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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从那边，从德黑兰回来，你会给我带那边的腰果，对不对？”卡斯特尔巴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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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多西说他这样回答，“我可不只给你带一箱，我会给你带两箱，卡斯特尔巴伊。你喜欢什么，我一定为你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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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西开车送他去机场坐飞机到孟买之前，他们两个就艺术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多西并没有做任何笔记，但稍后他想到他们的这次对话，试图回想起他朋友说过的一些确切的话语，好把它们记在日记本里。不过他能够完全确定的也就只有“发现的历程、欢乐的源泉以及光的精神”这样一些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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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艾哈迈达巴德起飞的航班，把他带到了孟买的桑塔克鲁兹机场。在那里，他还有不少时间，因为他通常乘坐的印度航空飞往伦敦的航班要到深夜才会起飞。登机之前，他通过了过境检查，管理人员在他的护照上盖上了这座机场特有的椭圆戳，还在中间写上了当天的日期——1974年3月16日。一上飞机，他便开始忍受这段似乎无休止的旅程：在最终落地伦敦之前，航班要先后在科威特城、罗马、巴黎停靠。他原本的计划，是在抵达伦敦后，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费城。但周日抵达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后，他却错过了自己原计划要乘坐的航班。于是他只好重新订了一张印度航空的机票，这张机票将把他带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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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机场，他偶遇了一位同行、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Stanley Tigerman），后者正准备前往孟加拉国。“我在机场遇到了这位老人，他眼神游离，神情恍惚，看上去非常落魄。这个人是路。”泰格曼后来说道，“要不是我认识路易斯·康，我恐怕真的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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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的耶鲁，路易斯·康曾是泰格曼的老师。多年后他们在达卡重逢，几乎同时在那里着手进行建筑项目。然而耗时9个月的孟加拉国解放战争[3]却让泰格曼的项目最终搁浅，而康则一直保持着与这座首都的联系，在战争期间悄然继续着自己的计划，并在随后被邀请成为这个新国家政府中心的建筑师。自那之后，两人便很少见面，可现在，他们却亲切地相互寒暄，坐在机场里交谈了一阵——话题依旧围绕着建筑，康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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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忆了以前的事，聊得很愉快，”泰格曼回忆道，“但他似乎筋疲力尽，整个人很低落，看上去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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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曼还想起一件发生在他在耶鲁大学期间的事情。这件事和保罗·鲁道夫[4]有关。此人后来成为耶鲁建筑学院的院长，不过他对康“有点不友好”（这件不友好的事，是鲁道夫曾擅自修改了康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耶鲁美术馆的室内布局，而并未征得康的同意或询问过他的意见）。但在希思罗机场的那个周日，在与昔日门生道别后，康却突然转过身，叫住了他。“‘泰格曼，过来一下，我告诉你一件事。’”泰格曼后来描述道，“他说，‘我知道你跟保罗关系不错，但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联系了。等你们下次见面时，替我转告他，我很想他，而且我觉得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师。’我真的被他这话感动了。”泰格曼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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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搭上印度航空的航班，离开了伦敦，在17日下午6点左右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比预计抵达费城机场的正常时间迟了大约3个小时。他没有选择继续乘飞机，而是去了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前往第30大街火车站——这是他最喜欢的回到费城的方式。他没能买到7点半开出的快速列车的车票，于是买了8点半的普通列车。离上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所以他买了一份报纸，还把大衣和行李箱存进了车站的储物柜里。尽管离家超过一个星期，但他只带了一只老式皮革行李箱。这只箱子早已破旧不堪，空间也有限，仅比手提公文包大一点。然而每次旅行，他还是习惯于只带这一只箱子。在它几乎被磨薄的把手上，系着一条永久行李标签，上面印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克林顿街921号，路易斯·I.康教授”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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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费城的女艺术家认出了康，看到他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给某人打了个电话，但显然另一端的人并没有接听。她看着康转过身，向车站楼下的卫生间走去。此时已过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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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8点时，一个不认识路易斯·康的男人——但随后证实，此人是艾丝特一位朋友的哥哥——在卫生间里遇到了康。他注意到这个脸上有深深的伤疤、戴着厚眼镜的小个子白发男人正在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夹克外套，衬衫的领口敞着。他觉得这个男人脸色惨白异常，于是便上前询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康告诉他自己感觉不太好，想让他帮忙找一下卫生间的服务人员，让服务人员帮他叫医生。这个男人照做了，而服务人员来过后很快就离开了——这位旁观者随即也离开现场，因为他要上楼和妻子会合，而且他觉得这个老人应该并无大碍。他看上去有些“糟糕”，这个男人后来说道，但他看起来还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而且当时他还在四处走动。这个男人上楼，来到车站大厅，告诉妻子自己刚才遇到的事情，这时候他看到服务人员回来了，然而带回来的却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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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的丈夫没能如期在周日下午回家时，艾丝特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印度航空飞往伦敦的那趟航班时常会晚点，康也经常错过后续的航班。等到晚上他还没回家时，她猜测他或许是像往常那样，直接回了办公室，或者是去了哈莉特家——对此她早已心知肚明。所以，除了他没在飞机落地时给她打电话——这倒是很奇怪，因为他总会那样做，即便只是一次短途的飞行——她并没有感到有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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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午夜时分，她开始不安。等到周一早上康依旧音讯全无时，她便让康的办公室跟印度方面联系。康的秘书凯茜·孔黛（Kathy Condé）给多西和卡斯特尔巴伊·拉尔巴伊都打了电话，等他们回电，同时致电航空公司，得知康并不在从伦敦到费城航班的旅客名单上，也并不在任何其他航班的旅客名单当中（她了解到，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印度航空并不会为之前的航班保留旅客名单）。这一天晚些时候，她接到了多西的回电，被告知康搭上了从艾哈迈达巴德起飞的航班，在周六准时抵达了孟买机场。接下来的一整夜，凯茜不停地打电话——打给西联公司，询问是否有拍给办公室或是艾丝特的电报；打给肯尼迪机场，确认已落地的旅客名单；打给泛美航空；再打给印度航空。等到她离开办公室时，已经是当晚12点30分。她写了一份文档，逐条列举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恐怕他已抵达伦敦，但在那里出了状况，或者是已经筋疲力尽，无法打电话。”这是她周一晚上列举出的最后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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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凯茜在7点半来到办公室，给伦敦警局和苏格兰场[5]打了电话。与此同时，通过一位在伦敦工作的朋友，艾丝特也查明康确实乘坐印度航空的航班，抵达了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但他错过了环球航空的航班，于是重新订了一张印度航空的机票，飞往纽约。艾丝特给印度航空方面打了电话，找到一位名叫马奇先生的主管，希望他能尽可能查到一些线索；随后他回电，告诉她路易斯·康在周日下午6点20分离开了纽约的入境检查署。按照凯茜的建议，艾丝特随后给里佐市长[6]打了电话，两位警探随即被派遣去了康的办公室，然后又去往康的住所调查线索。两位警探、马奇先生以及凯茜还不约而同地调查了康是否登上了由印度航空在周日晚上派遣的直升机，这架直升机专为那些希望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荷亚瓜迪亚前往费城的航班的乘客提供，但他们发现康并没有搭乘这班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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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茜随后给瑰西园[7]打了电话，希望可以寻求到纽约市长的帮助。不到半小时后，她便得到了消息。一个女人告诉她，康并不在纽约的任何一所医院或是停尸间里，同时表示自己还在跟警方确认消息，并且保证只要一有消息，就会立刻再给她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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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晚上在宾夕法尼亚车站，随卫生间服务人员一同回来的那两名警察，是艾伦警官和福尔默警官。按照福尔默警官在14分区的文件报告中的描述，他们抵达现场时，发现路易斯·康“仰面躺在卫生间旁边”。艾伦警官试图给他做人工呼吸，但已经无济于事。这份简短而例行公事的报告并未言及康当时是否还有意识，但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言语或是动作，或许当时他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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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默警官随后将康带到了地狱厨房[8]旁边的圣克莱尔医院，那里的比达尔医生确认了康的死亡。警官随后当着太平间工作人员的面，检查了死者的衣兜。他一定找到了车站储物柜的钥匙，因为后来康的皮革行李箱、外套、护照以及车票和他的遗体一起出现。而福尔默警官的推断——这是一次心脏病突发造成的自然死亡——在第二天便得到了纽约副首席法医约翰·弗雷的证实。他认定路易斯·康的死因是冠状动脉闭塞性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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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仍有怪事发生。尽管警方在报告中准确无误地确认了死者是路易斯·I.康，但警官不知怎地将他的地址认定成是胡桃街1501号，康的办公地址。他们将此写进了报告里，然后在晚上9点50分时，给费城警察局拍了电报。“告知你市胡桃街1501号，艾丝特·康，疑似其丈夫，一位72岁白人男子，路易斯·康，地址同上，于本市身故。”这封电报在当晚便送达费城第9区总部的传达室。他们把康的年龄搞错了，可能是减法运算出了错（护照上清楚地显示路易斯·伊萨多·康，1901年2月20日生于爱沙尼亚），和这相比，地址弄错是很费解的。护照上并没有康的住址，但跟护照放在一起的疫苗接种证明上清楚地写明他的住址是“克林顿街921号”。此外，他的皮革行李箱也被带到了警局，并且被打上了“物主身故”的标签——而那上面的永久行李标签同样写明了康的住址。也许是警察在最开始检查他的口袋时，发现了他的名片，或是包含胡桃街的办公室地址信息的信头纸，抑或是他们在费城的电话黄页上查找了康的名字，而那上面是康的办公地址而非家庭住址。这都不重要了。错误已犯下，这个错误的地址，随电报一同被发往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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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送达时已是周日深夜——而且正好是圣帕特里克节[9]的深夜。警车按照电报上的地址来到胡桃街，等待警官们的却只有一幢大门紧锁的办公楼。他们随即打道回府，把需要送达的噩耗忘得一干二净。整整两天，都没有任何人再去关心这封来自纽约的被错误归档的电报，等到再次被人们发现时，它已经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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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得知康并不在纽约任何一座医院或停尸间后20分钟，凯茜·孔黛接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电话，同样来自纽约。她通报了康的死讯，并且告诉凯茜，康的遗体目前被送到了失踪人口部门，位于第一大道医疗检查办公室旁边的一座蓝砖大楼里。她还留下了一个联系电话，凯茜随即拨了过去，向电话另一端的男人描述了康的具体特征。后者确认了遗体就在他们那边，而且一封关于此事的电报将寄送给康的夫人。但他同时还说，需要有人亲自到场，确认死者身份。他告诉凯茜，他们的办公室一直开放到下午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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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就去了纽约，把路带了回来。整件事情真是一团乱麻。”几个月以后，艾丝特在寄给康的一位意大利朋友的信中写道，“不过我想他应该没受什么苦，看上去很平静，要是说真的有什么人死相安详，他应该就是那样的。”在那封信里她还写道：“路是死在两个救援队警察怀里的。”——可能是失踪人口部门的工作人员热心地向她透露了警方报告中的细节，或者只是艾丝特想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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