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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些观察导致我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幻想时，有了一种认知失调。一方面，我要把基布兹作为犹太教的生活方式与更高层面的犹太教的具象来信奉，加上我本人一贯教条主义，轻而易举就让自己保持了多年对基布兹原理优点的信仰。然而另一方面，我本心却一点儿也不喜欢它。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在结束了一周劳动后的安息日，搭顺风车或巴士离开基布兹去海法（离上加利利最近的大城市），一边猛吃酸奶，一边从码头忧伤地望着发往法马古斯塔、伊兹密尔、布林迪西等大都市的渡船。那时的以色列就像监狱一般，而基布兹就是这监狱里挤满了囚犯的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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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我摆脱了这个困扰。首先是被剑桥大学录取。当我的基布兹同事们得知这一消息时，大家全都震惊了。整个大迁徙的文化——“归升”（回到以色列）——意味着必先断绝回到散居状况的一切通路和机会。当时的青年运动领袖们心里完全明白，身处英、法的少年一旦被当地大学录取，便永远不会回到以色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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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相应的，官方主张被大学录取的犹太青年放弃自己在欧洲的学位；投身基布玆劳作，花几年时间采橘子、开拖拉机、分拣香蕉；接着，如果情况允许，再向社团证明自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且必须明白，所学的科目将根据候选者将来对集体所要起的作用，由大家集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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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我如果走运，可能会在25岁左右被送去以色列的大学，读比如说电气工程这样的专业。如果有天大的运气，且同志们对我百般溺爱，也许会被送去学历史，以便日后成为一名小学历史教员。在15岁时，这样的一个未来对我来说是美好的。然而两年后，勤奋读书、好不容易进入国王学院的我再也没有放弃机会的念头，也不想再将自己放逐到种田的生活中去了。基布玆社区对我的决定表现出极大的费解和明显的蔑视，这只能让我愈发疏远他们的社群民主理论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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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刺激我放弃信仰的因素，是六日战争3后我在戈兰高地与军队在一起时的经历。我在那里惊讶地发觉，大部分以色列人并非离开故土的现代农业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些心怀偏见的城市犹太人，他们与欧美城市青年主要的不同，一在于他们有大男子主义的刚愎自用，二在于他们随时能荷枪实弹。他们对于彼时刚刚战败的阿拉伯人的态度令我震惊（也证实了许多年来我所信仰的基布玆只是一种错觉）；他们谈到未来将要占领并主宰阿拉伯土地时的漫不经心，即使在当时也令我胆寒。回到当时逗留的基布兹——位于加利利的哈库克海滩——后，我感觉自己已然成了一个陌生人。此后没过几星期，我就背起行囊回家去了。两年以后的1969年，我与当时的女友一起回到哈库克。重访玛哈纳耶姆时，我遇到了过去一道釆桔子的“尤利”。然而他没有认出我，更没有像往日那样问候我，只在经过我们时停下来问了一句：“你在这里干什么？”4对啊，我究竟在那里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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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那些年被浪费或错付了。相反，如果那十年我跟随了时代大流，或许不会学到这么多，不会有如此丰富的记忆。踏人剑桥之初，我就已经经历——并领导——过一次理想主义的运动，而我的同龄人对这种运动则大多只有理论层面的认识。我已经明白了什么叫“信徒”——也同时明白了这样激烈、极端的身份认同和毫无保留的忠诚，要求一个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在20岁以前，我就已经历了对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定居生活从信奉、跟随到放弃的全过程：对一个来自伦敦南部的少年来说，已算是不小的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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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相比我在剑桥的同代人，我对新左派的狂潮和诱惑有更强的免疫，对自它衍生的更激进的主义——极左主义、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等——就更兴味索然。同理，学生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对我毫无号召力，更勿论马克思女性主义乃至一切性别政治。我曾经并且一直都对任何在身份差异上做文章的政治抱着怀疑态度，特别是拿犹太身份做文章的政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最终让我变成了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也许有点早熟。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倘若我在以色列的老师中有谁关注了我的职业发展，定会感到惊恐万状。但当然，他们是不会关注我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已被正信拋弃，与死人无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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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布兹（kibbutz），希伯来语“集合、扎堆”之意，是以色列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集体社区，或称“公有制集体农庄”，是结合了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乌托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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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指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北部区域，包括今日以色列、约旦及 埃及北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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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日战争（Six-Day War）是以色列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称法。“六日战争”发生在以色列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从1967年6月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1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彻底打败告终，故称“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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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处原文为希伯来语发音：Ma ata oseah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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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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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从没用过仆人。对此没有什么好惊讶的：首先我家只是中下阶层的小家庭，住在中下阶层人住的小房子里。战前时期，这样的家庭大多只雇得起一个女佣，至多再有一个厨子。真正的中产阶层境况当然要好得多：一个专业人士在楼上楼下分别雇一批佣人是常有的事。其次，上世纪50年代的税收和涨薪使家政服务员成了只有富人才雇得起的稀有产品。我父母的能力到极限只够找个白天带我的阿姨——当时我小，母亲又上班。后来经济改善了，又用过一系列女互惠生1。除此之外，偶尔还雇一个清洁工，再多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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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初上剑桥时简直没有心理准备。为了保持传统，牛津、剑桥都常年聘请专门照应学生的职员。在牛津，他们是“舍监”；在剑桥，则叫“铺床工”。名字不同仅仅是因为习惯不同——虽然也暗示出二者需要履行的“照看”程度有微妙差别——但两者的工作性质是相同的。铺床工与舍监同样需要在宿舍中备炉火（在大家还在用壁炉取暧的年代），打扫年轻先生们的房间，整理他们的床铺，换洗床单被套，替他们为一些小东西跑跑腿，并提供一切他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应该业已习惯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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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工作还暗示着其他一些假设，亦即牛剑的学生没有从事这类低等工作的能力：因为他们从来没做过这些事，也因为他们的兴趣与雄心所在使他们不屑为这样的事操心。“铺床工”还有一个职责，也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约束她所照管的男生们的道德状况（牛津的舍监有时为男性，虽然这种情况到20世纪60年代后已越来越少；而剑桥的铺床工，至少在我的经验里，则清一色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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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来到剑桥时，铺床工这一岗位以及她的岗位职责，虽然尚未完全为时代淘汰，但已与当时迅速更易的文化习惯有所不符。至少在国王学院，越来越多的学生自己家里从没用过仆役；第一次见到任我们“使唤”的铺床工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小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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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铺床工都属于同一年龄阶层的妇女，来自世代都在大学供事的本地人家，十分熟悉“服务”之道和主仆之间威严与谦卑的微妙互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学职工里仍有些从1918年停战时期就在任的铺床工。她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了若指掌，且因为在年龄上比我们的母亲大许多，很容易就使我们恰如其分地产生混杂了尊敬与喜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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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存在新来的、较年轻的铺床工。她们与那些前辈属同一社会阶层，而且也来自东英吉利的农村地区，她们眼里的我们无疑都是些娇生惯养的异类，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从我们这方面来看，她们则个个令人充满新鲜遐想：一个女孩，常常只比我们大几岁，日日清晨来到我们的寝室，让自己“派上一点用场”。“用场”，当然只局限于跟在我们后头收拾起居：当拖把女士（有时也可能是“拖把小姐”）好心地在我们脚边忙忙碌碌，丰满的身躯处在一个任我们遐想而实则遥不可及的位置上时，我们一个个都竭尽所能地装绅士，窝进扶手椅中喝咖啡、看报纸，尽量显得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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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铺床工是不能乱来的，她们对我们也一样——虽然主仆双方似乎都喜欢假装这一禁忌并不存在。仅门第之别一项就足以约束女佣一方（何况还有被解雇的风险）。而学生呢，即便是从没亲身经历过这样主仆关系的人，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学习曲线也往往能显示出相当高的斜率。通常，所有人到了第一学期末便都能像生而为贵族的人一般对待他的铺床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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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两性间发生有失体统的事，铺床工有义务强制执行学院在伦理方面的条例和准则（通过将有失体统的行为上报）。彼时，牛剑的大部分学院严禁女生在男生寝室中过夜，且规定女生必须在11点前离开校园或宿舍楼：校方严格按照字面意义履行了它作为“托管机构”的“监护权”。然而在这一点上，正像在许多别的方面一样，国王学院却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表现在它的明文规定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对违规行为所采取的漠视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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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中大多数人实际上都留宿过女孩（偶尔还留宿好几个，虽然并非每一个都能留宿成功）：有时是来自三个女校之一的同学，有时是实习教师或在城里工作的护士，我们各自家乡的访客也不在少数。学院院长和导师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自己都是中产阶层文化人，即便在生活方式上看不出，也都怀有波希米亚情怀，理应强制执行的规定被钻了空子时，反都仁慈笑对——因为他们明白，学院一直在小心为自己培植激进、另类的形象，强调自己在性接触上一直以来的宽容态度（虽然至当时为止都只是对同性之间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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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床工的看法当然不一样。就像大学门卫和行政人员一样，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比她们的雇主在大学里供职的时间都要长。她们需要下对学生形成非正式监管，上将学生的行为报告给教师，然而出生工农阶层的她们，比所监管的知识分子和接受她们报告的中产阶层教授都要保守许多。于是，她们被夹在了调皮的男生和姑息的老师之间，幸好还有道德纲常和公众舆论可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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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60年代，老规矩派不上用场了——至少是难以贯彻了。一套不成文的新规则出现了，这规则很像共产主义国家后期为求生存而采取的做法：我们假装遵命，你们假装相信。我并不认为我们中有许多人——即便到了1968年——能厚颜无耻到不仅让铺床工抓到留宿女孩的痕迹，还让她逮着女孩本人。但我们的确不再认为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努力掩盖偶尔出现的精致女装，以及其他一些可能会招来校方责难的有伴过夜的证据了。我们都装出一副铺床工们只知道我们过着心无杂念的生活的样子，反过来，铺床工们——与我们相互配合，且多少觉得我们的行为挺有趣并不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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