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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儿子和女儿，我妈妈的弟弟妹妹，去了里加，在那边他们过得很富裕，还能给我的外祖母寄几块钱。我去了里加一些地方，见到了我故乡的人们，觉得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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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富裕”，可能又是康的夸张之词，不过门德罗维奇的孩子们在里加过得确实还不错。到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他们都住在这座城市新艺术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在战争爆发前10年，这里开辟建立了许多公寓区。康的姨妈萨拉［Sara，也叫索拉—吉塔（Sora-Gita）］和她的丈夫莱布·希尔施贝格（Leib Hirschberg）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莱泽尔（Leiser）和米沙（Mischa）——一起生活，住在一栋位于马蒂萨街的相当便宜的复式公寓里。离她不到5分钟的路程，她的哥哥艾布拉姆（Abram）和他的七口之家，住在同一条街一栋更显富裕的公寓楼当中。沿马蒂萨街走10分钟，向右移动半个街区，便可以抵达本杰明的公寓。再走10分钟，康就能够找到他的另一位姨妈哈佳—米拉（Haja Mira），或者是他年纪最小的舅舅伊萨克（Isak），他住在阿沃图和格特鲁德街拐角一栋相当豪华的公寓建筑里。除了这些比他大至多十几岁的姨妈和舅舅，每栋公寓里还有很多表兄妹，所以这几个月在里加，无论住在哪里，他时时刻刻都会见到很多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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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漫步。“我回忆起我爸爸妈妈提到过的地方。”康说道，毫无疑问，他曾造访过里加的旧城，以及其他曾在伯莎和利奥波德记忆里出现过的地方。同时他也看到了在他父母的时代之后，这座城市兴起的一些事物。他不大可能会错过这里最具标志性的新建筑项目，一座从1924年开始修建的中心市场，四面都是拱门。到康抵达这里时，它已经接近完工了。拱门的风格使其看上去像是一座钢制的维多利亚时期火车站，但其美学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华丽，也更现代。每4个相邻的展亭都离开地面18米左右，巨大的半圆形窗户给室内空间带来光亮。建成以后，这座中心市场将成为一座矗立在河边的购物宫殿，令购物者驻足流连，其中还设立有属于鱼类、奶制品以及各种其他杂货的独立展亭。它将大胆地宣布这座城市在建筑领域已然步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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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离开拉脱维亚，前往德国、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时，建筑再一次成为他关注的核心。到9月底，他已经造访过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他也到过了至少一座蒂罗尔村庄，因为他在那里拿到了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写道（这一次似乎是写给自己的）：“拜恩[12]和蒂罗尔的典型山地民居，百叶窗、玻璃窗和阳台上都以明快的绿色、白色和赭色做装饰。屋顶上的石块用来储存积雪，防止雪崩。”10月4日，在欢度慕尼黑的啤酒节之后，康穿过勃伦纳山口，来到了意大利，而这段旅程中最漫长，同时或许也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或许正是发生在这里。“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比起其他国家，意大利毫无疑问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他在又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上写道，这次收信人的名字是劳拉和戈尔迪，“在我见过所有国家之前我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但在见过其他国家一眼之后，我更能肯定自己的概括。到目前为止，我为自己安排的目的地，都是那些正在走向现代的国家——而现在，我站立的土地发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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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就这样突然结束了。突如其来的终止，正是康自身由建筑经验所产生的观点中，不寻常但真实的断层体现。在情感与艺术范畴，他发现他被自己在欧洲发现的古代与中世纪建筑吸引，比如英国的城堡和教堂，以及意大利的宫殿、教堂和废墟。但在理性层面，他感兴趣的是自己在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荷兰发现的现代主义实验，那些才是他想在回到美国后加以利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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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他正沉醉在意大利的风光之中，从威尼斯出发，途经维罗纳、米兰、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圣吉米尼亚诺、阿西西和斯波莱托，最终抵达罗马，他在圣彼得广场度过了平安夜。然后他又向那不勒斯、卡普里、庞培古城、帕埃斯图姆和阿马尔菲海岸进发，一路都在速写。最终，在1929年3月初，他离开了意大利，前往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他这段城市探索之旅的最后五个星期。他的资金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不得不在左岸的一家小酒馆展示自己的钢琴技巧，来换取一间可以过夜的小房间。4月12日，在前一天横渡多佛海峡之后，他乘坐商船“美国航运者号”离开了英国。在经过了显然不够奢华的一周海上航行后，他回到了纽约，有些消瘦，囊中空空。但这段旅程，无疑极大丰富了他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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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身前往欧洲之前，康已经为自己重新进入费城的建筑界制定了一份计划。他决定要冒险尝试私人开业，合作伙伴西德尼·耶利内克（Sydney Jelinek）也曾受雇于莫利托的事务所。但在康离开的这段时间，耶利内克却改变了主意，这让他失去了搭档，同时也没办法开公司。幸运的是，几乎一回来，他便在自己的老教授保罗·克瑞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1929年5月，康进入了保罗·克瑞的事务所，在随后的17个月里，他作为事务所的一员，参与了多个大型项目，包括芝加哥“进步世纪”博览会、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些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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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在旅途中创作的速写和水彩作品的鼓舞，康决定要比最近这些年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美术作品。1929年11月，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的年度展览中展出了自己的4幅铅笔画作，它们都是在欧洲期间完成的。在接下来的3年，康继续在那里展示自己的画作，包括两幅风景画《多瑙河乡村》（Danube Country）和《即将到来的风暴》（A Coming Storm），还有一幅他父亲的肖像画，他以惠斯勒[13]式的简洁将之命名为“黑与白”（Black and White）。1931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速写的价值与目的》（The Value and Aim of Sketching），发表在丁字尺俱乐部（T-Square Club）出版的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令他的母亲非常骄傲。“这篇文章很吸引我，”伯莎写信给他说，“而且根据我对速写技巧的有限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很不错。那些速写本身让我尤其骄傲，从它们上面我能看出你自己手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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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那时——仅仅距离他从欧洲回来过去了两年——康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变化。刚回到美国时，他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希望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仿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但艾丝特·伊斯瑞尔却并没有待在原地。“他没给我写信（康一家人都不大写信），”她指出，“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跟别人订了婚。”康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直到他到她家去找她，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当时气坏了，而我对他说：‘好吧，可我又怎么能知道？’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没见过他，”艾丝特说，“因为路的脾气非常差，虽然他不太会表现出这一点，但那天晚上他一定很吓人。他从欧洲给我带回来了很多精美的东西，但却把它们都扔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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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次和康见面，让她意识到自己未婚夫的缺点。“你知道的，你让我很厌烦。”有一天她对他这样说，于是婚约也就解除了。艾丝特的妈妈对此感到宽心，她从来就没喜欢过那个年轻人。“但她也不想我和路结婚，”艾丝特意识到，“有些事情我爸爸妈妈都很介意，比如路脸上的伤疤、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他那个和我们并不相同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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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家庭并不仅仅在社会阶层方面低伊斯瑞尔家一等，他们还是惹眼的新移民家庭。在家的时候，他们用德语交流，也许还会夹杂一些意第绪语。按照艾丝特的说法，英语“非常少”（伯莎1931年有关速写的那封措辞严谨的信可能是一个反例）。“我们家只说英语，”艾丝特指出，“我爸爸是个律师，我妈妈出身也不贫寒，而他家则来自俄国。”她说起康，同时努力忽略自己的父母同样也是俄国移民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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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同于利奥波德·康，塞缪尔·伊斯瑞尔（Samuel Israeli）自孩提时代便来到了美国。他的父亲此前在俄国做粮食生意，来到美国后作为一个干货商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做得风生水起，这使得他有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塞缪尔的兄弟们有一个是拉比，一个是建筑师，还有一个是医生；就连他的姐妹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女子医学学院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而塞缪尔自己在黑门山男子学校[14]和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了法学学位，1900年便作为合伙人在费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1902年，他和一位拥有俄罗斯犹太裔血统的费城姑娘安·辛伯格（Annie Sinberg）结了婚，生下了三个女儿。生于1905年的艾丝特是他们的大女儿，同时也是在很多方面最接近她的父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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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是享有舒适和文明的一流职业阶层的典型。“当你来我家吃晚饭时，饭菜总是准备好的。”艾丝特观察到，她想强调伊斯瑞尔一家和康家的区别，“而你要是去他住的地方，他家的人一定在忙得团团转，到处找面包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她对康的父母的某些方面表示了赞许——他们的“美好婚姻”，实际上伯莎“可以说一口优美的德语”，但即便是她的恭维，其中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傲慢。“路的妈妈非常安静，非常爱他的爸爸。她并不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同时觉得他能够娶自己简直太棒了。”她评价道。不过显然，反对的意见是双向的，或者至少艾丝特是这样感觉的。“他们并不喜欢我，”她说的是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可以娶一个他们能够控制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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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为真，这都未能起到实际作用，父母的意愿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康从她家怒气冲冲地离开大约一年，同时她结束婚约很长时间之后，艾丝特去听了一场费城管弦乐队的贝多芬田园交响乐音乐会。“我看见路在那里，”她回忆道，“随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我在音乐会上看到了你。我和我爸爸也在那里。我觉得那天的演奏简直棒极了。’”鉴于她有意提及了自己的父亲，康一定意识到她身上已经不再有婚约了，于是很快便给她打了电话。“三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不过筹办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艾丝特想要一场世俗的婚礼，而康却坚持为了他的父母，要请一位拉比来主持婚礼。这稍显奇怪，犹太教在他的童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在几十年后，康告诉记者，他从未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只在主日学校里待过一整天（家族传闻当拉比准备要打他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拽了出来），而且宗教在他们家是“次要的，完全是例行公事”。不过康一家人还是自认为严守教规的犹太教徒，他们一定要在自家儿子的婚礼上表明自己的虔诚。艾丝特稍作反对，但是很快就放弃了——不过，从她在后来的生活当中提及这次妥协的次数来看，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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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初，大约离婚礼还有一周，艾丝特开始在日记里倾吐自己的心声。“在我和路决定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需要写点什么。”她以此开场，“今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一切都不够融洽。”显然，她后知后觉地发现，除非再邀请两个人来，否则他们的婚宴上就会刚好有13位宾客。于是她给康打电话，告诉他她的选择。他并没有立刻接受这个想法；艾丝特猜测他“要么在生气，要么是累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且我不喜欢和他通电话——我们总会遇到麻烦”。他告诉她他必须跟别人商量一下，稍晚再给她回电话，这让她非常愤怒。“路总会告诉我是我的错——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有错”，她跟自己生着气，他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每次都是我在向他让步——让拉比主持我们的婚礼、挑选什么样的家具、没有买真的很有用的‘在家’卡片，还有其他一千件小事，触发点可能是行李或衣服。但我不会湮灭我的个性”，她勇敢地坚持，“而且我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毕竟一开始他喜欢的就是这样的我，而现在却要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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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反抗的决绝，显然只是表现给她自己看的。“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告诉他这一切呢？”她继续写道，“我同意一切，就像一只温顺的羊羔——这就是爱对你做的事情。我想他一定很乐意拥有一个有头脑的妻子，而不是很愚蠢的那种。”在旁人看来，她其实一点也不蠢，而且还有些不循常规。“等下周四到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奇怪，因为他已经把婚姻当成了某种战场——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从没想过要结婚，但是爱——爱会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她懊恼地补充道：“我只希望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分歧破坏一切，在我身上表现得明明白白——面对任何不以尊重待我的人，我的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会僵硬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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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I.康和艾丝特·维吉尼亚·伊斯瑞尔正式结婚是在1930年8月14日，那也是历史记录当中费城最热的夏日之一。他们立刻离开费城去度蜜月，先后去了纽约北部的阿迪朗达克山脉、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马萨诸塞的格罗斯特和波士顿，最后则去了大西洋城、新泽西，他们在那里和康的朋友奥瑟尔一家见了面。一路上康画了很多速写，捕捉到了很多他随后会用在自己画作当中的风景。他们都很轻松惬意，艾丝特也恢复了对于婚姻的信心：这是一次“可爱的蜜月旅行”，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康的感受尚不为人知。多年后他告诉自己的一个后辈，结婚刚一周，或者说当天晚上，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但这是否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言论，或者可能是为拉近关系而开的玩笑——甚至康自己是不是相信这句话——也都不可能再说得清楚了。）在蜜月当中，艾丝特注意到他对自己的伤疤不再那么敏感，尤其是他已经不再用帽子来掩饰了。“我们结婚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帽子扔到一边，再也没有戴过。”晚年时她回忆道，“他最后一次戴帽子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时我很漂亮——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但我的确很漂亮——而且我猜他是觉得如果我对此并不介意，那么其他人也不会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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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费城，他们计划先搬到艾丝特父母家暂住，那是一栋有山墙的3层砖木房屋，位于费城西的切斯特大街5243号。那里足够宽敞，他们可以拥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间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书房，还有给康的一间小工作室。艾丝特很高兴能和家人住在一起，她的新婚丈夫不仅跟她的父母相处融洽，还和她的两个妹妹奥莉维亚（Olivia）和瑞吉娜（Regina）打成了一片，当时两人一个19岁，一个16岁。他们计划两人会继续工作一年——他在保罗·克瑞的事务所，而她则继续做神经外科医师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的助理研究员，同时负责行政工作——为日后去德国和奥地利的行程攒钱。艾丝特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想去学习安娜·弗洛伊德[15]的课程，而康则想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6]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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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新婚夫妇的计划在蜜月后不到一个月便宣告破产。9月底的一天，康回到家，同时也带回了自己失业的消息。1929年股市崩盘对金融领域造成冲击，最终波及了建筑行业。即便是克瑞名下这样声誉极佳的公司，也苦于无钱进账。“路回到家里，像往常一样晚，同时告诉我他工作丢了。他没法再待在克瑞的事务所，也没法再从那里领到薪水，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艾丝特说，“克瑞和路很像，他从不会解雇任何人，所以路只能自己离开。”欧洲行只能延期，艾丝特继续她的工作。新婚夫妇继续跟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但并不是为了攒钱，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负担不起任何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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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住在切斯特大街5243号，他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先前承诺要付给她父母伙食费，每个月100美元。即便康丢了工作，这笔钱还是要照付。艾丝特每个月还要节省出20美元，有时更多，送给康的父母。同时还有其他日常开销——衣服（包括艾丝特的制服）、音乐会和戏剧的门票、看医生、有时送出的礼物、给她自己和康的少量但规律的“津贴”，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支出。从1931年年初开始，艾丝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收支情况，这表明她尽管和父母住在一起，仍需要小心经营他们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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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白天需要工作，但这样的生活安排却还是有利于艾丝特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我可以去工作，去研究生院学习，不必烦心家里的事情，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她总结道。安·伊斯瑞尔在女佣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家务。而塞缪尔·伊斯瑞尔则通过自己的律师工作，负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开销。他从没有责怪过自己的女婿——毕竟，在经济低谷的早期，人人都在承受失业的风险——而且他仍然对康的才华抱有坚定的信心。“我觉得在1927年我遇见路的时候，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他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艾丝特随后评论道，“一个是我爸爸，路很仰慕他……还有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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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还有他妈妈，也觉得他很棒。”艾丝特补充说。但伯莎也无法再随时随地给他以鼓励，因为在康失去工作后不久，他的父母便永久地搬离了费城。搬家表面上是因为利奥波德的健康原因，医生认为洛杉矶温暖、干燥的气候有助于改善他的身体状况。至少有一位家族成员——玛莎姑妈——已经在那里定居，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地安顿下来。一系列略带德语味道的英文明信片，记录了伯莎和利奥波德这趟横穿整个国家的迁徙［“我们在周四刚刚‘gekrost’进入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写道，这个词同时包含英文动词“cross”（穿过）的意义和德语的完成时态］。然后，在1930年和1931年之间的冬天，有一封来自洛杉矶的信。“第一次见到棕榈树的时候，我兴奋得很。”伯莎给路和艾丝特两人写道，尽管她用的仍然是德语。“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我是多么喜欢大自然！”然后接下来的内容被利奥波德更细小也更优雅的字体接管：“抱歉，但你们的妈妈已经不能再写了，这已经超出了她的眼睛所能承受的负荷。”（伯莎的视力开始严重衰弱，已经到了“在白天，我要戴着蓝色眼镜到处逛逛”的程度，她如是写道。）利奥波德写道，他们在晚上造访了“灯火辉煌”的好莱坞，评价了这座城市宽阔的商业街、“华丽而典雅的商铺”，以及洛杉矶处处都要比费城发达的繁荣景象。5月，他又寄来了一封信，描述他们的新房东：“一个上了年纪的基督徒，对我们很好，允许我们随便采摘菜园里的东西；菜园就在我们公寓的前面。”在这封信的附言部分，他要求艾丝特和康：“请给罗塞拉和萨拉打电话，问问她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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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1年6月，在写信给康，谈论他有关速写的文章时，伯莎所用的语言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英语了，但对于自己会和在费城的家族成员们失去联络的担忧并未改变。“你在信里提到了房子的问题，我很抱歉，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伯莎写道，“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奥斯卡和罗塞拉的信了，他们出什么事了吗？我很担心。”她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家里在第20大街北2318号的房产，正处在贷款违约抵押处理的进程当中。这栋房子最后在9月的一次强制拍卖当中易主，这也就意味着奥斯卡、罗塞拉以及萨拉都需要另觅住处。最终萨拉和她的加拿大籍丈夫乔·弗里曼（JoeFreedman）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格莉（Gerry）一起搬去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那里她给康和艾丝特写了封可怜的信，诉说她的思乡之苦。奥斯卡和罗塞拉——现在还有两个小孩子，男孩名叫艾伦（Alan），他的妹妹名叫萝达（Rhoda），尚在襁褓当中——留在了费城，奥斯卡尝试了多次商业冒险，但均告失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康家的成员，最终都会远走加利福尼亚，与利奥波德和伯莎团聚，除了康和艾丝特这一显著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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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康留在费城的一部分原因是艾丝特的家庭，他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建筑生涯。即便没有工作可做，那段时间他的事业却仍在继续。他并非容易气馁的人，在离开克瑞的事务所不久，他便计划要跟另外一位失业的建筑师索利斯·丹尼尔·科佩兰（Solis Daniel Kopelan）一起开办自己的公司。康甚至已经设计出了新公司的标志——一栋对称的、矩形轮廓的建筑，显然是现代主义的象征——所幸，他在这时获得了一份可以和赞津格、博里以及梅里达[17]共事的工作，因此得以从这个注定失败的冒险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和政府签订了一份合同，在华盛顿为司法部设计大楼，而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项目对建筑师来说是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来源，因而对于康而言，加入这个项目应该是明智的。1930年12月，他进入了赞津格、博里和梅里达的公司，此时距他离开克瑞的事务所只过了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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