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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倘若实在需要，我还是有办法求助的。由于除了颈部和头部之外我全身的肌肉均不能活动，便用置于床头的一只终日开启的婴儿对讲机来实现通讯，只需一声，就能将护工唤来。呼唤帮助的欲望在患病伊始几乎是难以压抑的：每块肌肉都需要活动，每寸皮肤都感到瘙痒，我的膀胱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在夜间将自己注满的方法，于是也一再地需要被解放。总而言之，我当时绝望地需索光线、陪伴以及与人交流所带来的单纯慰藉。然而到了现在，我几乎已戒除求助的愿望，学会了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抚慰与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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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后一个能力——尽管是我的一己之见——的确得来不易。你可以问问自己，夜里是多么频繁地需要活动一下。不必非是变换地点那样的大动作（例如上厕所，当然这也可以算在内）：只是动动手脚，睡着前挠挠身体的几个部位，以及下意识地将身体微调到最合适的姿势。然后想象一下，有一天你非但不能如此，反而被迫在全然的静止中连续仰卧——这怎么也算不上最舒适的睡姿，却是我目前唯一能忍受的一种——7小时，并想方设法将这种耶稣殉难式的苦痛变得可以忍受，且不仅忍受一晚，而是忍受余生的每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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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的对策都是：先一一检视自己的生活、思绪、幻想、真实的记忆、虚妄的记忆等等，直想到某件事、某个人或某个故事将我困在身体里的思维引开为止。这种脑力锻炼必需足够有趣到能集中我的注意力，使我不受耳内或后腰某处瘙痒的侵扰；却又不能过分有趣或出人意表，以便能作为睡眠的前奏，助我进入梦乡。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这种做法很可以被当作缓解失眠和身体不适的良方，虽然并不总是万无一失。一夜又一夜、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那曾经如此难捱的夜的煎熬，我后来竟能坦然面对了，如今想来仍不免惊讶。我醒来时，身体的姿势、思想的框架以及高悬着的绝望的状态都能与睡前保持完全的一致——就我的情况而言，做到这一点着实是个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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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已能游刃有余地捱过任何一个夜晚，但这种如蟑螂一般的存在形式却是越来越难以忍受。“蟑螂”当然是引申自卡夫卡的《变形记》，书里的主人公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一只虫。故事不仅旨在表现他作为一只虫的感受，也重点表现了他家人的反应和不解，令人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最善良、最体贴的朋友或家人，也无法明白这种疾病加诸病人的孤独与囚禁。即便在一场转瞬即逝的危机中，无助也是令人羞耻的——想一想摔倒或向陌生人请求肢体协助时的感觉吧。然后再想象一下，当ALS引起的羞耻成为一种无期徒刑时，人对此噩耗将作何反应（将ALS与无期徒刑联系在一道是草率的，因为后者较前者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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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带来片刻喘息的机会，然而，仅仅是即将被挪到轮椅中坐一整天这样的事，就能让人精神百倍，由此便知长夜是何等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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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可做无疑有助于健康，对我来说，这事情却只是脑内和口头的一些事——得到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将想法诉诸话语，且常常是愤恨的话语，是克制后为身体虚弱而懊恼和沮丧的倾诉，即便这样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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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晚死里逃生的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夜晚也当作白天对待。倘若我能找到一些百无聊赖的人，愿意与我彻夜长谈一个妙趣横生、使我们双方都不感到困倦的话题，我愿意将他们找出来。然而患上我这样的病的人，也会意识到他人有他人必要的常态：他们需要运动、娱乐和睡眠。于是，我的夜晚便只好在表面上模仿他们的夜晚：准备就寝，就寝，起床（或者不如说是被起床）。然而其间的差异一如疾病本身，是难以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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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起码应该为自己能够独立寻得这种正常人只有在关于自然灾害和幽禁牢房的故事里才能读到的求生技能而稍稍感到满足。而且这种病也的确有其锻炼人的一面：凭着将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生动描绘的技巧引为己用，加之既无法记录又无法整理笔记，我本已强大的记忆力又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补偿带来的满足出了名地稍纵即逝。世上没有从冰冷、无情的铁甲中获得救赎的恩惠。敏于思维带来的快乐——在我现在看来——实在是被那些不完全依赖于此的人过分夸大了。那些出于善意，鼓励我为生理缺憾寻找精神代偿的说法也一样。这种方法无济于事。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即便用再好的话粉饰它也于事无补。我的夜晚非常有趣，但没有它们，我照样能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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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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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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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太总是郑重叮嘱中餐馆用纸盒送餐。我的孩子对气候恶化情况十分了解。我们是个环保型家庭：用他们的话来说，我必定出现于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之前，是生态纯洁时期的遗老。不然谁会在家里走来走去熄灯、检查水龙头是否关紧？谁在这个常换常新的年代还钟情于缝缝补补地凑合？谁还回收剩饭，小心翼翼地保存包装用纸？我的儿子们用胳膊肘杵杵他们的朋友，说爸爸是在贫穷中长大的。完全不是，我纠正道
:“我是在艰苦中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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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什么都缺。丘吉尔拿英国作抵押，为打希特勒倾空了整个国库。衣物配给施行到1949年，廉价、简陋的“经济型家具”的配给到1952年，食品到1954年。只有在1953年6月伊丽莎白加冕时才暂缓了一小段时间：每人可多领1磅糖和4盎司人造黄油。而如此便能构成额外恩惠，反而更突出当时日常的食品配给有多么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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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当时的孩子来说，配给制度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制度取消很久后，我母亲还骗我说，“糖果”的供应仍受到限制。我分辩说学校里的朋友们仿佛都有吃不完的糖时，她还满不赞许地解释说，这一定是他们父母从黑市买的。由于战争的后遗症还随处可见，她的这个故事就更加可信了。伦敦城里密密麻麻布满了弹坑：曾是房屋、街道、铁路站场和仓库的地方，如今都成了“闲人免入”的废墟，正中还有炸弹砸出的深坑。截止上世纪50年代初，未引爆的炸弹基本都得到了清除，弹坑虽仍属禁区，却已没有了危险。这些现成的玩乐场所对小男孩们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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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配给和补贴，意味着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所需都能得到保证。托战后工党政府的福，儿童被赐予了一系列健康食品：免费牛奶，免费浓缩橙汁和鱼肝油——必须凭身份证明到药店领取。装橙汁的器皿是像药杯一样的长方体瓶子，导致我一直以来都无法戒除橙汁与药水之间的联想。直至今日，一大杯饮料仍能在我心中引起一种升华自配给制度的内疚感，会觉得最好不要一下子喝完。至于由仁慈的当局强制推行给主妇和母亲们的鱼肝油，简直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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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幸运地在他们工作的美发店楼上租到了一套公寓，然而我的很多朋友都只能住在劣等房或临时房里。1945年至60年代中期，每一届英国政府所着力发展的，都是大型公共住房计划：因为处处供不应求。上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伦敦人仍然住在“预制房”里：就像城市里无家可归的人所蜗居的移动房屋，看起来不耐久，其实能支撑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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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新建住房的方针可以概括为极简主义：三居室的公寓最小的使用面积只有900平方英尺，相当于曼哈顿现在的一套宽敞的一居室公寓。回想起来，这些住房不仅逼仄，且阴冷、简陋。而在当时，等房的名单却很长：全部掌握在地方当局手中，十分紧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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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上空的空气很像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烧煤——因为它便宜、量多且国内自产。尘雾常年是大害：我记得自己曾将头探出车窗外，在黄雾的笼罩下帮助父亲监视车与路肩之间的距离——眼睛最多只能看到一臂开外的事物，空气闻起来也很糟糕。然而，大家“都挺过来了”：还不带丝毫自嘲意味地将此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伦敦大轰炸相提并论，以示我们民族的不屈精神和伦敦人的“抗击打”能力——开始是希特勒，现在又是这糟糕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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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对刚刚结束的那场战争一样熟悉。那时，到处是退伍军人、纪念仪式和祷告会；但是举国没有一点当代好战的美国人那样大张旗鼓的爱国主义。战争，同财政紧缩一样，也是朴素的：我的两个叔父随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军团从非洲打到意大利，历数战争的匮乏、过失和实力不足时，没有一丝怀念或认为我军无往不胜的狂妄情绪。音乐厅里高傲的帝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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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意与之交战，然而如果必须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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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战舰，我们有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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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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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战时广播中薇拉•琳恩（Vera Lynn）优伤的“后会有期，不知何处，不知何时”所代替。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一切却都回不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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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一再被重提，无形中在我们与父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战后的我们仿佛仍然生活在上世纪的30年代：一切都仍如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Road to Wigan Pier）、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的《天使人行路》（Angel Pavement）和阿诺尔德•本内特（Arnold Bennett）的《五镇的狞笑》（The Grim Smile of the Five Towns）中写的一样。无论在哪里，人们都还饱含深情地提到帝国荣耀——我出生后的几个月，英国把印度给“弄丢了”。无论是饼干罐头、铅笔筒，还是教科书、新闻片1，都在提醒我们曾经的身份和成就。在这里，“我们”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1951年，汉弗莱•詹宁斯2为庆贺英国节3拍了一部纪录片，就取名《全家福》。言外之意：家族虽然蒙难，但我们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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