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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摩城唱片（Motown），1959年创建于美国底特律的唱片公司，以发展灵魂音乐及黑人音乐著称。如今已归入宝丽金唱片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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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孟菲斯是猫王的故乡；南加州是海滩男孩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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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句并没有找到确切的出处，可能出自1939年美国电影《土地之争》（Range Wor），电影主人公即为前文提到的豪帕龙·卡西迪，片中他带领一群农场工人与铁路局正面交锋，最后保卫了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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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引号中的“中心王国”原文作“middle kingdom”，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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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文：e tutti quanti。所谓的“那一类”，是指私立研究型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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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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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男人会换个妻子，有些则换辆车，甚或更换性别。中年危机本来就是要借由一些异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当然，“异样”是相对而言的：中年危机之苦，引发的行为常彼此相似——否则便不是中年危机了。不过我的中年危机真有些不同。我处于恰当的年龄、恰当的阶段（与第二任太太正在闹离婚），经历着中年常有的各种不确定：追问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不过我采用了自己的方式。我去学捷克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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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牛津大学教政治。有工作保障，有职业责任，还有个环境良好的家庭。婚姻美满自是不敢想的，不过我已习惯了不美满。问题是学术上我不再投人了。那段时间的法国史落到了不知所谓的坏人手里：社会史提出所谓“向文化转向”，出现了动辄“后”某某主义的潮流。新创设的“亚学科”迫使我没完没了地读些面向所谓学术精英的艰深冗长的文本，且这些学科信徒势力越来越大。我感到了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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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24日那天，《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刊载了一封化名为“法兹拉夫•拉采克”（VáclavRacek）的捷克不同政见者的来信，信中他礼貌地反驳了E.P.汤普森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这位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称，东西方对冷战及冷战后果负有相同的责任。自然，“拉采克”提出，共产主义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吧？汤普森对此报以一通傲慢而轻蔑的长篇大论，说这个捷克异见者对自由的“天真”理想与自己为“英国自由所做的辩护”虽然同样可贵，但考虑到这个“拉采克”如此单纯必受了误导，所以“不难理解为何一个捷克知识分子会这样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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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汤普森的傲慢激怒了，并写信作了如是表达。我的介入——以及所表现出的同情——令我有幸得以赴伦敦会见因68年事件流亡的扬•卡万1我们见面时，卡万正坐立难安。他在泰晤士电视台的访谈中因话到兴头而失口——他担心——暴露了可能会牵连捷克地下党成员的信息。他问我是否能去叫停这档节目的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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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万竟以为，区区一介牛津大学的小讲师能有这番影响力，我简直受宠若惊。明知希望不大，我还是径直去了演播室。节目编导恭敬地听完了我的话；很快发觉我其实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清楚地下党运动，甚至对卡万是何许人也不很清楚；算准我就连在自己这一行业内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便礼貌地把我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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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间，节目照常播出。据我所知它并未殃及任何人，然而扬•卡万的声望却受到了严重打击：许多年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捷克共和时代，扬•卡万的政治对手指控他勾结老牌帝国时，泰晤士台的这段访谈也成了立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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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牛津，愧于没能帮上忙，也羞于自己地方主义的狭隘无知，我做了一个虽不起眼但多少自成深远影响的决定：去学捷克语。我对泰晤士电视台的无视无所谓：无足轻重倒不令我烦恼。然而既被人看轻又被认为孤陋寡闻，这令我受不了。平生第一次，我发觉自己居然在大谈一个连其语言都不懂的地方的问题。我明白这对政治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这正是我不当政治学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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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80年代初开始了一门新语言的学习。我买来了《自学捷克语》教程，利用太太2号漫长（且越来越令我欢喜）的外出时间，每晚花两小时自学。该书釆用老派教学法，因此令人感到亲切。它针对斯拉夫语系的复杂动、名词变化，着重大量语法教学，穿插词汇、翻译、发音、特殊变化等练习。简单说来，这正是我当年学德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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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几个月的初级课程后，我打算突破独立自学的限制，因此决定去接受正规指导。彼时的牛津大学提供一流的语言教学，能学到各种认识与不认识的语言，于是我便适时报名参加了初/中级捷克语班。我记得，班上加我只有两个人；我的同学是一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前辈的太太， 她自己就是个颇具天赋的语言学家。为赶上她，我颇费了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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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后期，我对捷克语的被动运用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我在此必须强调，是被动运用：我很少在视听实验室外听到它，捷克也只去过不多的几次，且已经认识到——在中年早期——一个人要掌握一门陌生语言是相当慢的。但是我很擅长阅读。我读的第一本捷克语书是卡雷尔•恰佩克的《与T.G.马里萨克对话》（Hovory’s T.G.Masarykem，英文书名为Conversations with Thomas Masaryk），该书收录了大量该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与第一任总统之间的谈话和交流。读罢恰佩克，我又读了哈维尔，并且开始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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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因为学捷克语而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由罗杰•斯克拉顿2为帮助被捷克大学开除或拒收的学生协办讲座而组织的书籍走私小队，从1985年到1986年，我一直在其中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我在私人寓所中，面对满屋专注的年轻人授课。这些人渴望辩论，且不受学术声望和流派的桎梏，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我用英语讲课（虽然老一辈教授更爱用德语），只有在便衣警察故作轻松地问我一些很容易就被识破意图的问题时，我才勉强算是用了些捷克语。这些便衣总是守在异见者家楼外的路灯下，向每个进人大楼的人询问时间，以鉴别他们是不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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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布拉格是一个灰色而忧郁的地方。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以共产主义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已经发展得很好（仅次于匈牙利），但仍显得刻板而消沉。任何在那些年里目睹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人，都不可能继续对日渐腐败的社会中的这一已然死去的信条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我却被卷入热切与兴奋的漩涡之中一再前往，每次返回牛津时，都因获得了新的想法而振奋、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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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教授东欧历史，并——诚惶诚恐地——书写它。其实，东欧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它非正式的地下反抗力量。我阅读、讨论瓦茨拉夫·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3、雅努什•济什4等人及他们朋友的书，并（最终）会见了他们。我由此找回了对政治的热情，且无论是为了学术研究还是从个人爱好出发，都重拾了对一个60年代末以降少有人了解——至少我不了解——的紧要事件的兴趣；而这一事件，就我的记忆而言，正是那十年间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或许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我对中欧与东欧的深入，的确帮助我找回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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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牛津后，我频频拜访来自中欧、东欧的专家和流亡者。我主办了帮助苏联流亡知识分子安家的项目。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或普通人对欧洲这一既少人问津又无端缺乏研究的地区有兴趣时，我甚至会帮助他们建立各自的事业——离校赴纽约后，我又在宽松得多的资金条件下，将这件事坚持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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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波兰这个国家，以及我的新朋友中那些身处波兰或流放在外的人们，我与我自己的东欧犹太血统建立起了联系。这之中最大的收获，也是让我一直感到惭愧的，便是发觉了一个我曾一无所知的、丰富而诱人的文学世界：即便是最好的英国教育也存在狭隘之处，无疑，我的无知与之不无关系，但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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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学习捷克语使我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学者、不一样的历史学家以及一个不一样的人。假设我当时学的——比如说——是波兰语，改变是否也如此巨大呢？我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捷克语只是斯拉夫语系中小小的一个分支（正如我的俄国同事们后来对波兰语的看法一样），学习捷克语，于他们而言就好比莫名其妙去精修——比如——威尔士国史一样。我则不以为然：那种波兰（或俄国）所特有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我要全力避开的，我更看好的，是捷克文化所特有的疑问、不确信以及它充满怀疑的自嘲。这些特质我已通过对犹太作家的了解而悉知。比如最突出的：卡夫卡——而他同时也是个一流的捷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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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便不会于1989年11月置身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从阳台上亲眼看到哈维尔荣登总统之席。我不会坐在布达佩斯的葛莱特宾馆，聆听雅努什·济什讲述他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以社会民主主义重振匈牙利的计划——这个对当地来说最为美好的愿景，即便在当时看来也是难以实现的。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几年后的我不会出现在北特兰西法尼亚的马拉穆列什地区，为撰写一篇关于罗马尼亚后共产主义时期遗留问题的论文搜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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