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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仅凭一张照片，康便能早早判断出勒·柯布西耶新近完成的这栋建筑将成为一部对他自己意义非凡的作品——不只在它的材料方面（混凝土浇灌、部分石材），还包括对它怪异而动人的形态——异想天开又庄严周正、弯曲而笔直、质地沉重却明快轻盈——的敬意。人们几乎可以从纸面上听到这场办公室里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当戴夫·威兹德姆——办公室里可靠的长辈，唯一能跟康抗衡的声音——插嘴表达自己的见解，蒂姆·弗雷兰，帅气的耶鲁毕业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时，彭罗斯·斯普恩（Penrose Spohn）不可避免地成为“好好先生”（不过他的评价如何能做到和玛丽·郭满怀热情的附和有所区分呢），然后前来做客的法国人亚伯拉罕·比尔（Abraham Beer），扮演着自己高傲自大的外国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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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婷这时候去哪儿了？从笔记上看，在这一页的另一边——这段记录的左边，一条垂线把页面分成了相对窄的左边以及相对宽的右边，康写道：“安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形式，而非源于所有建筑内在蕴含的结构秩序而展现的力量。安声称，如果柯布西耶和我一样，能够对结构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就绝不会满意现在的这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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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似乎是两人当中更真实的“康”，总是提醒他记住自己所支持的思想，以及他们在建筑和形式之上探索的秩序观念。她特别的智慧，包括她对纯粹几何形态的热爱，使得她期望一切处理得符合逻辑、有条不紊，从而与她从宇宙间窥见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康曾经被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并且在言辞与作品当中均予以了回应。然而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也想要背叛、反抗它，以一种纯粹本能的冲动反应：“我爱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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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段时期两人开始产生分歧，但在很多方面，康和安依然像是一对伴侣：作为工作上的同事，作为小阿莉克斯的父母，甚至是作为情人。安一再要求路彻底放弃玛丽，康没有照做，但他还是时常出现在安的家里。他会带阿莉克斯出去玩，或者是到安家看她，偶尔吃顿晚饭，有时留下来过夜。而安也在工作中获得了灵活安排时间的特权，尽管大家都需要长时间工作，但她却可以享受“阿莉克斯时间”，回家照顾孩子。随着小女孩逐渐长大，她开始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她们一起住，而安的回答尽管出于保护孩子的本意，却让她愈发困惑。“她会说：‘我们没像其他人那样结婚。’然后我就想他们可能是在法院或者别的地方结的婚。”成年后的阿莉克斯回忆道。所以阿莉克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月只能见到她爸爸一两回——她猜测，对于一个如此忙碌的建筑师爸爸来说，他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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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让康稍微不那么忙碌，如果不是一下子变得悠闲的话，那就是他的教学地点发生了改变。1954年，乔治·豪从他耶鲁大学建筑系主席的位置上退休，而且没出一年他便去世了，这使得康十分悲痛。（“他真的很仰慕他，豪去世的时候路消失了，他一个人去了大西洋城，在海滩上走了一整天，然后就回了家。当时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艾丝特·康后来回忆道。）康和随后接替了豪位置的保罗·鲁道夫相处得并不是很愉快，鲁道夫是一位新晋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每周的通勤也开始让他感到煎熬，他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正处在上升期的建筑事务上。所以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院的新院长G.霍姆斯·珀金斯（G. Holmes Perkins）向他提供了一个从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供职的固定教学职位时，康接受了。从50年代初开始，他便会偶尔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课，建筑系的学生对他已不陌生。不过现在，他已经成为这里全职的“康教授”。他还接受了一些别处的访学职位，比如1956年，他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与规划系待了一个学期，同时他还一直在耶鲁教学，直到1957年。另外他还会偶尔在普林斯顿客串讲课——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他便一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紧密相连，成为“费城建筑学派”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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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5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并且在随后进入路易斯·康个人公司的理查德·索尔·沃尔曼（Richard Saul Warman），在多年后仍对康第一次出现在他们教室时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是一次“评图”——这些大师批评（或者极少情况下，赞美）学生们的图纸和设计——而且这堂课可能是在康准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放弃耶鲁的时候。无论如何，沃尔曼已经知道他是谁了，这位老师有一张带伤疤的脸，声音高而尖，同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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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二那年一开始，听了他的一次评图，记忆犹新。”沃尔曼说，“那是一种顿悟。我跑回家对我爸妈说：我刚刚听到一位将要成名的人的课。”沃尔曼并不关心他的父母，一位犹太屠夫和他的主妇妻子能听懂多少，他只是觉得这些话自己不吐不快。“他是个非凡的人，”他对自己的父母讲起康，“而且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会说实话的人。他是个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我不一样——而他就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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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路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同一时间，或是在几个月后，十几岁的苏·安坐有轨电车，从西费城的家，到位于城市另一边的私立中学贵格会菁英学校去上课。当熟悉的车载着她前进时，她碰巧瞥了眼右边的窗户，然后扭过头来，仔细看了看。她很熟悉的安·婷正站在人行道上，手里牵着一个她以前从没见过的小女孩。“冥冥中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妹妹。”苏·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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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初的冲动（尽管“冲动”这个词使这个念头像是她有意识产生的，但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阶段），是完全忽略掉这个想法。“我想，我不要去想这个，我只是把它封闭掉，”多年以后她说，“永远不跟别人谈起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我无意中听到了，但并没有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是一种顿悟。只是获得一种讯息。我没有感到痛苦。那是我的妹妹，是我爸爸的孩子。我从没清楚地告诉自己这一点是，但我确信它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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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为止，苏·安都不记得有任何人谈论过她父亲的不忠。如果她的父母曾因此而争吵，他们的谈话也一定发生在紧闭的门后，离她很远。“他们都不是喜欢张扬的人，”她指出，“无论为什么吵架，那都只会发生在两人之间。”但她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或是感受到了什么，所以才会在见到阿莉克斯·婷的那一刻，便认出她是谁。而且如果这种认出是瞬间的，那么遗忘也同样如此：这种顿悟带来的冲击太大，以至于她只能暂且把它封闭，直到做好准备再把它取回，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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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多年以后，她才发觉自己的母亲在当时也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婚外恋情当中。康的轻佻是众所周知的，他的私生子们便是一部分证据，但艾丝特的事情却无人知晓。到最后，她只告诉了自己的女儿和其他两个晚辈亲戚。在苏看来，这种最后的坦白实际上是一种大度。“这是所谓的‘日子都是怎么过来的’。我想她是想用这种温柔的方法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生活的道路也不总是那么地，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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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艾丝特同样出轨也许有利于她处理路的婚外恋情，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等价相抵”的事情。她在他们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的时候第一次遇到那个男人。而在他们认识以前，他和妻子一起参加过在艾丝特家举办的一个派对——一个典型的，康的钢琴独奏会——而他的妻子明显对艾丝特感到了嫉妒。她的丈夫显然觉得这位年轻的心理学研究生很有异国情调、非常漂亮，也很有吸引力。（“而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不是也这样想她，”苏·安指出，“他很珍惜她，但……”）这个男人个子很高，一头金发，并不是犹太人，一切都和康不一样。他不久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校，成为了一名成熟的研究科学家——那是一条与艾丝特，更不用说艾丝特的父母眼里康那种异常缓慢且布满荆棘的路径完全不同的道路。最晚在50年代，也可能是稍早时候，他和艾丝特便已经正式而浪漫地开始约会了。他们很慎重，但不总是躲躲藏藏：比如在1953或1954年，他竟然开车送艾丝特去苏·安的夏令营。“我觉得我爸爸正在和别的女人约会。”这个男人的女儿回忆起从自己一个兄弟那里听来的话，并且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母亲也对这段关系心知肚明。但这位妻子并未，或是无法对此加以阻止。这段婚外恋情持续到60年代末，直到艾丝特的情人病得太严重而无法坚持下去才告终。他去世的时候，艾丝特没有参加葬礼，而是留在了家里。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到场，毕竟那时他的妻子已经很清楚他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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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实际上也认识这个人。作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他们偶尔会共进晚餐，康甚至还参加了他女儿的婚礼。但大家普遍认为他对此一无所知，正如苏·安指出的，他“那么专注于自己的世界，可能从未想到过这一点”。所以看上去，艾丝特的出轨也并非是为了报复，而是自主的行为。“她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她的女儿观察到，“尽管她会对自己生活加以限制。我妈妈很珍惜路，也很支持他，但她有自己的世界。”而且她很小心——不像康——不会冒任何可能怀孕的风险。苏·安出生时有一点难产，最终是臀位分娩，而艾丝特也意识到康并不太渴望拥有更多孩子。所以实际上，拥有一个情人，只是她采取节育手段的一个额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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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切，全都隐藏在家庭生活的表面之下，无人言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无人察觉。路似乎并不知道艾丝特隐秘的爱情生活，而艾丝特知道安·婷——甚至玛丽·郭——但她从未谈论过自己知道的事情，也从未试图以任何形式将这些事情公开。而这也和他们的女儿苏·安在突然认出自己的妹妹之后，努力将这个想法抛到脑后的做法一致。在康家族中，意志坚定的遗忘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甚至正是这种品质，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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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偶尔也会有真正的痛苦袭来，刺穿他们情感的盔甲。1958年8月，康从加利福尼亚那边得知了他母亲病危的消息。伯莎当时已经86岁，患有二型糖尿病已经至少10年到15年。到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一根脚趾已经坏死。“我看过她的那根脚趾，”她的一个曾外孙女奥娜·拉塞尔（Ona Russell）战栗着回忆起当时过于生动的记忆，“因为我的爸爸和舅舅都是医生，他们没意识到那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记得她很痛苦，但见到我的时候，她还是努力想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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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娜的舅舅艾伦·康，在伯莎生命的最后几周一直频繁地探望她。到她在8月20日的午夜最终离世，一直坐在她的床边。利奥波德在楼下的客厅里，当时还醒着，艾伦到楼下去告诉了他。“我下楼看着他，而他用德语说，‘Mama ist gestörben’，”艾伦回忆道，利奥波德的英语还是像以前一样流利，但当他需要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妈妈死了——时，他和伯莎之间谈话时一直使用的、旧日的语言，随即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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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们已经通知康，伯莎恐怕挺不了太久，康随即搭乘从费城起飞的第一趟航班，但还是来迟了。他抵达时，伯莎已经去世。“他进来，上楼，去了她躺的地方，”艾伦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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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莎·康葬在了东洛杉矶的和平之乡公墓，她的儿子奥斯卡已经在这个犹太公墓安眠。参加完葬礼，康乘飞机回家，回家后对此并没有说太多。但在几个月后，1958年12月，他回应了一位访谈者有关他母亲的问题：“她是个出色的女人，宽容、随遇而安，但感情不外露。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很善良，善于共情，也很幽默。”在坦率地承认自己比父亲更了解母亲之后，他谈到和母亲的关系：“很美好，给我带来动力，但不会很直接，也不会无限度地靠近。这种关系很温暖，但不会有那种个人层面的过分压力。”在童年时，如果需要纠正他，她也会理性而温柔地来做这件事。“父亲会动手打我，母亲则会理解我，用言语来教育我。”而对于他的父亲，她同样展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爱。“他情绪不稳定”，路指出，同时“作为一个捉襟见肘的养家之人，他时时感受着压力”。但“他有时也会很开心快活，尤其是在和母亲一起的时候”。作为对访谈者一个机械的问题——你母亲对你父亲挣钱的能力及他提供的生活水准是否满意——的回应，康回答：“不，但她没有为此诋毁我的父亲，她很高尚。”（“受访者以敬畏和理想化的姿态回忆着她。”访谈者随手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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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评估与研究中心一项针对创造性人格的大规模心理调查的一部分。研究者是一位名叫唐纳德·W.麦金农（Donald W. Mackinnon）的研究型心理学家，他将建筑师（同时还包括作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定义为一种成果丰硕的创造性人格展开研究。为了充实他的研究对象，他咨询了5位与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关的建筑师——威廉·沃斯特、弗农·德马尔（Vernon DeMars）、乔·埃谢里克（Joe Esherick）、唐·奥尔森（Don Olson），以及菲利普·蒂尔（Philip Thiel）——每人提名45或50位建筑师。尽管路易斯·康除了耶鲁大学美术馆、特伦顿浴场以及几栋私人住宅外再无引人瞩目的作品，他还是得到了所有5位建筑师的提名。其他受到如此尊崇的建筑师包括马塞尔·布劳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les Vander Rohe）、埃罗·沙里宁、弗兰克·劳埃德·怀特（Frank Lloyd Wright）——他们通通拒绝参与这项研究——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理查德·诺伊特拉则和康一样，接受了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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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整理好这份名单，从有5人提名的建筑师开始，然后是4人提名（这里有保罗·鲁道夫），然后是3人［包括贝聿铭、何塞·路易斯·赛尔特和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接着是2人［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最后到1次提名者（奥斯卡·斯托诺罗夫、G.霍姆斯·珀金斯）。最后这位心理学家选择了40位参与者——顺便说一句，所有人都是男性——将他们分成4个小组，进行测试和谈话。康的小组中包括了彼得罗·贝鲁奇（Pietro Belluschi）、贝聿铭和理查德·诺伊特拉，他们在1958年12月12日至14日被邀请到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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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纳德·麦金农开始发表研究结果时，整个进程已经非常繁冗，更不用说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整个研究其实缺乏科学性，也很难讲真的有什么独创性可言。不过他为这些创造性人格归纳的生命进程倒是有几分价值，尤其是与康的生平经历有着惊人的关联性。具有创造力的人，往往在早年间很内向，从而对自己的内在思想、抽象思维和想象经验有了敏锐的把握。这种向内转向的发展往往缘起于童年的不幸经历或是孤独，通常是由疾病或生性羞怯造成的；而这个孩子也往往会具有某种来自于创造性天赋的特殊技能，并且因此会获得至少父母中的一位，或是其他成年人的鼓励。麦金农还假定这个孩子可以自由地为自己做出选择、独立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父母之间过度亲密关系的良性缺失。最后，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人员推断，这个人在童年时可能会常常搬家，“往往是从国外来到这个国家”，同时，他还具有一种不寻常的能力，可以无视外界的压力，让自己的职业进程延后，直到做好准备再开始。你可以看出，这些描述几乎和路易斯·康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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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如出一辙，但这种创造性人格研究往往旨在消除个体间的差异。而这些研究背后的原材料，所讲述的往往是另外一个故事。于是在这里，康的个人特质实际上是在访谈与测试当中体现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和一位名叫约瑟夫·斯派斯曼（Joseph Speisman）的访谈者打交道。约瑟夫后来在心理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不过在和康进行访谈时他不过30出头。从他被要求完成的“人物速写”来看，他似乎对自己的受访者颇有好感。“对于这个项目，他热情、严肃、相当认真，也很专注。他一点也不会随着访谈者亦步亦趋，对提问环节的细节与微小差别十分警觉。”斯派斯曼写道。他同时对康在访谈过程中表现出的“明晰流畅”，以及他的顺序记忆和同一时间内的跳跃记忆能力表达了一定程度的赞赏。在访谈结束后填写的表格上，斯派斯曼写道康“似乎很享受被访谈的过程”“在访谈过程中配合了大量的手部动作”，同时既有“快速而丰富的面部表情”，又保持了一张“警觉、‘开放’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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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这个人物速写的主要结论大致准确：路易斯·康的卓越品质，是“对工作强烈的奉献精神”，“尊重传统、拥有历史视野，追求智识，拥有好奇心，这些特质合为一体，最终成就了他的‘艺术创造力’。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意义上的退缩，相反这是一种对自己作品极端的专注与利用，使其与自己所参照的传统框架融于一体——尽管这是一个宽泛的框架”。斯派斯曼也对康是如何完成其作品有所洞察。“他相当积极，喜欢传播自己的想法，即便思考尚不充分，也期待获得反馈。”这位心理学家正确地总结道。但他被康的自谦欺骗了，至少被它误导了，他认定“他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来直接或完全地否定一件事……尽管他拥有才能和天赋，但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对自己也不够肯定”。（也许这类研究的本质就是自相矛盾，但这个结论和一份单独的“评级表”中的结论是矛盾的，斯派斯曼在那份表格上将康的大多数认知和智力特征评定为中上，但却以罕见的高分——9分，最高分——评价了他的“命运感：对人生有明确的目标，拥有无可争辩的自信，相信自己终将实现它们”。）最后，斯派斯曼推断道：“他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直接’生活与体验上，他并无足够多的经验，一切通过他的‘艺术’、作品进入他的生活，而就连这一点，也被某种‘神秘主义’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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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神秘主义，可以追溯到康在面对一系列有关他的建筑实践进行的例行公事的提问时所做的回应。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建筑师的？“8年前。”康回答（也许指的是1950年12月，他在罗马的美国学院的时候）。“我觉得很安全。”他继续说，“我意识到了一种秩序感和设计感。”随后，在3个问题之后：你觉得自己在建筑方面有天赋吗？“是的，”康说，“我对秩序有一种感知力，我的设计便是发源于此。这方面我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是：你如何定义建筑中的创造性成就？“秩序感和位置感，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他重复说。接下来还是如此：你觉得自己是一位有创造力的建筑师吗？“是的。”如果是，在哪些方面呢？“秩序！从它开始，才有真正的设计和结构。”你可以看出感叹号在其中表达的不耐烦，以及对自己没有被真正理解的忧虑。访谈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康的“秩序”所具有的确切含义，它不仅仅是他作品中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建筑是如何被其他人实践的评判标准。康旗帜鲜明地捕捉这一基本精神（属于一个场所，或是一种功能，一种需求，一种渴望的基本精神），同时允许它支配设计。也许如斯派斯曼坚持的，这是一种神秘主义，但它也是非常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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