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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能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为什么不能请学生去看话剧？倘若我“悬崖勒马”，不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的“自我阉割”——未被谴责先觉有罪——给别人做了懦弱胆怯的先例？正是如此，而且正因为此，我看不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当然，若不是我在牛剑年间树立起的精英做派的自以为是，恐怕也不会有如此行动的勇气——虽然我一贯承认，知识分子的孤高和一个人的时代优越感之结合，的确很容易让这个人产生自己坚不可摧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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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这种自认无往不利的态度——一旦失之极端——引发了比尔•克林顿自毁前途的越轨，也导致托尼•布莱尔以为，参战正确性和战争必要性仅凭他一家之言即可决定。然而请注意，纵使再如何不知收敛地招惹是非、炫耀姿态，克林顿和布莱尔——以及布什，戈尔，布朗和许许多多我的同代人——还都继续与各自的第一任正式女友保持着婚姻关系。这方面我自认不如——我于1977年、1986年两度离婚。然而，60年代那种激进态度和保守家庭观并存的现象，依然以其他的方式困住了我。那么，我是怎样在苟且地约会了那有着明亮双眼的芭蕾舞者后，又逃脱了性骚扰警察的制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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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我与她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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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著有《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性政治》（Sexual Politics）、《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和《后坐力：对美国女性的不宣而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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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e tutte qu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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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隐射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 ）所作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国内已有译本。小说讲述一对处子之身的新婚男女在切瑟尔海滩度蜜月时，因两人对待性的态度不同和彼此间的误解而发生的种种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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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国富民强呢？让“不二价”免费发放避孕套就行了。”《苦心之作》（Elucubrations），1966——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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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纽约，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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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突发奇想，决定去纽约大学。是时，撒切尔主义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打击才刚开始，可即便是牛津大学的前景也已颇为堪忧。纽约大学吸引了我：该校创建于1831年，虽然不是当时新办的学校，但在纽约几所著名大学里仍算后来者。由于还不是“山上的城”1，它在定位方面就要更放得开些：与牛津、剑桥这两座出世的象牙塔不同，它大胆宣称自己要成为世界之都中心的“全球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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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之都”究竟是什么？墨西哥城，人口1800万，圣保罗，人口1700万，可它们是城市扩张的烂摊子，不能算“世界之都”。相反，巴黎市中心的居民从来不超过200万，却是“19世纪世界之都”。难道这是因为去巴黎的游客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也算大都市了。国家首都的地位似乎也不说明问题：想想看马德里和华盛顿（还有盛时的巴西利亚）。财富多寡恐怕也不是关键：在可预见的将来，上海（人口1400万）和新加坡（人口500万）必将跻身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之列。可有谁会认为它们是“世界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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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四个堪称“世界之都”的地方待过。伦敦自拿破仑战败后、至希特勒称霸前，曾是世界商业金融中心；世代与它竞争的巴黎，自凡尔赛宫建成到阿尔贝•加缪辞世，一直是广纳世界各地文化的宝地。维也纳的盛时也许最短暂：起于哈布斯堡王朝末期，只几年便陨落，然而论辉煌的璀燦程度，它使以上两个城市都黯然失色。然后，便轮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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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在这些城市走下坡路时体验到它们，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幸运。鼎盛时，它们倨傲、自负。衰微了，那些平时不易显见的优点倒是变得清晰了：大家终于不再整天说你身处那座城市应该感到多么幸运了。即便是在“摇摆伦敦”2那样的盛期，伦敦的自我夸耀中就已经有了一些一击即破的东西，仿佛它自己也清楚，那段日子不过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秋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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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英国首都无疑在地理意义上仍占据世界中心位置——它艳俗而浮华的机场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它自诩拥有世界顶尖剧院和过去所没有的世界主义人种多样性，然而这一切并不牢靠，因为它靠的是别人的钱：正所谓伦敦是资本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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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到了巴黎，世上大部分人又都不屑于说法语了（这一点法国人过了很久才肯承认）。如今谁还会像罗马尼亚人在19世纪末那样，为了成为“东欧巴黎”而专门重建自己的国家，一定要造出像胜利街那样的大道呢？法语有个词，专门用来形容一种因缺乏自我安全感而不断向内看、忙于自我审视的惯性：对着肚脐眼的凝视——“自我耽溺”。他们已经自我凝视了一百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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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纽约，又恰好赶上体验它甜蜜而忧伤的衰落。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纽约曾在艺术方面领先整个世界。无论是想看现代派画作，还是想体验真正的音乐或舞蹈，拥有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纽约都可以让你满意。纽约不仅是消费文化的地方，蜂拥而至的人们也纷纷创造着文化。在那几十年间，曼哈顿是汇聚了无数有趣与充满独创灵感的人的十字路口——且不断吸引着同道中人。再无一时一地能与之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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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犹太世界也同样在衰微。现在，谁还关心异见人士和时评人士（尤其是后者）对世界或彼此的看法？1979年，伍迪•艾伦尚可将二者结合，创造出“异见时评家”一词（见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博广大观众一笑。如今？时评及一些其他小报小刊都将过多的关注放在了“以色列”问题上：这恐怕是美国人历史上最“凝视肚脐眼”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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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城里的知识分子帮派已经收起小折刀，撤到市郊去了——也有一些将战场挪到了被其余所有人类成员彻底遗忘了的大学院系楼内。俄国与阿根廷那些不断围绕自身做文章的聒噪的文化精英们也是一样，但这也正是莫斯科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世界舞台上无足轻重的原因之一。纽约文化界一度举足轻重，然而其绝大部分成员却采取了维也纳咖啡馆团体的模式：他们变成了对自我、对所在团体，以及对团体局限于地方问题的争议的不断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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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纽约却仍是世界之都。它不是美国的大城市——这项称号从来都属于芝加哥。纽约永远处于边缘：与伊斯坦布尔和孟买一样，它的独特魅力恰恰体现在它对内陆所有都市的不苟同、不合作态度。它的眼光是朝外的，也因此吸引那些居于内陆便浑身不适的人。它之于美国的关系，从不像巴黎之于法国：纽约从没有将视线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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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不久，我为改衣服而逛进一家裁缝店。年迈的店主为我量体后，抬起眼睛看着我（用东欧口音）说：“你的衣服在哪儿洗的？”“呃，”我答道，“就在转角中国人开的洗衣房。”他直起身，长久而严厉地凝视着我，层层剥去了我身上的巴黎、剑桥、南部伦敦、安特卫普，直指我的东欧核心，（依旧操着东欧口音）说：“你为什么把衣服给中国佬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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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如今我有衣服便交给这个裁缝约瑟夫去洗，顺便与他交换几句意第绪语和（他的）关于犹太人在俄国生活的回忆。然后从那里再往南，穿过两条街到皮蒂酒吧吃午饭。酒吧老板来自佛罗伦萨，鄙视信用卡，做得一手全纽约第一的托斯卡纳菜。倘若时间紧，我就再走一个街区，去以色列人那儿买一个油炸鹰嘴豆泥饼；更可以从街角的阿拉伯人那里买滋滋作响的烤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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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米开外，驻扎着我的理发师们：朱塞佩，克兰科和萨尔瓦多。三人都来自西西里，“英语”都说得像“马克思小子”3。他们已在格林威治村待了不知多久，却仍未融入环境：要怎么融入呢？三人整天相互嚷嚷的都是西西里方言，声音已然压倒了他们获得娱乐和信息的主要通道：伦纳德•“奇可”•马克思，“马克思小子”（Leonard “Chico” Marx, 1887—1961）,美国喜剧演员，以说一口带意大利乡村口音的英语为个人特色。一个24小时放送的意大利语电台。回家的路上，我从克劳德那儿买一块拿破仑蛋糕，这个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坏脾气糕点师，曾送自己的女儿念完了一度也像巴黎高师那样严格的伦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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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家周边的两个街区内——还不算锡克教徒的报摊、匈牙利人的面包房和一家希腊餐馆（其实卖的是阿尔巴尼亚菜，但我们都没去计较）。再往东过三条马路，又有个小小的哈布斯堡王朝：乌克兰餐馆、东仪天主教教堂、波兰杂货铺，当然，还有老牌犹太熟食店——卖符合犹太教“洁净”标准的东欧特产。唯独缺少维也纳咖啡馆——这种咖啡馆，由于前文所述的现象，只有在城郊富人区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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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自然也有如此丰富多样的人群汇集。但当代伦敦文化已被区域和收入水平巴尔干化了——比如，金丝雀港作为金融主轴地区，就始终与伦敦中部的少数民族飞地保持着距离。相比之下，从我居住的街区走几步就能抵达华尔街。在巴黎，能看见阿尔及利亚劳工移民的孙儿孙女在隐蔽的角落里从塞内加尔摊贩处买东西；阿姆斯特丹也有苏里南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聚居：但这些不过是帝国遗留现象，被如今的欧洲人称为“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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