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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情绪重的人最好不要再去乘那些渡船。近来有一次我乘渡船去加来，想从甲板上看船进港，被以艰涩的口吻告知，如今所有主甲板都关闭了，如果我坚持要待在室外，则必须加入我那些别出心裁的同好们，老实待在船后近水平台上一块用绳子隔出来的地方。从这个位置什么也看不见。规定所透露的信息是明确的：游客不应在甲板上浪费时间（并节约开支）。这条规则——虽然好样的（法属）布列塔尼号还自说自话地开放着甲板——已在所有短途航路上推行：它是渡船收支平衡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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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旅行者站在甲板上含泪观望多佛尔悬崖缓缓临近，为赢得战争而相互道贺并表达归来后能吃到“真正的英国料理”，这样的喜悦年代早已远去。如今的布洛涅看来已很像多佛尔（虽然如今的多佛尔还令人伤感地没什么变化），不过跨海峡之旅仍能向我们揭示一些两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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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赔本价”的当日往返票的诱惑，许多英国人都抢着去法国成车成车地买便宜红酒，成箱成箱地买法国奶酪和低税烟草。火车将大部分人乃至他们的车，经由隧道载过海。到了那头，迎接他们的不再是昔日戒备森严的海关，而是占领了从敦刻尔克到迪耶普所有山头的大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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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店里精心挑选的商品都特别针对英国人口味——连店招牌也是英文的——且都能通过海峡对岸来的生意得到极丰厚的收益。人们向面无表情的女销售员索要威士忌，以限额为准，能买多少买多少，再也没有谁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好意思。这类英国游客相对而言很少会在欧陆久留或再往南深入，否则他们大可以选择只有往返票价一半的瑞安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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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英国外，还有别国民众也仅仅为了低价消费而出国吗？荷兰主妇不会跑到乐购去扫货，纽黑文也不是迪耶普淑女的购物天堂，她们自然是不去那里的。欧洲大陆的旅行者一到多佛尔就争分夺秒地往他们的主要目标伦敦去了。然而，过去来英国旅行的欧陆人大多为了它的史迹、碑筑和文化。如今，则成群去往随处可见的商场赶冬季大减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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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性的朝圣之旅，这就是大部分欧盟民众对所谓欧盟的全部理解。然而离得太近，对现实的把握便难免失真：有时，与你的邻人分享一点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其实会更好。为此，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旅行：穿梭于空间与时间中时，事物应能呈现出变化与差异的趋势和迹象：比如边检警察，比如外国话，比如异乡的奇特食物。虽然一份难以消化的英式早餐——妄图成为引人追忆的玛德琳蛋糕——所唤起的，却可能是对法国的记忆。我想念五港总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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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哈斯丁斯（Hastings）、新罗姆尼（New Romney）、海斯（Hythe）、多佛尔（Dover）和桑威治（Sandwich）这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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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利内角（Cap Gris Nez），法国北部一岬，伸入到多佛尔海峡.是法国离英国最近的地方：其名直译为“灰鼻角”，因为形状像一只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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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夫韦大卖场（Safeway），北美第二大连锁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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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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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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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极讨厌上学。1959年至1965年间，我一直在巴特西的伊曼纽尔学校就读：这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克拉普汉总站向南绵延的轨道之间。虽有火车（当时仍由蒸汽机驱动）隆隆作响，提供视觉上的安慰，此外的一切却都无聊透了。老教学楼的内壁漆成常规的奶油色和绿色——无疑是按照19世纪的医院和监狱设计的。建筑表面上细节的装饰，因材质粗糙、隔热性差，已经分崩离析。运动草场虽然大，且有绿意，但在我看来却冷冰冰也不友好：想必是因为我将它们与学校强烈的基督教压抑氛围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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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晦暗的学校我每周要前往六次之多（周六早晨的橄榄球训练是必修课），上了七年，却没花父母一分钱。伊曼纽尔属于“直接拨款”学校，独立自主，由地方政府投资，面向所有11岁年龄段，在全国统考（“11+”）中名列前茅并能通过学校面试的男生。这类学校常是百年名校（伊曼纽尔于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就已建校），与英国最好的公学和文法学校水平相当，且紧跟后者的大纲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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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大多“直接拨款”的学校不收取学费，且常常是走读制，所吸引的生源便大都来自学校附近，于是，学生的社会阶层比起温彻斯特、威斯敏斯特和伊顿地区的要差好几个档次。大部分伊曼纽尔的学生来自伦敦南边的中下阶层；其中小部分男生属于工薪阶层家庭，在“11+”中成绩优秀；还有极少数是证券家或银行家一类人的儿子，因家住城郊却不愿去传统寄宿制公学就读而就近来到这所城里的走读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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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入学时，伊曼纽尔的许多老师还都是从一战末期就开始在那里教学的老员工，比如校长、副校长（主要负责每周监督高年级级长责打不听话的小男生）、幼学部校长以及我的第一个教英语的班主任。英语班主任1920年入校，行使一种无疑是狄更斯式的教育方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拧12岁学生的耳朵上。我想不起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也不记得我们那一年都读了些什么；只记得被拧耳朵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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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些的老师则比较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们教好了我的国文与数学，指导我在历史、法语和拉丁语学科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并一个劲地将19世纪的科学灌输给我们（倘若有人能为我们讲讲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我或许会很期待，可惜没有）。体育是被全面忽视的，至少就美国人的标准而言：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节体育课，而课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在跳马或摔跤垫前面排队。我还会一点点拳击（为了取悦我的父亲，他常打拳，且打得很好），短跑也还凑合；另外——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我橄榄球居然打得比一般人都好。然而从没有哪一样运动能激发我的兴趣或让我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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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趣的活动要数“联军协会”（CCF）的训练了，男生们接受最基本的军事训练指导，并学习使用李—恩菲尔德步枪（1916年派发给英军士官时就已经过时了）。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每周二都要穿一套改短了的英国一战军服去上学，忍受同路人忍俊不禁的注视和路上女生们强忍不住的嘲笑，然后一整天闷在战斗服里，只为了下课后去板球场毫无意义地绕圈，忍受“中士”们（高年级男生）的欺凌和，“长官”们（以牺牲我们为代价，满腔热情地重温军旅生涯的穿着军服的老师）的吼叫。倘若当时有高人提醒，这番经历也许会令我想起哈谢克的《好兵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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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去了伊曼纽尔，是因为我的小学校长没有让我准备圣保罗中学的入学考试。圣保罗中学才是首屈一指的走读制公学，是与我同时代的人中最杰的精英们就读的地方。我想自己可能从没向父母提过自己在学校有多难过，除了一两次为学校普遍的反犹太氛围而诉苦之外：那些年的伦敦还没有多少“少数民族”，提到外来者，首当其冲是犹太人。在一个学生远逾千人的学校里，犹太人只有我们十几个，且大家对犹太人经常受到下流、贬损的诬蔑和中伤的现象还不是特别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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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国王学院，我才终于摆脱了伊曼纽尔。我参加剑桥大学入学考时，不仅考了历史，还考了法语和德语，我后来的老师们（亦即剑桥的老师们）认为，我的水平已经超过了高中毕业考试的要求。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即给国王学院去信，询问是否可以不参加高级程度考试1；“可以，”他们回答说。在得到答复的同一天，我走进校办公室，宣布自己正式辍学。对此我感到无上欢喜，且没有一丝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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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点。在我就读伊曼纽尔的第四年，因为选了“文科”，我需在德语和古希腊语之间作选择。我从入学第一年起就与大家一道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但到了14岁，人们认为我已有了“正经地”学习一门语言的基础。对选课问题未多加思索，我毅然选择了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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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伊曼纽尔教德语的是保罗•克拉多克：三代男生嘴里的“乔”。他痩骨嶙峋，愤世嫉俗，据说捱过了不知哪个战争，好不容易活了下来——至少这是他为自己脾气乖戾、缺乏幽默感找的理由。然而，乔很善于讽刺、揶揄愚蠢的行为，且是一个——后来我发现——极通情理的人。然而他的外表——从脚上超大的粗革皮鞋，到头顶纷乱稀疏的头发，整整6英尺高——在十几岁的男生们眼里，却是很吓人的：他简直就是教育界的一笔无可限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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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接受了两年高强度的德语学习，我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德语水平和语言自信。这不是因为乔的教学法有什么奇特。我们每天无论在家还是学校，都要花许多个小时在语法、词汇和文体上。日常还有记忆、论证和理解方面的考试。一旦出错，惩罚是无情的：20分的生词默写如果得了不到18分，便是“蠢货”！复杂的语文考试中，表现稍有差池便会成为“点不亮的Toc-H灯”2！（这句话典出二战时期，只有1948年左右出生的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交上去的作业一旦有瑕疵，乔就会一边愤怒地大摇其灰白头发的脑袋，一边暴跳如雷地奚落个半天，接着还要罚学生放学后留校，再做好几个小时的语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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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怕乔——然而同时，我们也都崇敬他。每回他走进教室，先听见他僵痩如柴的四肢喀啦喀啦地响，接着就看见那凶神恶煞般的如炬目光和颤抖着的身体，于是我们就无一例外地安静了。没有一句表扬，没有一点温煦的熟络感，没有任何缓和气氛的举动，乔径直走到讲台前，把书拍在桌上，然后立即将自己投向黑板（或将粉笔投向某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小孩），倾囊而出：献给我们整整50分钟高强度、无休止、实打实的语言教学。拉丁语课上，我们还在学无聊的《高卢战记》；法语课上，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才达到全国普通等级考水平，并一直在止步不前地翻译圣埃克絮佩里的以及类似的低难度作品。然而德语学习的第二年过半后，乔就已经将我们调教得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译卡夫卡的《变形记》并真正享受翻译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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