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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意识到自己在儿时所观察到的比所能理解的要多得多。或许每个人儿时都如此，而我与他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有了这灾难性的病所提供的机会，令我能不断召回儿时的见闻。不过，或许也不尽然。因为有人问我：“但你如何连绿线巴士上的气味都能记得？”或“你为什么能牢牢记住法国小旅馆的细节？”而这或许意味着，我早在经历之时就已经开始在脑中建造某种小小的、类似记忆小屋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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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我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过是一厘一毫罢了。我只是在稚气的往昔里，可能比其他孩子更热衷于将自己过去的方方面面串联起来，却也没有上升到创造性地将这些过去储存到记忆里以备未来之需的地步。当然，我小时候喜欢独处、默思，但也没有严重到引人注目。因此，近几个月来我能源源不断地忆起往事，应该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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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本行给我带来的优势，在于我已经谙熟故事大纲，只需往里填充事例、细节和说明即可。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连、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毫不讳言地说，我与许多与我拥有相似记忆的人——从近来的信函往来中可以看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这些记忆能加以利用的途径要多得多。仅为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再幸运不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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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本健康无虞的人，却在60岁时被退行性绝症击垮，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他却因为这病行将就木，这时候说他幸运，未免太过恶毒。然而幸运有很多种。患上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不过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颗内涵丰富的脑袋：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这下，唯一还缺乏的，就是一个用来储存的橱柜了。而这个橱柜，我在打捞过去岁月的过程中也已经找到，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种幸运。但愿我没有辜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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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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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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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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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印度码头区（West India Docks），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时是伦敦的进出口码头。想必在当时，也是工人阶层颇多，污言秽语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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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街（high street），在英式英语中，多指城镇中最主要的一条商业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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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绿线巴士》一章中的绿线巴士，后文有详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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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出瑞士作家约翰鄉•施皮里（Johanna Spyri,1827—1901）写的儿童文学《海蒂》（Heidi）。故事中，海蒂的祖父与村人多年不合，独居在高山的牧场上，因此被人们唤作阿姆（Aim）大叔。“aim”在德语中指“山上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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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坦尼斯牌香烟（Gitanes），因为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喜欢抽而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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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句引语由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在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所说的“唯有联结！”（“onlyconnect!”）变形而来。作为人文主义者，福斯特主张“人与人之间要排除社会阶层、身份的限制而达到联结”。《霍华德庄园》是该作者的代表作之一，探讨了同一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可弥合性，指出唯有联结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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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处原文为法语。后文中作者所用的法语词句，均以楷体字（本电子版用下划线）表示，不再一一注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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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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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受着的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具体来说，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一种：也叫“路格瑞氏症”。运动神经元疾病并不罕见：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症都是，还有其他各种程度较轻的病。ALS——神经肌肉型疾病中最为罕见的一种——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患者不会有感觉的丧失（这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其次是病症不会给患者带来痛感。与除此之外的大多数恶疾、绝症不同，患者在病情恶化的同时得以在几可忽略不计的不适中悠闲地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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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ALS构成的是一种越来越彻底的、无法被假释的监禁。起先，是一两根手指、脚趾失灵，接着殃及整肢，直至最后终不可避免的四肢瘫痪；躯干肌肉则近乎全线麻痹，不仅使消化成为问题，也对生命构成威胁，因为呼吸将逐渐变得困难，直至最终必须依赖管、泵组成的仪器提供外部支持。最严重时，上运动神经元（控制身体其余部位的叫下运动神经元）失灵，吞咽、说话，甚至控制颌关节和头部的动作，都无法完成。我（还）没有这些症状，不然也就不能口述这篇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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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我的病其实已经到了四肢瘫痪的阶段。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才能稍稍移动一下右手，左臂也只能往胸口挪6英寸左右的距离。我的双腿虽然能在护士把我从一张椅子转移到另一张椅子的间隙保持挺立，但都已无法支承我的重量，且只有其中一条尚残留些许自主移动的能力。所以别人怎么安排我的手臂和腿，它们就怎么搁着，直到别人再来帮我移动它们。躯体也是如此，无力和褥疮导致的背部疼痛构成一种慢性煎熬。由于不能用手臂，我无法挠痒、扶眼镜、剔牙，或进行任何一项我们每天都要——不假思索地——做无数遍的事。即便是乐观地说，我也已经是个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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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我尚能请人抓个痒、做些调整、送杯饮料或慷慨地帮我活动一下四肢——连续数小时被迫处于静止状态，对身心都是一种折磨。因为人并没有丧失伸展或弯腰、站或躺、奔跑甚至锻炼的需求。而欲望袭来时，除了寻找小小的折中的慰藉，或设法压抑那念头以及随之被唤起的肌肉记忆之外，我什么——真正是任何事情——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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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夜晚来了。我总是等护士非睡不可时才肯去睡。人们将我“收拾”停当，便用那把18个小时来我一直坐着的轮椅将我推进卧室。一番努力（虽然我在高度、身量和体重方面都有所减缩，但即便是一个强壮的男性要搬动我，仍需花费不小的力气）后，又将我搬到榻上。我被调整到坐姿，上下身约成110度夹角，并由叠好的毛巾、枕头固定在这个姿势上，为平衡我左腿向内倾倒的趋势，它被膝盖向外地放置，像是在做一个芭蕾舞动作。这个过程丝毫不容疏忽。倘若没搁好一条胳膊，或从头到上腹到腿没有小心翼翼地对成一条直线，余下的夜晚我便只得去忍受这种折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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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人们为我盖好被子，且为了营造一种双手尚能活动的幻觉，将它们放在被子外。然而因为如今它们总觉得冷——正像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就也被裹了起来。我身上从发际线到脚趾头的十几处仍感到痒的地方被挠了最后一遍，鼻中的Bi-Pap呼吸机插管为免夜间滑落，被收到紧得难受的程度；眼镜也被摘除……于是我躺着，身子被裹着，眼睛看不清，动也不能动，像个现代木乃伊，孤独地囚禁在肉体的牢房中，只有思想在余下的夜晚与我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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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倘若实在需要，我还是有办法求助的。由于除了颈部和头部之外我全身的肌肉均不能活动，便用置于床头的一只终日开启的婴儿对讲机来实现通讯，只需一声，就能将护工唤来。呼唤帮助的欲望在患病伊始几乎是难以压抑的：每块肌肉都需要活动，每寸皮肤都感到瘙痒，我的膀胱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在夜间将自己注满的方法，于是也一再地需要被解放。总而言之，我当时绝望地需索光线、陪伴以及与人交流所带来的单纯慰藉。然而到了现在，我几乎已戒除求助的愿望，学会了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抚慰与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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