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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62年7月，大多数问题尚未到来，而康的大多数雇员都为布林莫尔项目匀出一部分时间，为1963年春天的投标日期而奋战。当康在白内障手术后回到办公室，至少有十几个建筑师和绘图员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到这年年底，雇员的数量增加到了20多个。此后，办公室里的人数便在这个范围内波动。“同时有很多大项目，人却很少。”60年代中期为路工作的戴维·斯洛维奇评论道，“路有自己的节奏。”弗雷德·兰福德确认了每项工作分配的人很少这一事实，表示“我们工作很多个小时。在为他工作的6年里，我一周要工作60到7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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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晚些时候因埃德曼大楼项目加入公司的埃德·理查德，对康安排工作进程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和其他雇员一样，他明白这本质上是一间“一人公司”，由康一个人发布设计指令。但这个体系当中低下的效率令他感到很困扰。“他一次只能真正进行一个项目，因为他太投入了。”埃德评价道，“和萨尔克项目比起来，布林莫尔那边简直就像是后妈养的。”而当手头的项目上了轨道，他会“领养”其他项目，而不考虑规模和成本问题。“路是为了建筑本身工作的。”理查德指出，“实际上，花的时间一多，任何大的团队都会在住宅或是教堂项目上赔钱。想赚钱的话，你得把所有项目都做成公寓楼那样的重复工程。我的理解是，对路来说，他只在萨尔克一个项目上赚了钱。”——而这可能是因为，萨尔克项目是按小时计费的，而非像其他委托一样按最终成本的固定比例结算。“他是个糟糕的商人，”理查德说，“重点在于，他不在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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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很大程度上，他身边的人同样也不在乎，因为他能够让手里的项目看上去激动人心。“路为建筑带入情感的深度与诗意的会话。”50年代末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随后在60年代早期与康的公司有所接触的洛伊丝·谢尔·杜宾说。“他高谈阔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令人动容。”而对于同他共事的人来说，这种特质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路带给我最大的正面教育，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寻求正确答案。”杰克·麦卡利斯特说。这就是为什么，每当设计行将结束，他的雇员们便会互相提醒，不要让康看到已经完成的图纸——否则，他可能会在开始建造之前，再想出一个新方案。对路来说，一切激动人心的时刻，都存在于对建筑本质的追寻过程中。这趟旅程偶尔艰苦卓绝，但也可以带来极大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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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很有活力。和他相处很有趣，令人振奋，”弗雷德·兰福德指出，“他可能会抱怨某事，但他从不会郁郁寡欢。他也很有幽默感。他会坐下来讲话，而我们大家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并不是一个能干的商人——我们是他的雇员，而在他心目中，我们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课堂上的学生并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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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公司的工作量大幅增加，康没有放弃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学工作，而且在1962年，尽管刚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他还是迅速投入到了在9月10日开始的秋季学期的教学当中。每周一和周三的下午2点，他都会出现在富内斯大楼顶层自己的教室里，和学生们讨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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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讲，但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埃德·理查德说，50年代时他也曾是康的学生，“原因在于他那些非凡的想法。差不多有3个星期，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语言，还总是断断续续。但一旦你搞明白了，你便会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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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建筑师查尔斯·达吉特（Charles Dagit）举了大约发生在10年前自己跟康学习时的经历作为例子。按照达吉特的说法，课程是从康默默坐着开始的，他一直在抚摸自己的下巴，搞得大家都非常紧张。然后他开始谈论建筑中的“普遍元素”：楼梯、柱子、墙壁、窗户等等。“谁发明了这些东西？”他会问，“现在是谁拥有它们？谁让拱顶发端？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它们存在是因为它们必然如此。它们是何时筑成的？”然后康会对学生讲起自己关于墙的寓言故事，说因为身上凿开了一扇窗户，墙觉得自己又虚弱又悲伤，直到上下用过梁加固，两边筑起了墙墩。“路的寓言故事会讲很久，”达吉特说，“逐渐接近它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墙壁分离，而柱子成型’。”这是他标志性的想法，他总会用这种方式加以表达，同时他也喜欢将它传达给年轻的听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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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的时候，康很守信用，不仅会满足他们对于自己时间的占用（“如果他欠了你3个小时，他就会给你3个小时。”埃德·理查德注意到），同时也会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密切的关注。“他的批评也非常棒，”理查德说，“比如——班上有个同学正在做一份教堂的设计，他会说：‘你处理这座教堂的方法非常好，我都不会这样来设计。但这不容易实现。’”洛伊丝·杜宾记得差不多的事情，她谈道：“他不想让你去复制。他想让你利用自己内在的东西。他介绍给你的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让自己大脑的空间得到释放，从而创造出完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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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康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很暴躁。查尔斯·达吉特回忆起在常规的评图中，某个人的作品如果被他盯上会有怎样的风险。“刚上课时，路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大家的作品。”达吉特说道，“他常常会在那些引发他兴趣的作品前面停下来，开始高谈阔论。另一方面，他有时也会走近那些令他不满的作品……他会停下来，用手推一推厚厚的眼镜，然后无比仔细地审视那幅作品，鼻子几乎要触到纸上。他会保持三四十秒这样的姿势静止不动——名副其实的‘时间仿佛凝固了’——然后才轻轻抬起头，对那幅作品说话，声音高亢：‘这建筑就是瞎扯淡！’或者‘这简直就是一片风景里的一坨屎，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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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也回忆起10多年前令人不快的类似场景。“有天晚上他走进来——心情不太好——他围着班级走了一圈，把每个人都骂了一顿，”理查德谈到那个晚上时说，“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很累——我不知道，也许是那天晚上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偶尔会那样，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不能再好的人。”等到去了康的公司，埃德注意到了同样的两极分化。“简直是天堂与地狱，”他说，“地狱的部分是工作了一整晚，而他回家里睡大觉，等第二天早上过来，他告诉你昨天晚上搞的都是瞎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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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讲，雇员们在工作的时候，这位老板并不会常常回家睡大觉：他的其余大多数雇员都说，他也会工作到很晚。他偶尔会在晚上去电影院待几个小时，但基本都是在补觉。“路的时间都是在晚上。”戴维·斯洛维奇指出，因为白天他要和许多客户见面，还有其他事情要应付。所以斯洛维奇也尝试在晚上工作，想要成为康的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工作是令人兴奋的，”他说，“没有人是为了名利而来。所有人都倾尽全力，都觉得他做的事情很重要，将对建筑是什么产生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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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在这位年轻的极度崇拜者眼里，康有时候也过于挑剔。比如曾经有一次，他们所有人都在为一个路将要带给客户看的模型工作，而“到最后我们这一群人连续工作了可能有两三天，谁也没有睡觉，想要为那次展示做好准备。但我们搞砸了”。斯洛维奇承认。“路早上五六点的时候过来，开始查看模型，然后说：‘我不能带着这个，这个不好。’他没有生气，只是非常清楚地表明态度。‘我会带着草图去，这个模型我不要。’这并不是说你们是白痴，没有羞辱我们的意思；他只是公事公办，这个工作我们没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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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康刚刚从白内障手术当中恢复过来时加入公司的埃德·理查德来说，康的严格个性和他的实际视力在某种程度上成正比。“他从一个看东西有点模糊的人，变成了一个戴着厚厚眼镜、能看清楚的人，”埃德说，“他会去看牛皮纸上的纹理，他能看见的不要太多。”但对于弗雷德·兰福德——实际上是康的雇员中唯一持个人观点的一位——来说，他“很好相处”——模糊的视力也构成了他的魅力。“当人们来到办公室，”弗雷德回忆起办公室早上的固定流程，“路会和他们握手。他会一直站着，跟每个人握手。最后，等擦窗户的人进来，他也跟他握了握手。后者说：‘我只是个擦窗户的。’然后路说：‘我是马古先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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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10月路前往加利福尼亚时，“马古先生”的个性显露无遗。“他会说：‘我在哪儿？把我所在的地点告诉我。’”弗雷德·兰福德回忆道。杰克·麦卡利斯特也记得，在参观萨尔克现场的时候，他也曾扮演过康的眼睛。“他几乎完全失明了，我是说他刚拿到眼镜的时候。”杰克说，“我得带着他去工作现场，握着他的手。然后他对我耳语：‘看到哪里不好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大骂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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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康开始用炭笔在黄色的描图纸上画草图。他不再像自己早些年那样，用铅笔来作细节翔实的画，在埃谢里克住宅最初阶段使用过的蜡笔也不再用了。现在他的媒介是一根炭笔，有时直接攥在手里，有时会套在“经纪人的铅笔”里，这种笔被设计成可以放进粗大的笔芯。“我们都有一根路那样的笔，”戴维·斯洛维奇说，“他的那根特别棒——银色的，笔芯很厚实。我当时有一两根。只有去古董店你才能买到它。”斯洛维奇讲述了康是怎样修改其他人的图画的：“先在上面做标记，然后再边画边改正过来。”而康自己画草图的时候也会用炭笔。“当他眼睛开始不好用了，他就用炭笔作画。这样画出来的画有一些很漂亮。”年轻的建筑师们则记得康是如何不断擦掉重画，以至于“纸上全都是他思想的痕迹——电脑绘图无法做到这一点——全都在画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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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埃德·理查德来说，康对炭笔的热爱，似乎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想让我们在一开始都用炭笔作画。”埃德指出，“炭笔很好画，而且要是发现有什么错误，你只要……”——在这里他模仿了用手擦掉一条线的手势。“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画出来，才发现有错误，对于改变你会更加犹豫。用炭笔会让你觉得自由得多。”弗雷德·兰福德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评价了康的方法：“我想他会说自己喜欢炭笔，是因为他可以很快就把它擦掉。‘用尺画出一条线，我就不想去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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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白内障手术中恢复的最初几个月里，康一直在计划另一项伟大冒险：一次前往印度的远行，以及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项目。1962年早些时候，他的朋友多西就拍来了电报，询问他是否愿意为在艾哈迈达巴德新建立的印度管理学院做设计。稍许犹豫后，康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多西向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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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是在50年代后期相识的，当时巴克里希纳·多西——年轻的印度建筑师已经随勒·柯布西耶在巴黎和艾哈迈达巴德工作过——凭借格雷厄姆基金（Graham Fellowship）到美国游学。被一位朋友从纽约引荐到康在费城的公司后，多西向他展示了自己一些作品的照片，而年纪稍长的康似乎对这些创意中的共性印象深刻。在看过多西为自己设计的房子中将厨房、浴室和楼梯与起居室和卧室分开的安排后，“他开始和我讨论主空间与服务空间，我对此一无所知”，多西说道，“然后他提起了自己在罗安达[5]的大使馆项目，并谈到我家的设计和大使馆有很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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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并未建成，1959年康为驻罗安达的美国领事馆做的设计，却成为其随后在热带地区设计的建筑的思想源泉，包括萨尔克和艾哈迈达巴德。“当地人解决日晒和风吹雨淋问题的聪明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康谈到自己的安哥拉之旅时说。其中重要的启发在于，这个非洲项目让他提出了两种新的设计可能。其中一个方法是让窗户面对朝向天空的阳光反射墙，这样既可以减少眩光，又能够让更多自然光进入。另一个是在坚固的避雨屋面之上约两米的位置搭建一个遮阳屋面，这样可以使得微风进入其中，使二者之间的空间更加凉爽。但最重要的是，康的这一领事馆设计催生了一个表达，这个表达不仅定义了这个项目——外墙保护着内墙——并且在他往后的建筑中不停回响：“我想用废墟包围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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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多西访问费城时，是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先是草图和模型，然后是实物——给这位当时31岁的印度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正是在这里，康创造了多西眼里“现代摩天大楼的新风格……这一风格展现在由砖块砌成的服务塔中，位于角落没有窗棂的玻璃窗突显了它的特质。坚挺的服务塔与透明、反光、富于细节的玻璃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到今天仍在我的心头萦绕”。多西在一篇他评论康的著作的文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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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在他们初次见面时令他记忆犹新的事，是当康提出要带这位年轻的客人外出吃饭时，他得向自己的秘书借钱。路易斯·康对金钱并没有概念这点从一开始便显而易见，而这仍然是多西对他的主要看法。“直到最后一天他仍是个慷慨的人，只知给予，”多西提到，“而他想要的回报，只是更多地了解其他人，了解他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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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这一点上，其他人对康的看法不一定与多西相同。“他对没有钱很担忧，”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评价道，“他并不是一个给予型的人，在很多方面，他都不大友好。他还会对于别人拿到自己拿不到的委托愤愤不平。”不过他也承认，对于康来说，做正确的事情比赚钱更重要。“为了不做妥协，他几乎是故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沃尔曼说，“他宁愿放弃整个项目，也不会在项目当中妥协。”所以沃尔曼也觉得，在某些方面，康确实如多西所认为的，是一个习惯于自我否定的圣人，尽管他有相当不圣洁的自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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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次造访费城后，1961年多西又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建筑学院讲了几周课，他和康之间的友谊也得以巩固。当他结束这次行程回到印度，他遇到了两位重要的客户，卡斯特尔巴伊·拉尔巴伊和维克拉姆·萨拉巴伊（Vikram Sarabhai），他们准备仿照著名的哈佛商学院，在印度建立一所管理学院。纺织厂老板拉尔巴伊被多西形容成“印度工业的元老，建筑师的主要赞助人”，已经雇用了勒·柯布西耶在艾哈迈达巴德设计两栋主要建筑。而杰出的科学家和实业家萨拉巴伊博士，将出任新建的管理学院主任。他同时还是当地一个重要家族的一员，他们家的住宅同样由柯布西耶操刀设计。两人虽然希望多西负责印度管理学院项目，但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位可以与勒·柯布西耶媲美的国际建筑师合作。（柯布此时已经无法顾及这个项目，他当时正忙于昌迪加尔[6]和其他的新项目。）他们提出了两位美国建筑师的名字，认为两人可以符合这一标准，“我说不，我可以找到和柯布西耶一样好的建筑师”，多西说，而他联系的正是康。根据他们非正式的合作安排——按照康的风格，这个项目根本没有正式合同——康成为这个项目的官方建筑师，而多西是他在本地的顾问。这个项目将由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国家设计学院办公室主持，福特基金提供了一部分资助，康的旅行和住宿费用正是由福特基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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