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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以来，至写作本文时（2010年5月），我已完成了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一份公开讲义，二十余篇有关我生活回忆的小品文以及大量旨在全面研究20世纪而设的访谈。而这一切，基本上只仰赖了对记忆小屋的夜访及其后在顺序和细节上将夜访所得忠实再现的努力。夜访有时关注小事：始于一所房子、一辆公车或一个人；有时放眼大千，涉及几十年来我对政治的观感、参与，以及我周游、教学与评述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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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时，我只是整夜舒适地坐着，面对瑞秋•罗伯茨或一片无人的虚空：各种人物与空间漫步而来，却只一无所成地离去。逢这样的夜晚我便不多逗留。我回到小屋入口老旧的木门前，穿过它——通过一种儿童般的天马行空将空间扭曲——来到伯尔尼高地的山坡上，多少有些笨重地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在这里，我从愧于无力抵挡瑞秋•罗伯茨之魅力的小听众，变成了海蒂寡言的祖父阿姆大叔4。这样一连数小时地躺着，由清醒进入一种尚存意识的昏沉——直至彻底苏醒，懊恼自己从前夜的努力中竟没能编造、储存、回想起一丁点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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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的夜晚几乎对身体也构成了一种挫折。当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说：你应为自己尚能保持清醒而自豪——哪里写着你还需要多产？然而，我对自己如此情愿就屈从了命运仍然感到一定的愧疚。可究竟谁在我的境况中还有能力做得更好？答案是显然的，一个“更好的自我”，而我们是多么频繁地想要成为一个比当下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啊——虽然明知眼前所做到的事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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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怨恨良知对我们的这种捉弄。但这么一来，夜晚便被畅置在阴暗的烕胁之下了，对这种威胁不可掉以轻心。紧蹙双眉、对所有来者怒目而视的阿姆大叔，他可不是个快乐的人：只有在能往橱柜、抽屉、架具和走廊里储存在回忆时所产生的拙作的夜晚，他的阴郁才偶尔能得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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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注意，这个阿姆大叔，亦即我多年来郁郁寡欢的另一个自我，并不仅仅是在丧失了存在目的的小屋门前坐着。他还抽着一支吉坦尼斯牌香烟5，小心翼翼地端着一杯威士忌，还翻报纸，还迈着重重的步伐漫无目的地穿行于积雪的街道，感怀地吹口哨——总体上让自己显得像是个自由的人。有些夜晚，这便是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该说他是在提醒我往昔已逝的苦涩，还是在用一支记忆中虚幻的香烟给自己带来慰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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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另一些夜晚，我却能无视他而径自走过：一切运转顺利。面容一一浮现，事事衔接妥帖，泛黄的老照片也都鲜活了起来，“一切联结”6，不出几分钟，故事有了，人物有了，说明有了，我的精气神也有了。阿姆大叔，以及他就我所丧失的世界而做的淤塞提醒变得轻若无物：因为往昔围绕着我，因为我有了我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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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怎样的往昔呢？我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和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相同。即便以我的职业对理性的极高标准来衡量，我也一直称得上是个“理性派”：在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老生常谈里，最吸引我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至今我仍觉得这句话说得对，虽然现在我已经明显采用更迂回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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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我似乎将自己看作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杰佩托，构造了许多匹诺曹一般的判断与依据，它们因自身逻辑结构的合理性而具有生命，并依靠各个部分所必需的诚实来讲述事实。然而我近来的写作却大大地增加了归纳法特性。它的好处在于，有助于从本质上产生一种印象派艺术的效果：方便我将私人的与公众的、理性的与直观的、具体发生的与笼统感受的诸事物顺利糅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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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算什么风格，只能说，如此制作的小木偶虽然关节连接得更松散，但比起过去用演绎法潜心雕琢而成的木偶要活灵活现得多。其中偏议论的文章——比如《艰苦年代》——让我不禁想起早被遗忘了的卡尔·克劳斯（Kad Kraus）写到维也纳的小品文：引经据典、意有所指，要紧的内容却叙述得很轻松。然而另一些——具有更深情脉络的，比如《食物》和《帕特尼》——则相反。它们着意避免“寻根式”作家文字中常有的沉闷抽象，不以能揭示大格局而自诩，却或许更能达到这个目的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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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这些小品文7，我仿佛撞见了另一种可能性中的我。几十年前，有人建议我学文学。那是一个睿智的校长，他说史学过于迎合我的天性，由我来做太缺乏挑战；文学——特别是诗歌——则会迫使我去发掘自己不熟悉的文字与风格，也许哪天我会为之所吸引。不能说我为自己没有采纳这条建议而后悔：我和我拘谨的思维习惯一直以来都合作得很好。但我的确觉察到了某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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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儿时所观察到的比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或许每个人儿时都如此，而我与他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有了这灾难性的病所提供的机会，令我能不断召回儿时的见闻。不过，或许也不尽然。因为有人问我：“但你如何连绿线巴士上的气味都能记得？”或“你为什么能牢牢记住法国小旅馆的细节？”而这或许意味着，我早在经历之时就已经开始在脑中建造某种小小的、类似记忆小屋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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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我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过是一厘一毫罢了。我只是在稚气的往昔里，可能比其他孩子更热衷于将自己过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却也没有上升到创造性地将这些过去储存到记忆里以备未来之需的地步。当然，我小时候喜欢独处、默思，但也没有严重到引人注目。因此，近几个月来我能源源不断地忆起往事，应该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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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行给我带来的优势，在于我已经谙熟故事大纲，只需往里填充事例、细节和说明即可。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连、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毫不讳言地说，我与许多与我拥有相似记忆的人——从近来的信函往来中可以看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这些记忆能加以利用的途径要多得多。仅为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再幸运不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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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本健康无虞的人，却在60岁时被退行性绝症击垮，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他却因为这病行将就木，这时候说他幸运，未免太过恶毒。然而幸运有很多种。患上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不过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颗内涵丰富的脑袋：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这下，唯一还缺乏的，就是一个用来储存的橱柜了。而这个橱柜，我在打捞过去岁月的过程中也已经找到，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幸运。但愿我没有辜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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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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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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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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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印度码头区（West India Docks），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时是伦敦的进出口码头。想必在当时，也是工人阶层颇多，污言秽语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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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街（high street），在英式英语中，多指城镇中最主要的一条商业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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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绿线巴士》一章中的绿线巴士，后文有详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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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出瑞士作家约翰鄉•施皮里（Johanna Spyri,1827—1901）写的儿童文学《海蒂》（Heidi）。故事中，海蒂的祖父与村人多年不合，独居在高山的牧场上，因此被人们唤作阿姆（Aim）大叔。“aim”在德语中指“山上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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