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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汤普森的傲慢激怒了，并写信作了如是表达。我的介入——以及所表现出的同情——令我有幸得以赴伦敦会见因68年事件流亡的扬•卡万1我们见面时，卡万正坐立难安。他在泰晤士电视台的访谈中因话到兴头而失口——他担心——暴露了可能会牵连捷克地下党成员的信息。他问我是否能去叫停这档节目的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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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万竟以为，区区一介牛津大学的小讲师能有这番影响力，我简直受宠若惊。明知希望不大，我还是径直去了演播室。节目编导恭敬地听完了我的话；很快发觉我其实并不了解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清楚地下党运动，甚至对卡万是何许人也不很清楚；算准我就连在自己这一行业内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便礼貌地把我扔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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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间，节目照常播出。据我所知它并未殃及任何人，然而扬•卡万的声望却受到了严重打击：许多年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捷克共和时代，扬•卡万的政治对手指控他勾结老牌帝国时，泰晤士台的这段访谈也成了立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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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牛津，愧于没能帮上忙，也羞于自己地方主义的狭隘无知，我做了一个虽不起眼但多少自成深远影响的决定：去学捷克语。我对泰晤士电视台的无视无所谓：无足轻重倒不令我烦恼。然而既被人看轻又被认为孤陋寡闻，这令我受不了。平生第一次，我发觉自己居然在大谈一个连其语言都不懂的地方的问题。我明白这对政治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这正是我不当政治学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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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80年代初开始了一门新语言的学习。我买来了《自学捷克语》教程，利用太太2号漫长（且越来越令我欢喜）的外出时间，每晚花两小时自学。该书釆用老派教学法，因此令人感到亲切。它针对斯拉夫语系的复杂动、名词变化，着重大量语法教学，穿插词汇、翻译、发音、特殊变化等练习。简单说来，这正是我当年学德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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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几个月的初级课程后，我打算突破独立自学的限制，因此决定去接受正规指导。彼时的牛津大学提供一流的语言教学，能学到各种认识与不认识的语言，于是我便适时报名参加了初/中级捷克语班。我记得，班上加我只有两个人；我的同学是一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前辈的太太， 她自己就是个颇具天赋的语言学家。为赶上她，我颇费了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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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后期，我对捷克语的被动运用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我在此必须强调，是被动运用：我很少在视听实验室外听到它，捷克也只去过不多的几次，且已经认识到——在中年早期——一个人要掌握一门陌生语言是相当慢的。但是我很擅长阅读。我读的第一本捷克语书是卡雷尔•恰佩克的《与T.G.马里萨克对话》（Hovory’s T.G.Masarykem，英文书名为Conversations with Thomas Masaryk），该书收录了大量该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与第一任总统之间的谈话和交流。读罢恰佩克，我又读了哈维尔，并且开始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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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因为学捷克语而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了由罗杰•斯克拉顿2为帮助被捷克大学开除或拒收的学生协办讲座而组织的书籍走私小队，从1985年到1986年，我一直在其中做一颗默默无闻的螺丝钉。我在私人寓所中，面对满屋专注的年轻人授课。这些人渴望辩论，且不受学术声望和流派的桎梏，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我用英语讲课（虽然老一辈教授更爱用德语），只有在便衣警察故作轻松地问我一些很容易就被识破意图的问题时，我才勉强算是用了些捷克语。这些便衣总是守在异见者家楼外的路灯下，向每个进人大楼的人询问时间，以鉴别他们是不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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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布拉格是一个灰色而忧郁的地方。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虽然以共产主义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已经发展得很好（仅次于匈牙利），但仍显得刻板而消沉。任何在那些年里目睹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人，都不可能继续对日渐腐败的社会中的这一已然死去的信条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我却被卷入热切与兴奋的漩涡之中一再前往，每次返回牛津时，都因获得了新的想法而振奋、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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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教授东欧历史，并——诚惶诚恐地——书写它。其实，东欧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它非正式的地下反抗力量。我阅读、讨论瓦茨拉夫·哈维尔、亚当•米奇尼克3、雅努什•济什4等人及他们朋友的书，并（最终）会见了他们。我由此找回了对政治的热情，且无论是为了学术研究还是从个人爱好出发，都重拾了对一个60年代末以降少有人了解——至少我不了解——的紧要事件的兴趣；而这一事件，就我的记忆而言，正是那十年间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或许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我对中欧与东欧的深入，的确帮助我找回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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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牛津后，我频频拜访来自中欧、东欧的专家和流亡者。我主办了帮助苏联流亡知识分子安家的项目。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或普通人对欧洲这一既少人问津又无端缺乏研究的地区有兴趣时，我甚至会帮助他们建立各自的事业——离校赴纽约后，我又在宽松得多的资金条件下，将这件事坚持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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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波兰这个国家，以及我的新朋友中那些身处波兰或流放在外的人们，我与我自己的东欧犹太血统建立起了联系。这之中最大的收获，也是让我一直感到惭愧的，便是发觉了一个我曾一无所知的、丰富而诱人的文学世界：即便是最好的英国教育也存在狭隘之处，无疑，我的无知与之不无关系，但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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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学习捷克语使我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学者、不一样的历史学家以及一个不一样的人。假设我当时学的——比如说——是波兰语，改变是否也如此巨大呢？我的朋友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捷克语只是斯拉夫语系中小小的一个分支（正如我的俄国同事们后来对波兰语的看法一样），学习捷克语，于他们而言就好比莫名其妙去精修——比如——威尔士国史一样。我则不以为然：那种波兰（或俄国）所特有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我要全力避开的，我更看好的，是捷克文化所特有的疑问、不确信以及它充满怀疑的自嘲。这些特质我已通过对犹太作家的了解而悉知。比如最突出的：卡夫卡——而他同时也是个一流的捷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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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便不会于1989年11月置身布拉格的城市广场，从阳台上亲眼看到哈维尔荣登总统之席。我不会坐在布达佩斯的葛莱特宾馆，聆听雅努什·济什讲述他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以社会民主主义重振匈牙利的计划——这个对当地来说最为美好的愿景，即便在当时看来也是难以实现的。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几年后的我不会出现在北特兰西法尼亚的马拉穆列什地区，为撰写一篇关于罗马尼亚后共产主义时期遗留问题的论文搜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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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也不可能把自己从1945年以降目睹的欧洲史写成《战后欧洲史》一书。无论有何种不足，我在这本书里将一分为二的欧洲整合为一的决心至少是可贵的。从《战后欧洲史》可以看出，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志在成为一名全面的欧洲史学家，而不愿追随法国史学潮流只做个精准无误的评论家。我对捷克的猎奇既没有替我赢得一位新太太（直至后来才作为间接原因促成了我的另一段婚姻），也没有赐予我一辆新车，然而我这个中年危机，大约是所有中年危机里最好的一种。它根治了我身上后现代学院派方法论至上的毛病。不管怎样，它也在客观上使我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共知识分子。天地之大，比西方哲学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大出很多，而我窥见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这一刻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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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扬•卡万（janKavan，1946— ），20世纪70年代始流亡英国，流亡期间任《帕拉赫新闻》（Polach Press）和《东欧报导员》（East European Reporter）的编辑、东欧文化基金会（ECF）副主席。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回到捷克：1998年至2002年任捷克外交部部长，1999年至2002年任捷克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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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杰•斯克拉顿（RogerScruton，1944— ），英国作家、哲学家，巳出版过30多部书籍，其中，《新左派思想家》、《现代哲学》和《聪明人的哲学指南》已有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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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1946— ），波兰思想家，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共产时代异议人士”、“传奇当代思想家”之称，因推动波兰民主化进程，多次被前共产党当局关押。其政治代表作《通往公民社会》一书已有中文译本。米奇尼克现任波兰大报《选举日报》（Gazeto Wyborza）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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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雅努什•济什（MnosKis，1943— ）,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科学家。匈牙利共产政府失势后，他于1990年至1991年任匈牙利民主议会党主席，其后不再主动参政，回归了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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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被禁锢的头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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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曾赴波兰与立陶宛的边境小镇克拉斯诺格鲁达，参观经过重建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祖宅。当时，我在边境基金会主席克日什托夫•切泽夫斯基（Krzysztof Czyzewski）家借住，该基金会为见证两地冲突史而建，旨在帮助当地人重建友好关系。正值仲冬，放眼四野一片雪白，偶尔可见覆有冰雪的树木、电杆聚在一处，标出国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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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家兴味盎然地谈着在米沃什祖宅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的计划，我却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里：70英里外的皮尔维斯基（立陶宛），是我姓阿比盖尔的父系亲人生活过并死去（有一些死在纳粹手里）的地方。1891年，我们的亲戚梅耶•伦敦就是从那附近的一个村子移民去了美国；他曾是第二个入选美国众议院的社会党人。1914年，一群无耻的纽约犹太富人和一帮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将他逐出了众议院；前者讨厌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后者则因为被他多次公开质疑自己的活动而深觉受到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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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米沃什来说，克拉斯诺格鲁达——“红土”——是他的“原乡”（波兰语的原著名就是Rodzinna Europa，译为“欧洲故土”或“欧洲的家”更为妥当）2、而我凝视眼前这片了无生气的雪白大地，却只能想起耶德瓦布内、卡廷和巴比亚3——三处离得都不远——不禁也想到我自家的黑暗往事。克日什托夫•切泽夫斯基当然知道这一切：事实上，正是由于他，扬•格洛斯对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纪录4才力排众议得以在波兰出版。不过，因为诞生过波兰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此地萦回不去的悲剧气氛似乎得到了一定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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