因国王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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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侯赛因国王给我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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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说。他总是彬彬有礼，以“先生”或“女士”称呼人们，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出发前往巴格达了。我已经收到萨达姆的消息，他说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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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个电话制订计划，已经在员工中找到一群自愿前往伊拉克的勇士。我希望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雷・米尔格特、杰夫・纽、保罗・格林、雷・梅德门特、彼得・约翰逊、简-安・赖利、山姆・拉希德、安妮塔・辛克莱、卡罗琳・斯潘塞、拉尔夫・穆顿、彼得・马尔尼克、保罗・基思利、海伦・伯恩、尼科拉・科林斯、贾奈恩・斯威夫特和史蒂芬・利奇。我们事先提醒乘客们说，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可能会有耽搁，说不定会把他们转到另一家航空公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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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我们已获准飞往巴格达，这时他们都难免有些担忧。他们知道，如果飞机在巴格达多滞留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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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保证，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财务总监奈杰尔・普里姆罗斯说，“但如果飞机受到劫持而留在巴格达，那就没人会给我们提供‘商业损失’保险。记住，英航已经有一架747飞机在科威特坠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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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们反复咀嚼这段话，房间里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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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头有一个优势，”戴维・泰特一脸严肃地说，“他们也会把理查德扣留下来，这样他就不会再向我们提出更多轻率的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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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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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知道这次飞行会让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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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威克机场起飞，向东飞到欧洲。我们在飞机前部挤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奇怪的人群，其中包括人质的亲人、医生、护士、维珍空服人员和一名作为媒体代表的记者。我们身后是400个空荡荡的座位。相当诡异。过了几个小时，我们都顺着过道来回散步，稍微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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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外面，白昼迅速消退，等我们进入伊拉克领空时，天已经黑了。我望着外面的黑夜，不知道伊拉克军队在什么地方。我想象着我们在雷达监视下飞往巴格达。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是唯一的绿色亮点，在慢慢移动。我本以为会看见两架战斗机飞上来为我们护航，但四周只有令人紧张的寂静。飞机轰鸣着，战战兢兢地朝巴格达飞去，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是第一架前往那里的飞机。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我们即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是联军计划攻击的核心目标。我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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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驾驶舱，坐在机长雷・米尔格特以及两位第一副驾驶杰夫・纽和保罗・格林后面。他们正通过无线电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说话，巴格达就在外面，但无线电是它的唯一标志。透过挡风玻璃，我们前面一团漆黑。伊拉克已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我不知道下面住着谁、他们是否听见我们飞过头顶、会不会把我们当作第一架联军轰炸机。我们似乎是天空中唯一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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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接近这座城市。”雷・米尔格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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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开始降落，我扫视了一眼前面的屏幕，看见高度计上的数字在下滑。长途飞行会让人产生错觉，因为，在大部分飞行时间中，飞机都处于云层上方急流层的奇妙世界里，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移动。然后，随着飞机开始下降，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块巨大的铁皮里，以每小时4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还必须让它停下来。我们继续下降，飞机呼啸着穿过黑暗。通常，机场是由橘黄色和银色灯光构成的一大片辉煌灯火，很难分辨出其中哪些是跑道上的灯光。跑道、廊桥、飞机和控制塔都闪烁着荧光灯和卤光灯。然而，飞到一片如此漆黑的土地上，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简直就跟在大海上空飞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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