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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在此结束，因为情况开始恶化。我没能完成日记，因为我们只顾忙着求生了。我记得，就在头天睡觉之前，我们前面只剩下太平洋和美国，天气预报员说我们将在两天后回家。风力这么强，气球时速约为200英里，看起来我们将在圣诞节飞越美国了，圣诞老人在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摇摇摆摆，而我们将回家过节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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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去睡觉时，我想到，一个人一生中能拥有我们这样奇异的经历，而且如此幸运，这差不多有点太过分了。只有当我醒来时，我才意识到，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我们，我们最终将迫降在太平洋上，而不是成为第一批驾驶热气球完成环球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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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跨越坏天气形成的那道屏障，但它抢在我们前面形成了。为了越过它，我们尽量升高，又尽量降低，但都无济于事。这就像在美国海岸上修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砖墙，阻止我们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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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幸运，找到了将气球重新带回太平洋的气流，朝几千英里内唯一的群岛夏威夷飞去。就在距离它60英里的地方，我们跌进海里。气球拖着我们在海浪上前进，每次向前跳跃300英尺，就像电影《轰炸鲁尔水坝》里面的炸弹一样。我们打开吊舱上的圆顶，爬出去，拼命抓住吊舱。然后，当气球第十次撞上海面时，我们投入海里，再次被刚刚设法赶到的直升机拉出海水。维珍赞助伦敦的直升机紧急救护服务真是太应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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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那天，我在夏威夷着陆，决定到内克岛去，我的家人全都在那里。当我在节礼日那天到达内克岛时，却发现那里出了件带有几分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事情。岛上的大房子空无一人，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聚集到岛屿最偏远的一端，举行一次孩子气的派对。说它有点超现实主义是因为，在气球起飞的前一天，我写了份遗嘱，在里面提出要求说，如果气球坠毁并发现了我的尸体，那就把我葬在内克岛的这个角上。我希望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参加葬礼，希望自己永远长眠于这个特别的地方。因此，当我本人来到那里，举目四望，想到这本来会是一次截然不同的聚会时，那种感觉真是奇怪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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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想道，好了，我已经拥有这么多难以置信的经历，上天一直对我十分仁慈，让我每次都能死里逃生。这些大胆的探险帮维珍出了名，也帮我出了名，并给我留下一些奇异怪诞的回忆，让我有一天能讲给孙子孙女们听。不过，我已经凭借自己的好运尽量去冒险了。现在，我明白过来，既然我能打电话给曼德拉总统、比尔・克林顿总统或托尼・布莱尔，并且能直接接通，那么，如果我能利用我为自己确立的这种地位，说不定就能做一些值得出力的事情。在我15岁开始创办杂志时，我就在自己的第一篇社论里描绘了自己的梦想，希望努力改变这个世界。现在，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地位，试着实现当初的梦想了。我一直努力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慈善事业。戴安娜王妃去世时，我正搭乘飞机从美国返回英国，她的亡故也给我造成深深的影响，就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然而，作为王妃的好朋友，我觉得，从这次不幸中创造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将十分重要。因此，我决定制作一张纪念王妃的最好专辑，保证把从中赚到的所有利润投入一项戴安娜纪念基金。埃里克・克拉普顿、斯汀、乔治・迈克尔、克里斯・德・伯格和保罗・麦卡特尼全都欣然决定献唱。不过，我还想要一支动人的歌曲来反映戴安娜的一生，这首歌要能在她的葬礼上演唱，然后收入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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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埃尔顿・约翰是戴安娜的朋友，于是我问他能否在葬礼上演唱《风中之烛》，并请伯尼・陶平为这首歌谱写更合适的曲子。我还明确提出，希望这支歌能收入纪念专辑。所有这些都不仅需要戴安娜家人和女王的授权，而且也需要教会的授权。接下来是三天令人抓狂的谈判，但有人建议女王对这一行动不予批准，于是我打电话给托尼・布莱尔，问他能否干预一下。幸运的是，布莱尔这么做了。埃尔顿演唱的《风中之烛》抓住了整个世界的想象力，让这场令人悲痛欲绝的葬礼变得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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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埃尔顿・约翰的职业已经陷入停顿。可几天之后，埃尔顿却收回了将这首单曲纳入慈善专辑的许可，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吃惊。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我不愿公开的愤怒。然而，某个不择手段的人在翻找埃尔顿家的垃圾桶时发现了它，从而使得它不可避免地登上了《太阳报》的头版，通常这些事总会如此。幸好我们的纪念专辑仍然赚了几百万英镑，成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纪念基金会最大的一笔捐款。而《风中之烛》最终成为音乐史上销售量最大的单曲，卖了大约3300万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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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不单是一台赚钱机器，既然维珍富可敌国，财力与一个小国家不相上下，那我们就应该比过去更多地利用这笔财富解决社会问题。各家公司确实有责任解决它们。最近几年，比尔・盖茨一直在投入大量财力，试图研制出一些消灭致命疾病的疫苗。尽管他曾经处境艰难，而且媒体对微软有很多负面报道，但他仍然极大地回报社会。他是其他所有企业家学习的伟大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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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次去南非时，参观过一些医院，尤其是索韦托的医院。目睹那么多人被HIV即艾滋病毁掉了生活——其中包括数百万艾滋孤儿，有的年仅九岁就承担起家庭重担——真是触目惊心。在英国推出“伴侣”安全套之后，维珍继续在全球支持各种组织对抗艾滋病。但是，这次南非之行后，我发誓要做更多的事情，阻止这种疾病毁掉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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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我也是一家自然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们试图让现在占非洲2％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面积上升到4％～5％，给非洲的野生动物保留更多荒野，让它们自由驰骋——因为那些土地不单是留给牛群和农场主的。非洲野犬是我最喜爱的野生动物之一，这个物种濒临灭绝，我发现它们非常迷人。如果把目前用栅栏圈起来供野生动物使用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让它们获得更大的机会长久生存下去，那将是留给下一代人的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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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另一个灾难深重的地区是北爱尔兰。尽管那里将一直存在来自敌对双方——天主教共和党和新教统一党——的极端主义者，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公众对两个教派之间多年的爆炸和杀戮越来越厌倦。1998年5月，莫・摩兰姆被任命为北爱尔兰大臣——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选择。莫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跟街头巷尾的普通人打交道，丝毫不摆架子，真的是这样。她决定越过政治领袖，直接诉诸人民，就爱尔兰的未来举行全民公决。如果她成功，北爱尔兰就很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如果她失败，这里就会回到混乱之中——在过去的30年里，内乱导致3500人死于非命。全民公决提出，北爱尔兰可以继续留在英国，但如果有一天北爱尔兰的大多数公民希望爱尔兰统一，并且投票通过了这一决定，那么他们也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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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票前两天，结果似乎难以预料。莫是我的老朋友，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走上街头。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驾驶船和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莫感觉我在爱尔兰很受欢迎；而且我跟政界或宗教界都没有任何瓜葛。她也许还希望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实现和平，就会有人投资商业，促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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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我第二天就和我们公关部的一名员工温迪一起，从希思罗出发了，温迪恰好来自北爱尔兰。在机场休息室，温迪转身对我说：“理查德，很抱歉我不能和你去。如果我父亲看见我和你一起参加支持这项和平条约的运动，他会杀了我。”我从没想过温迪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只知道她是一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她这番话让我意识到莫面临的工作有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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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说服温迪去了爱尔兰。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她勇敢地和我们在一起，到那一天结束时，温迪对我们的论点深信不疑，她决定投“赞成”票，而且还劝说她的母亲和姐妹们也投“赞成”票。不幸的是，她意识到自己无法说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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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上北爱尔兰街头与数百人握手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全都回到北爱尔兰大臣的漂亮官邸希尔斯伯勒城堡，吃饭休息，等候结果。我知道，我这次行程至少额外获得了4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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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得到好消息——投“赞成”票的获胜。和平终于降临爱尔兰。既然这次是人民投票决定的和平，我觉得它也许会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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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活中，我逐渐学会面对出乎意外的事情。这话似乎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发生在我个人、家庭和维珍身上的种种事情都让我认识到，你必须随时准备处理各种意外。你会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的行动方式。然而，不管我阅历多么丰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也仍然让我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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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布鲁塞尔时间下午三点一刻，我正准备再次在欧盟有关竞争的调查中发言。我曾经耐着性子参加几十次这样的会议，9月的那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们似乎穿着同样的灰色西服，坐在那里，一起反对我们。我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具有什么力量，因此，在那次会议之前，我就已经考虑好结束会议后回家，与家人到内克岛避暑度假，然后继续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与航空公司无关，也和音乐行业、零售业或铁路无关，这涉及一个越来越“有趣”的主题，即欧洲汽车制造商的“集体豁免权”，换句话说，就是关于汽车制造商通过控制销售商和销售价格来敲诈我们所有人的事实。我参加这个会议，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中心领域降低了销售成本，使得维珍有可能以售价比街角汽修厂还低25%的价格向公众直接出售和运送汽车。在前一年，我们售出了6000多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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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要对坐在房间里我周围那些既得利益者发动毁灭性攻击时，有人静静地递给主席一张纸条。主席读着纸条，脸色发灰，然后向满屋的人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纽约发生了恐怖袭击，有几架飞机卷入其中。然后，他问我是否希望继续。我们没人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但听起来非常不妙。还有人担心欧盟大厦也会成为攻击目标。不过，尽管我很清楚每个人的心思都在纽约，却仍然决定继续发表演说，回答欧洲议会各成员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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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当我准备乘坐“欧洲之星”列车回总部时，终于设法打通了伦敦的电话。“好像是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威尔说，“双子塔刚刚倒塌，可能会有10000多人死去。不断有报道说其他飞机也遭到劫持。他们已经关闭了美国的机场。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让公司的飞机全部折返，只有3架无法返回。由于美国已封闭领空，我建议你回来后我们再谈细节，明天早上首先让所有人都到荷兰公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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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维珍汽车公司的主管坐上火车时，才慢慢意识到整个事件有多恐怖。我们对面坐着一位金融业的女士，正狂乱地打电话给伦敦和纽约的朋友，想尽量弄清真相。她开始把她知道的事情逐一告诉我们：从事金融服务的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已经全毁了，有几家法国和美国银行可能也伤亡惨重。她显然忧心忡忡，我想方设法帮她。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现场的照片，但是，从她的眼泪中，我能够想象事情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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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天早上，我好好考虑了一下我们的生意发展状况。在发生“9・11”事件之前，维珍大西洋公司一直继续着它非凡的成功故事。2000年3月，新加坡航空公司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付出创纪录的6亿英镑，购买了我们49％的股份。2001年，在飞越北大西洋的航空公司中，只有我们仍在盈利。我们感觉那年的生意非常好，当其他人因为成本失控、服务不好和机群老化而苦苦挣扎时，我却对这个行业信心十足，甚至还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一家新航空公司，继续扩大发展。到发生双子塔悲剧的头一天，新公司差不多才刚刚成立一年。这家公司叫维珍蓝航空公司，以西南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模式为基础建立。尽管澳元疲软，燃料价格很高，但公司仍然生意兴隆，它降低了票价，乘坐其航班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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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我们前几年唯一的新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对维珍及其品牌进行合理化改革。到9月11日，我们已经以“品牌化风险投资”理念为基础，制定了一个明确的策略。维珍并非由众多子公司构成的联合大企业，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投资者。因此，我们会精心选择一些商业领域，试图为那些对消费者有利的行业带去更多竞争。然后，我们就去寻找合适的合伙人和经理人，发展这些业务，最终目标是让它们自力更生，就像维珍唱片公司和维珍电台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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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领域，看能否让它们有所改变。一年当中，我差不多有250天都穿梭来往于世界各地，努力让维珍成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品牌——不必最大，但一定要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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