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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心理治疗法，通过让患者扮演角色而达到宣泄、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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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原文为：sous les pavés, la plage.法国I968年“五月风暴”的著名标语，旨在比喻现代文明的桎梏下埋藏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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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爱.不做战”（Make love, not war），是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提出的著名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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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宽容型镇压，原文为“repressive tolerance”，是一种治理民众的技巧，特点为：在无关主旨的方方面面最大程度地宽容，令民众产生自由的错觉，从而避免反抗。以便更从容地对民众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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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1992），捷克政治家，“布拉格之春”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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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I927—2009）波兰哲学家，以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趋势》（Main Currents of Marxism）广受世人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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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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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历史学家一直是我的梦想。12岁我便开始计算需要多久才能攒齐做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文凭。历史学家如何谋生？彼时我家见过的唯一例子是A.J.P.泰勒（A.J.P.Taylor）——不过虽然我当时心想，他谋生应是靠着他优雅的电视讲座，却没有臆断说大部分历史学家可以这样来糊口。一个人如何将历史经营成“事业”？事业这个东西难道真能“经营”？难道能制订计划，从青春期就开始奋斗？难道奋斗了就会成事？成不了事又当如何？虽然学历史也可能会有未来，但在抵达未来之前，我首先得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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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工，是在伦敦的W.H.史密斯书店唱片部找到的：因为年仅14岁，人家只许我在礼拜六工作。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是17岁的艾普丽尔。她管理柜台，且容貌酷似在音乐评级秀节目中因为对一首流行歌做出了“我给五颗星！”的评价而在国内红极一时的贾妮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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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仍处在前披头士时代（BBE），唱片架上尽是些模仿猫王的昙花一现之辈。美国本土歌手——基恩•文森特（Gene Vincent）、艾迪•考克兰（Eddie Cochrane）——普遍比苍白无力的英国同行（比如亚当•费斯之流，而克里夫•理查德即使在当时就已经是个笑话）高明一些。爵士爱好者还很少，民谣几乎无人知晓——至少在我工作的帕特尼高街上是这样。当时已是1962年，音乐却仍停留在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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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因为考上剑桥大学，我提前离开了高中，决定以打工的方式抵扣运费，乘货轮去以色列。货轮预计要经过贯穿汉堡以北几英里处的荷尔斯泰因半岛的基尔运河。这不定期货船没有固定的船期和停泊港——当我抵达基尔的港口时，“先锋者”号（取道波兰的格但斯克而来）尚无踪影：这是“意料中事”。我在当地一家旅店找了间房，每隔几小时去港口和那里的船闸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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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十分萧条。战争破坏虽已平复，结果却修出了一座——战后西德普遍如此——毫无历史感可言的单调、无趣的城市。旅馆不欢迎我：翌日早饭后就把我赶走了，至黄昏之前都不准回去。我的钱被同屋的人偷走了；夜晚在栈桥上等待随潮汐而来的大船时，只能用肉肠三明治裹腹——这还多亏了一个摊贩的好心。终于，“先锋者”号在波罗的海的迷雾中缓缓现身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风中耸着肩驼着背，把自己想像成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电影里的人物迦本，兴许是《雾码头》（Le Quai des brumes）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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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满腹狐疑地与我打了招呼。我的确被列在了他的装船单上，但对自己该拿我这个18岁的行脚僧怎么办，船长似乎没有一点主意。“你会做什么？”他问我。“嗯，”我应道，“我会说法语、德语和一点希伯来语”——倒像正在翻译事务所里应聘一份短期职务。“我也会，这有什么难的？1”他轻蔑地回答。我被领去自己的客舱，被交代说翌日早晨去轮机舱报道。接下来的四个礼拜，我每天在震耳欲聋的活塞间当朝八晚四的班。海上交通工具的柴油机大体无需人工管理：所以每次只有一个工程师当班，监督各项表盘、杠杆——还有我。机身上会排出厚厚的一层油脂。我的责任就是把它们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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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天，我在擦拭柴油锅炉和在北海强劲的暴风雪中冒雪呕吐之间两头忙。最后，我好歹适应了。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我都没法胜任甲板上的工作。水手长（一个阴郁的体态如坦克一般敦实的矮个以色列人）倒是有一次在强风雪来袭前，让我到甲板上把几个大桶滚到遮蔽处。结果我推不动，又被遣回甲板下劳作了。在航行的最后一晚，船长将我叫去，没好气地对我承认了他的诧异：“我没想到你竟能坚持下来。”我也没想到，我默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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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从事纯体力劳动，间或也有一定补偿。当小船在风暴与东大西洋的巨浪中颠簸时，我得以与大我几岁的三副一起在驾驶台上值夜勤，听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弄来的盗版流行音乐。在塞浦路斯，我被引荐给了“法马古斯塔最美的女士们”。是夜，船员们为了拿我（船上最年轻的一员）取乐，让我刮净胡须、穿起裙装，成为“‘先锋者’号上最美的女士”，起劲的程度简直令人疑惧。这便是我自己独一无二的“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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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乡后我在苏塞克斯郡一个砖场工作时，对纯体力劳动的看法有了变化：它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又脏又累，且报酬少之又少；使人有理由且也忍不住要去逃避监督、偷工减料、勉强敷衍。于是我很快离开了砖场，改去驾驶：这份工作需要一定技术，虽然薪酬同样很低，但至少给了我自由和空间。1966年至1970年，我开着车，送过地毯、仓库用品以及家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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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在伦敦南部往来送杂货的日子，我突然意识到人们当时的需求是多么俭省。一个典型的家庭一周的需求量只有两小盒。其他日常需求都由主妇在附近的蔬果店、乳品店、肉铺和禽类站解决。大部分人不知超级市场为何物。扫货根本没意义：多数人家冰箱都很小，有些人家根本没冰箱。我开着绿色莫里斯牌小面包车，车身傲然印着食品商的家族姓氏，跑一次就能送两打客户。如今，通常去一次大卖场便能用整周所需把小莫里斯给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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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两个夏天，我又拋弃了驾驶去当导游，陪美国大学生游西欧。报酬一般，却另有好处。那个年代，家境良好的美国女生是不会单独出国的；家长们要奖励女儿大学毕业，更愿让她加入一群志同道合的女伴，由一个可靠的保护人陪着在欧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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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盟的公司号称只招牛剑的大学生：人们何以觉得我们尤其适合陪同多时可达四十人的异性大学生群体度过长达九个礼拜的假期，这点令人百思不解。团里所有女孩不是刚毕业就是还在念大学，且没有一个曾踏出过美国本土半步。即便是欧洲最出名的几处（巴黎、伦敦、罗马），对她们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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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榻琉森湖畔的沃斯塔特霍夫景观酒店的一天，清晨5点，我被一个惊恐万状的客人叫醒了。“快来——有人硬要进莉玆贝斯的房间！”两层楼之下，夜巡门卫正气冲冲地檑着卧房门，嘴里嘟嘟嚷囔地说着一个人的名字。我将他拉到一边，禀明身份，获准进入了房间。站在床上的莉玆贝斯穿着很有限的衣服。“他要杀了我们厂”她压低嗓门说。我们？她指向一只橱，从橱里走出一个只穿着内裤的金发青年：酒店的副厨。“他要找的是我。”男孩怯生生地操着德语说。我把情况给招待他的美国人解释了一遍；她彻底懵了。“有些男人，”我澄清说，“喜欢男人。”莉兹贝斯置自己半裸的状态于不顾，面露厌恶地瞪着我说：“我老家比洛克西2就没有这样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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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8年7月。是月，我们又去了慕尼黑，我请我们的德国巴士司机带我们去达豪集中营3旧址。霍斯特断然拒绝了：没什么好看的，他向我保证，不过是美国人的宣传罢了。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还不是全世界道德谴责的众矢之的，而美国密西西比州也还没有同性恋。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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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一份工，是在位于剑桥大学中心地带的蓝猪宾馆负责供应早餐，从早晨5点半做到午餐班组上岗。厨房里没有异性员工，不然倒是个课外约会的好地方。就像“整改时期”被送去锅炉房的捷克知识分子一样（但我是心甘情愿的），我发现这个工作相当有利于认真阅读。在为旅行推销员和来访的家长烤吐司、煮咖啡、煎鸡蛋的间隙，我读了许多作博士论文所需的背景资料。只要操作熟练，制作快餐不仅允许沉思：甚至能促进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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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那些穷学者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课外做的死活计——高中历史辅导、课外讲座、试卷批阅（我都做过）——既费神，从中又得不到一点满足。你可以一边拉一车地毯满城郊跑，一边思考复杂的问题；然而争分夺秒地逐页批完试卷后，就没有多少干别的事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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