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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直到最近才开始完全理解幼时的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优越地位回望，更能看清那个贫瘠年代所包含的品质。当然，谁也不希望它重演，但财政紧缩不仅是一个经济状况，它也是民心所向。1945年至1951年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正如哈利•杜鲁门一样——力挫战争领袖的个人魅力在选举中胜出，满足了那个年代需要低调的整体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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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揶揄地说他“的确有很多事不得不谦虚”。然而，正是艾德礼领导了英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条件虽然不比20年后的林顿•约翰逊，但成绩却相当。像杜鲁门一样，他一生清贫节俭——从毕生的公众服务里只获得了一点点回报。艾德礼充分体现了伟大的爱德华时期中产阶层改革家的作风：道德严肃，处处克己。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有几个敢说自己能做到——甚或哪怕是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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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若将从政比作绘画，将罗斯福比作提香，丘吉尔比作鲁本斯，那么艾德礼就是这行中的弗美尔：精确而内敛——且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比尔•克林顿或许追求萨尔瓦多•达利的高度（如此比较大概会被他看作是对他的恭维），托尼•布莱尔则在地位——和贪婪程度——上都很像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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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道德严肃感体现在精简的形式和克制的美感上：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一样。近来，我让我们12岁的儿子去看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在1959年拍摄的经典影片《四百击》。作为看着《后天》、《阿凡达》之流所谓“内涵深刻”的电影长大的一代，他表示震惊：“太简洁了。他做了这么少，却表现出那么多。”委实如此。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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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朴素的反面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穷奢极欲。我们一味无止尽地重商业、轻公共事业，对领导人也不再抱有更高的期望。丘吉尔能给我们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如今60年过去了，我们自己的“战争总统”6——尽管大谈道德时也慷慨激昂得喘不过气来——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除了让我们继续购物外竟什么期望也说不出来。这种只知在消费上人人“休戚与共”的精神贫瘠的社会，就是现在的领导人所能给我们的一切。想要更好的执政者，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为自己谋取更少的利益。艰苦一点，也许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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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闻片（Newsreel），20世纪上半叶在公映场所播放的有声时事短片。被认为是现在仅存的关于那个年代的有声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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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1907-1950），英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被英国著名导演林赛•安德森誉为“英国电影界唯一的真诗人”。1950年，他为翌年举办的英国全民庆典拍摄了主题纪录片《全家福》（Family Portrait）后，于同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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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国节（The Festival of Britain），是19S1年夏季由英国政府举办的一场全民庆典，旨在恢复战后民众情绪，展示英国在科学、技术、工业设计、建筑和艺术领域做出的贡献。庆典由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举办.并很快被继任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勒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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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里尔•康纳利（Cyril Connolly，1903—1974），英国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在二战后的主要书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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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厨房水槽剧（“kitchen sink” drama），英国影视、舞台剧在20世纪S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流行的一种风格，以战后工人阶层为主角，注重体现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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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处应指1997年至2007年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自“9·11”亊件发生起，布莱尔就视美国为紧密的盟友，并大力给予支持。他曾在2001年和2003年分别支援美国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总统”的名号原意是指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得名于2004年。当时，一位美国艺术家用伊拉克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士兵的照片马赛克组成了小布什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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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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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小时候吃得不好，长大了就不会怀念。我少年时的美食体验，包含了英国菜里最令人提不起兴致的各色传统菜肴；又因父亲在比利时度过的少年时代留给他的隐约记忆，偶尔有少许欧陆都会风情的料理作为调剂；每周还会穿插一餐在祖父母家的安息日晚餐，提醒我作为东欧犹太民族后人的传统。这种奇异的杂烩料理对剌激我的味蕾并没有起多少作用——我是在去法国念研究生以后才常常能吃到好东西的——倒是让我年少时对身份归属的困惑更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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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出生在旧伦敦东区最缺少犹太教氛围的地段：伯戴特路和金融路路口，伦敦码头以北几个街区的地方。这一不幸的地段安排——母亲觉得自己与之十分疏离，因为它不像北边几百码外的士得利园那样有浓厚的犹太氛围——在母亲身上造成了许多如若不然将无法解释的性格特点。比如，母亲与父亲不同，她对国王和女王十分尊敬，晚年甚至发展到每次电视转播女王的演说时，都几乎忍不住要站起来。与我族中那些说意第绪语的外国亲戚相比，她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几乎到了自觉惭愧的地步，且由于她母亲对一年一次的大型仪式以外的所有犹太传统都一律漠视（无疑也因为她的成长环境在伦敦东区），她对犹太料理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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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是吃英式菜长大的。但不是炸鱼薯条，不是葡萄干布丁，不是蟾蜍在洞1，不是约克夏布丁，也不是别的任何英式家常美味：这些母亲认为不健康的食物她都看不上。她虽在非犹太人中长大，但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她和家人都不与外人往来，根本不了解在他们看来可怖又可疑的邻居们的家庭生活。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她对如何烹制“英式美食”都一无所知。她的日常交际圈内，只有我父亲在英国社会党中认识的朋友，那些全素食主义者和半素食主义者，让她明白了全麦面包、糙米饭、豆类植物以及其他一些爱德华时期左翼人士饮食中的“健康”食材的好处。然而，正像她不懂如何做中式炒杂碎一样，她也做不来糙米饭。于是，她便沿用了当时英国所有其他厨子都采用的方法：将每样东西往死里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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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式料理于我的印象，倒不在于缺乏精致感，更多的是连一点根本的滋味也没有。我们吃的霍维斯全麦面包虽有健康价值，但在我眼里，比朋友家喝茶时端上来的橡胶般的白土司更没劲。我们吃白煮肉、白煮菜，偶尔也将这两样东西炒一炒吃（公允地说，母亲炸鱼很有一套，虽然我一直不知道那是英式还是犹太式的）。偶有奶酪时，一贯是荷兰奶酪——原因我从来没弄明白过。茶是不会少的，且由于我父母反对喝任何有气泡的饮料——又一个他们出于对政治的短暂兴趣而养成的毛病——于是我们只能喝果味的非碳酸饮料，过了几年也开始喝雀巢咖啡。多亏了父亲，家里偶尔也会出现卡芒贝尔奶酪、色拉、正宗的咖啡和其他一些好东西。但母亲看待这些东西怀着警惕，就像她看待来自欧陆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无论是吃的，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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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每周五祖母在伦敦北部的家里为我们准备的晚餐，简直再好吃也没有了。我祖父是波兰犹太人，祖母生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小镇。两人都好北欧犹太口味。我初尝中南欧（具体而言是匈牙利）那菜色多、口感好、滋味浓的犹太料理，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也还没吃过地中海的西系犹太料理。祖母从皮尔维斯托克2经安特卫普抵达伦敦，一生不知色拉为何物，所有与她狭路相逢的绿叶菜，都会被她一一用煮锅折磨致死。但是做起酱料、鸡肉、鱼肉、牛肉、根茎类蔬菜和水果来——对味觉长期得不到刺激的我来说——她简直是魔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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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里，每周五晚餐的最大特点，可以说是一种酥与脆、甜与咸的反复对比。土豆、大头菜、胡萝卜总是做成酥软的红菜，尝起来都像在糖水里浸过。黄瓜、洋葱和其他一些生吃无害的小蔬菜，则做成爽脆的泡菜。肉菜酥软发红，都要炖到肉骨分离、叉也叉不住为止。鱼每顿都有，煮、腌、炒、烟熏或捣碎了做犹太风味的鱼丸汤，且祖母家似乎总有一股调味或腌制过的海产的气息。有意思——或许也有其深意——的是，我对鱼的口感和种类（多半是鲤鱼）没有任何印象，倒是鱼肉外面裹的东西更引得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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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鱼和蔬菜外，还有甜品，准确地说，是糖煮水果。主菜过后，以李子和梨为主的各色煮得酥烂的水果纷纷如期登场。偶尔会被裹在一种普林节3用来做“哈曼袋”4的传统面饼里，不过更多时候，糖煮水果是直接上盘的。饮料方面，供应给成年人的总是一种很有特色却难以下咽的甜酒，此外人人都有柠檬茶喝。主食包含黑麦面包、麻花面包5、马佐团6鸡汤以及各种形状、馅料的饺子（但是口感清一色地只是软），任何一个五百年内在德国、俄国、拉脱维亚与罗马尼亚出生的人，都能从这样一顿饭中找到归属感。对我来说，每周一次从帕特尼7到皮尔维斯托克的跳跃，意味着家庭，意味着熟悉感，意味着滋味和根源。我从未想过要给那些英校男生朋友们解释我们在周五晚上的伙食，以及这伙食于我而言的意义。我想我自己也不甚了了，而他们更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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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一点后，我又发现了其他给寡淡得不可救药的家庭养生食谱增味的途径。在当时的英格兰，如果祖上没有人来自情调十足的异国，又想吃到有意思的东西，只有三个去处：意大利餐馆，当时的食客还仅限于SOHO区艺术家和言语豪壮的波希米亚派社会边缘人士，这对于身为学生的十几岁的我来说也太贵。再来是中餐，但在那个年头，中餐既无趣又少见，且还没做出迎合英国人口味的商业改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伦敦仅有的几家正统中餐馆都在东区，只有中国水手和几个东亚移民肯光顾，菜单上经常没英文，本地人对其菜色也都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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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行得通的就只有印度菜了。我不信我的父母去过印度菜馆——我母亲不知为何会认为中国菜（虽然她对中国菜一无所知）“干净”，而印度菜却很可疑，它拿浓郁的滋味来打掩护，且很可能是在地板上做出来的。我从来也没有这种偏见，且在学生时代，我只要有钱就往伦敦和剑桥的印度餐馆跑。当时我只道是因为它好吃，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因为它让我在无意间联想到了祖母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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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菜也全是浸在浓郁酱汁里的、炖过头的蛋白质品。它的面包软、佐料辣、蔬菜甜。它的甜品是果味刨冰或糖煮的异域水果。它最适合用来佐餐的饮料是啤酒——这种饮料几乎不为我家人所知。虽然父亲从未吐露，但我确知他心里对换着酒吧轮番豪饮的典型英国人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已经欧化得懂得喝有一定质量的红酒，但另一方面，他也还保有老一辈犹太人对过量摄入酒精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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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菜让我更英国化了。与大多数我那一代的英国人一样，我如今想到印度菜外卖，会把它当作一种几世纪前就引进了的本地菜色。我的英国习气之甚，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中餐为第一外国菜的国家，竟像思念故乡的一部分那样思念着印度菜。然而我的英国习气也导致我同样思念着稍做了英式改良的东欧犹太料理（与美国的犹太料理相比，煮得更久，但没那么辣）。我虽也能调动自己去思念炸鱼和薯条，但这不过是怀念传统美食的自我训练罢了。幼时我家中根本没怎么吃过这些东西。倘若真要我“追忆逝去的滋味”，我会先来份炖牛肉和烤萝卜，继以咖喱鸡块和麻花面包夹酸黄瓜，配上翠丰牌啤酒和柠檬甜茶。勾起我回忆的玛德琳蛋糕呢？它是浸在马佐团鸡汤里的那块馕，由一个说意第绪语的马德拉斯8女招待送上。话说食如其人。我这个人可是再英国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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