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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人说的话养大的。它们从餐桌上翻滚落下,落在我坐着的厨房地板上:祖父、叔叔和流亡者,甩出俄语、波兰语、意第绪语、法语和勉强凑合的英语,竞相表达着自己、质问着旁人。遗自爱德华时期大英社会党的警言在我家厨房里回荡,倡导着“正道”。依靠自学掌握知识的中欧人彻夜探讨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我则整夜在旁愉快地聆听。在当时的我看来,说,便是成年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感觉伴随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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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说,并以此来确立自己的位置。为在派对上博人一笑,我会背一些段子,然后表演并翻译成别的语言。“噢,他肯定会成为律师的,”人们会说,“他能说得把鸟儿从树上引下来。”这件事我当真试过,徒劳无功后又在少年时期用伦敦东区腔试了试,依然无果。而那时的我,已离开了多国语言交流的激烈环境,开始学习冷静、高雅的BBC式新闻英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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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即我上小学时,英语的教学和使用规则十分严格。句法结构上,即便最无关紧要的犯规也不允许。“好”英语正当其道。BBC广播电台和剧院新闻片成了全国范围内规范语言的标准共识;各地区与各阶层的权威不仅规定了如何说,且规定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虽然允许“口音”(我自己也有口音)存在,但口音也分三六九等:这是用与伦敦的地理距离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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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散文的光华是在它行将式微时将我吸引住的。那是一个全民扫盲的年代,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1957)中,已感伤地预期到了这一年代里文学的下坡走势。文化中,一种忤逆、反叛的流派逐渐兴起。《幸运的吉姆》、《愤怒的回顾》、50年代末的“厨房水槽剧”,无一不对苛求体面、尊严和“规范”言辞的阶层防线发起了攻击。然而野蛮人在抨击传统时,所采用的却仍然是完善后的正统英语格律:阅读这些作品从未令我产生“为反抗就必须一并抛弃好东西”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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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上大学时,语言表达已成为我的“专长”。一名老师曾不置褒贬地称我为“巧舌如簧的雄辩家”,且说我既继承了学院的自信,又保持了冷静的批判态度(我很高兴能够证实这一点)。牛剑教学法青睐精于措辞的学生:新苏格拉底反诘法(“你为什么写这个?”、“你这么写是什么意思?”)向作为接受者的学生发出了长谈自己意图的邀请,这便无形间将个性腼腆、喜好沉思、宁可瑟缩在讲堂后排的学生置于了劣势。我出于自私而对表达能力产生的信仰被加强了:它不再只是一个人有知识的证明,它成为了知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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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也发觉了,这一教学法中,教师的沉默有着重大意义。然而无论作为教师还是学生,我一生都不善于沉默。我在经年的工作过程中有过一些十分出色的同事,他们别说辩论了,就连日常谈话都无法滔滔不绝,在自我表达以前总会再三思考。我妒嫉他们的这种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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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力常被视作一种具有攻击性的能力。而其功能于我毋宁说很大程度上是防守性的:言谈自如能够制造一种虚假的亲密,但在拉近彼此的同时,又能保持距离。演员们的做法便是如此,然而现实毕竟不是舞台,且这种做法也有其不真:这一点人们可以从最近的美国总统身上看出。我自己也调动语言来制造距离——也许这一倾向能够解释为何我对新教徒和美洲原住民有着近乎浪漫的偏爱,这两种群体的文化都有着与外界保持距离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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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语言本身来说,一种语言环境外部的人常会被这种语言欺骗:记得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个来自美国的资深合伙人曾说过,早年在英国市场招聘时他发现,要选一个年轻助理真是很难一每个人看来都能说会道,分析报告都能一挥而就。你怎么能分辨谁是真聪明,谁又只是空有其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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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具有欺骗性——它喜爱捉弄,不讲信义。记得年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剑桥讲特里维廉1史学时(讲义于1967年出版,总题为《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曾穿插讲过苏联的那段美妙历史,我就被它深深地蛊惑了。讲解形式的美超越了内容本身,以至我们都不加深究地接受了后者:许久之后才如梦初醒。对言语纯粹的驾驭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所说的内容就有深度和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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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善言辞却一定暗示着思考能力的欠缺。对于想表达某内容而非表达出了该内容就能受到赞许的一代来说,上述说法会显得奇怪。在70年代,善言本身也遭到了置疑:课堂全面放弃“形式”,助长了不受反诘的畅所欲言的“自我表达”。然而,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想法,保护他们不被权威的重量过早压垮,这是一回事;彻底放弃正统的评论——“别在意说法,重点是想法”,希求如此营造出的自由能催生独立思想,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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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长达40年内,有自信(或素质)指出学生有失偏颇的表达并阐明它对思维究竟有何妨碍的导师,已经不多了。我这一代人的革命为这一趋势出了不小的力:个人在生活各处被赋予自主性,无须顾虑他人,这种趋势的后果不容小觑——“走自己的路”,最终会走向哪里是难以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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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自然”表达比有技巧的措辞更受欢迎——语言上如此,艺术上亦然。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越是不加修饰,越能像体现美一样更有效地体现真。对此,亚历山大•蒲柏要看得更透彻些2。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传统中,一个人能将自己的立场表达得多清晰缜密,高度对应着其论点的可信度。斯巴达时代和巴洛克时代的语言风格可能不同,但风格本身从未遭到忽视。而“风格”也不仅仅是漂亮话这么简单:拙劣的表达背后是拙劣的思想。混乱的语句最多不过暗示着混乱的思维,更糟的是,还可能暗示了欺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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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的所谓“专业化”——以及不自信的人文主义者对“理论”和“方法论”的霸占”——帮了愚民政策的忙。在此前提下,一批华而不实的“大众”文化在民间如假钞一般出现了:在史学领域,这一现象的突出代表便是“电视讲坛”的兴起,节目之所以成功、能吸引到大量观众,恰恰因为业内学者对交流纷纷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过去的大众学者只将自己的学识化繁复为平直来讲述,如今那些“平易近人”的作者们却都喜欢向受众强推自己的理论。结果,吸引受众的变成了表演者,而不是内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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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不自信会衍生到语言中。技术的发达也有同样的效果。在这个Facebook、My Space和Twitter大行其道的世界上(手机短信就不提了),照搬引用代替了自我创作。越来越重商业的环境——“你买什么,你就是什么”——使本来旨在提供无限交流机会的互联网变成了一方贫瘠之地。我的孩子们发觉,他们这代在机器上交谈时使用的简化用语已经渗透到了现实对话中:“人人说话都像发短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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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理应引起我们的担忧。文字一旦变得不完整,意思也必定会打折扣。正如我们已经私有化了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倘若我们不肯遵从正统,而去偏从个人化表达,我们也就私有化了语言。“我用一个词的时候,”矮胖子3曾趾高气昂地说,“我说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许多一点,也不许少一点。”“问题是,”爱丽丝说,“你究竟能不能让一个词具有那么多意思?”爰丽丝没有错:否则,就彻底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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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与英语》中,乔治•奥威尔对当代人运用语言非但不能达意反而将意思搞得更费解的现象大加斥责。不过,他的批评针对的是不诚实:一个人写不好文章,是因为他要表达的东西本身就是模糊的,或者是他故意语焉不详。而在我看来,我们面对的似乎不是这个问题。如今的文字表达令人不忍卒睹,所暴露的是文化的不自信:我们说得拙劣、写得糟糕,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没有把握,不愿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的立场(总是说,“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如今的我们倒没有遭到“新语”的迫害,却面临了“无语”的危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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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占据着我的意识。在神经性疾病的挟持下,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而我却正迅速丧失控制它们的能力。文字无懈可击地在我静默的脑海里组织成形,广度丝毫不减——我内心的景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过——但我却无法再轻易将它们诉诸语言。唇间滑出的元音和咝音,就连最熟悉我的助理都不免觉得语不成调、模糊不清。发声系统——我六十年来一直信任着的另一个自我,终于没用了。交流、表演、宣讲,这些都成了我的弱项。让存在变成思想,思想化作语言,再将语言融入交流,这很快将成为一件我力不能及的事,我将会被禁锢在内心思虑所建构的语言文字的景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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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我比过去更同情被限制在寂静中的人,语言的混乱仍然让我鄙夷。无法再进行交流的我,空前地感到了交流之于共和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我们赖以共同生活的方式,且是共同生活的意义之一。我成长在一个语言丰富的环境中,那些语言文字是公共的,我们今天所欠缺的,正是对公共领域的良好维护。文字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倘若文字衰败,我们将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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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里维廉,即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英国“辉格派”历史学家,曾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25年成为英国国家学术院的研究员,1950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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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将人们常常想到却难以言表的自然之真优美地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批评论》(Essay on Criticism,1711)——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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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矮胖子(Humpty Dumpty)最早出现于一支英语儿歌,被绘为一只拟人的鸡蛋。儿歌大意说它坐在墙头,不留神摔下,再无法复原。该形象于是有了坐在墙头、怕摔等特点。比如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它也是坐在墙头,并与爱丽丝产生了文中的对话。它还是动画片《穿靴子的猫》中的主要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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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语是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1984》里杜撰的一种语言。小说中,这种逐年简化、充满意识形态控制的语言.将要替代英语成为官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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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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