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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考曼丹特的贡献在这座建筑的其他方面也必不可少。在当地工程师宣称这一计划不可能实现，并坚持要有一个平屋顶时，考曼丹特负担起整个项目，并推动康的设计得以实现。如果他后来曾试图把这一设计归功于自己，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在回答一个关于他的工程师的直接问题时，康似乎已经原谅了他傲慢的态度：“考曼丹特对结构非常敏感。他是个演员，喜爱表演这点并不重要……我没有生活在水泥中，我没有生活在钢材中，我只是感受它们的潜力，但他是生活在它们当中的。他能感受到它们的构件的张力。他知道什么时候有东西在拉扯，或者什么时候它静止不动。他对于静止非常了解。他并不担心对称性，他就是个了不起的平衡专家。他认为事物不经过分析，便会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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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金贝尔项目设计最令人惊讶的地方，或许正是它强有力地战胜了所有互相冲突的压力——不仅是物理上由混凝土、玻璃和钢材施加的压力，还包括各种意志坚定的设计者之间的个人对抗，美术馆的需求与建筑师的愿景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所有合作、竞争的各方在财务与专业方面的种种要求。它的落成是了不起的。它成为康最受好评的建筑，属于他又超越他之上，看上去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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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年他四处游走——随时要在某个月里奔赴达卡或是埃克塞特，或者是在一周内从梅地亚到沃斯堡，再到纽约——康还是设法维持了个人生活在表面上的安然无恙。1965年6月27日，他在苏·安的婚礼上，亲手把她交给了哈利·萨尔茨曼（Harry Saltzman）。婚礼在宾夕法尼亚温科特的柯蒂斯植物园举行。在婚礼现场，苏的朋友和哈利的朋友中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和蔼可亲、十分迷人——尽管这些言辞有被他的名声威慑的成分，但可见他的影响力此时已经不仅限于专业建筑师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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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带来了对提升生活品质的一定期望。就在女儿结婚前不久，康夫妇决定放弃位于正在衰落的西费城的艾丝特旧居，和母亲一起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最终购置——很大程度上用了艾丝特继承的遗产，这使她成为了新房子的合法所有人——一座费城传统的排屋，4层楼高，由砖块砌成，位于克林顿街921号。这个南费城街区拥有砖块铺成的人行道以及安静的氛围，正在不断发展而非衰败，而他们所在的克林顿街区靠近第10大街的拐角，距离路在市中心的办公楼仅有10分钟的步程。房子里有大量的工程要做，既包括结构本身，也包括家装方面。康的同事被安排监工，主要负责此事的是路易斯·文森特·里维拉（Luis Vincent Rivera），一个年轻建筑师，他起初被称为“办公室男孩”，不过在路的鼓励下，不久便成为了一名绘图员，并且向前发展。不过毕竟是康，自家房子的改造被排到了工作的最后一位，整个工作因此持续了好几年。改造的最初计划，包括了一部可以供安·伊斯瑞尔使用的电梯，安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爬楼梯于她太过艰难。但在从她位于切斯特大街的心爱的老房子里搬出之前，她摔了一跤，不幸导致臀部受伤。安在1966年12月23号去世，而艾丝特和康在第二年搬进了他们的新房子（最终没有安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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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间，哈莉特和纳撒尼尔也改变了住址，在那里，纳撒尼尔将度过童年剩余的时光。当哈莉特第一次回到费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时，她通过沃尔科特公司，租下了切诺基公寓的一间——很巧，这栋建筑是康的前搭档斯托诺罗夫的手笔。几年过去，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她带着儿子搬到了栗树山塔沃诺大街8870号一栋白色的小房子里。这座建筑善良的屋主，是弗朗西斯·阿德勒（Francis Adler），康的老客户之一，他居住在这栋房子前面的大房子中。哈莉特和纳撒尼尔的房子，有3层楼、2间卧室，以及被哈莉特用作工作室的阁楼。这栋房子在长长的车道尽头，位于大房子身后。在镇子上的时候，康会去看望他们两个，大约每周一次。不过大多数是在午夜时分，在办公室里漫长的工作时间终于结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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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开车。”戴维·斯洛维奇说，他经常与老板一起在晚间工作，“学生时代我有一辆旧老爷车。当我们结束工作后，我会载着路离开切斯特大街，把他送回家。有时他不回家。他会说，载我去栗树山。在那里，会有一个小孩站在人行道上，大半夜被叫醒——在凌晨3点、3点半和4点这样的时候——由于他爸爸来。我就是这样认识纳撒尼尔的：他是那个在车道尽头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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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并不是每次都会很晚才到。有时候他会出现在晚餐时分，和他们共进晚餐。哈莉特会为他精心制作一顿饭菜，以及一杯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蒂尼。不太常见的是有时在白天时的造访，可能是在周末。他会和儿子一起做游戏、读书或是画画。从这一阶段开始，纳撒尼尔对父亲的记忆，就好像是完好保存的古代马赛克碎片，零零碎碎但清清楚楚、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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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一双温暖的手，当它触摸你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纳撒尼尔说，“它们也能让硬币消失。”那双手精致而富于表现力，但同时也很有力量。“我记得他能徒手掰开苹果，”纳撒尼尔说，“而且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不会用胡桃钳：他会用手捏碎核桃。”这个小男孩在某种程度上把他的父亲和骑士们以及他们的勇敢事迹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也许是因为路喜欢亚瑟王：“他给了我4本漂亮的书，里面讲的是亚瑟王的传奇。他喜欢童话——骑士精神，关于人要为正义的、美好的事情挺身而战。”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纳撒尼尔记住的是康的热情洋溢：“和你说话时，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唯一一个人。当他把目光投向你，那目光是强烈的、温暖的，会使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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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撒尼尔看来，他也是个善良的男人。比如有一次，“他在我们家里，打不到车——附近没有空车——或者路上只有一辆车”，但康没有和出租车调度员发火，而是和她开起了玩笑，“突然，路和调度员，一个女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他对她说：‘真像是回到了大萧条的时候，盘子里只有一个肉丸滚来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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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通常情况下，在深夜来访之后，康并不需要叫出租车，哈莉特会开车送他回家。她会把纳撒尼尔塞进后座，载着康前往克林顿街921号，让他及时赶上和艾丝特共进早餐。“搬到这里之后，我们通常是在早餐的时候谈话，因为我们一起度过的只有这一点时间。”在康去世几年后，艾丝特告诉记者。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工作：“建筑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其他的都位居其后。”尽管对他日程的解释有些含糊其词，但这样的说法恰巧也是对的，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长大成人之后，纳撒尼尔开始理解为什么哈莉特和安都很看重康的作品——“他的使命”，纳撒尼尔如此称呼它——同时清楚建筑才是他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非婚生子在社会层面承受的不适感（更不必说在与其他人共同拥有康时所面临的经济与情感困扰），是“她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这是值得的，因为那些完成的作品”。纳撒尼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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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8年，他的母亲也参与到这些作品当中，哈莉特成为路很多项目中的景观设计师。1967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为乔治·帕顿（George Patton）工作，办公室刚好位于康在核桃街1501号办公室的楼下。帕顿是金贝尔项目指定的景观设计师，但很多工作实际上都是由哈莉特完成的。而当在金贝尔美术馆开放后前去参观的人们将通往美术馆大门的宽阔场地，包括上面的冬青树林、富有弹性的得克萨斯草坪、使人愉悦的喷溅着水花的喷泉，以及吱嘎作响的砾石小路，视作美妙经验的一部分时，哈莉特却无缘参加落成典礼，反而是帕顿代表公司出席。被拒绝出席的原因是“身为一个女人，或是和他有瓜葛”？多年以后，纳撒尼尔问母亲。“所有这些都是理由。”哈莉特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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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段童年记忆在纳撒尼尔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记得当时自己是一年级，康送他去上学。即使还是个小男孩，他也能看出他的父亲在1970年3月初的这一天有些不对劲。“他有些崩溃，发生了对他打击很大的事情，那天他非常难过。”纳撒尼尔回忆说，“我印象很深，因为他送我上学的时候，看上去很痛苦。”等纳撒尼尔回家时，他问妈妈为什么路会那么难过，而她告诉他，因为玛丽·郭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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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郭在1966年离开了康的公司，当时她的儿子詹姆斯出生了。“她说杰米[1]将成为她的杰作。”她的丈夫莫特说，解释她为何决定完全放弃自己的建筑工作。新生活似乎非常开心。她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儿子，即便是去附近的“雪上世界”一日游的时候，而那成为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星期日。1970年3月8日傍晚，当她的大众甲壳虫在日耳曼敦的高速公路上突然转向时，玛丽的身体撞到了方向盘，最终因胰脏破裂去世，3岁大的儿子坐在后座，只留下了轻微的瘀伤。她的丈夫当时正在社区的戏剧中心排练，邻居开车把他送到了她和杰米被送往的医院。在车上，莫特得知了玛丽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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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玛丽已经离开路的公司将近4年。但他们之间的感情无疑很深，因为苏·安同样感受到了父亲对玛丽突然去世的震惊。“路哭了，”她说，“我从没见过他哭，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她说：‘玛丽·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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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并没有太多时间哀伤。他的职业生涯正处在一段前所未有的混乱期。办公室里新来了许多年轻雇员和有潜力的新人，他们都是慕康之名而来。公司最近失去了它长期以来的秘书露易丝·巴杰利，她与一位石油工程师结婚，随他一起搬往沙特阿拉伯。她的位置被一个名为凯茜·孔黛的年轻女人接替，她和露易丝一样能干，但没有她的活力和幽默感。在业务方面，尽管戴夫·威兹德姆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公司的运作方式让它在以更快的速度持续赔钱。康自己仍在不断出差，无论是去遥远的加德满都（在那里他被委托设计一个计划生育诊所），还是附近的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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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前，在1969年10月，康获得了一项奢华而诱人的委托：耶鲁要为保罗·梅隆（Paul Meuon）的英国艺术藏品设计一座新的美术馆。在声望方面，这个委托可以与他最近接下的另外两项委托相提并论：耶路撒冷的胡瓦犹太教会堂，以及威尼斯的会议宫。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职业生涯的代表性建筑，而路现在同时面对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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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瓦犹太教会堂项目开始于1967年，在很多方面都是路的一个理想项目。在希伯来语中，“胡瓦”（Hurva）一词意为“废墟”，而这栋特别的建筑已经沦为废墟不止一次了：它建成于18世纪，在18世纪经历了第一次摧毁，于19世纪重建之后，1948年再次在战火中倒下，紧接着便是以色列建国。带着他对废墟的疯狂热爱，康计划保存耶路撒冷旧城中心的犹太教堂遗址，然后在其旁边创造他的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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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此前曾来过以色列——早在1949年，他便作为住房政策顾问来过这里。在60年代，他加入了一个有70位成员的耶路撒冷委员会，这个顾问小组中还包括他的朋友巴克敏斯特·富勒，以及野口勇——但这是目前为止他在犹太国家接下的最重要的委托。而在这个项目到来的同时，费城的密克维以色列犹太教堂项目也在进行当中，而他一定察觉到了，当地的犹太会众并不欣赏他的建筑，但国际方面却对他青睐有加。（密克维以色列的委托，在踉跄前行许多年后，最终在1972年中止，由另一位建筑师建造。“如果某个项目泡汤，他便不再谈起它，”苏·安说，“但密克维以色列——它没有被建成这件事——却使他抱憾终生，在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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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胡瓦犹太教会堂经历了3轮设计方案。第一个方案包括由传统的耶路撒冷金石制成的外墙和由银色混凝土构成的房间；一条回廊从中间分开二者，阳光从上面照亮整个建筑，同时穿过外部金字塔柱之间的垂直缝隙。于1969年完成的第二个方案，没有第一个那么亮堂，但更具纪念性。第三个方案在1973年完成草图，康在中央空间的顶部加上了一个方型的套筒，与他在特伦顿浴场更衣室的设计如出一辙。以这种对他来说多少有些典型的处理方式，他把新泽西中下层犹太人的日常休闲活动，与耶路撒冷宏伟犹太教堂的隆重壮观联系在一起——通过让它们一同和他最喜欢的建筑万神殿产生关联。在胡瓦犹太教会堂项目中扮演主要委托人角色的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Teddy Kollek）告诉路，收到这3个方案后，他觉得已经万事俱备了。他敦促路尽快交付图纸，让工程尽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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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威尼斯的项目也在进行当中。该项目委托于1968年，目的是建造一个大型会议中心，容纳2000人参与公众会议。对于康来说，地点本身——在漂亮、古老的威尼斯——以及公共集会空间这一项目类型，都极具诱惑力。因为曾为达卡的国会大厦工作多年，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如何将人们聚集起来讨论公共事务的想法。但在这里，他采取了与达卡的混凝土、大理石条带完全不同的方法。为了适应威尼斯狭小的空间，他设想了碗状的阶梯剧场结构，计划把它切成两半，形成一个更细长的会议厅，并用端部支撑整组建筑，用悬吊索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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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个项目计划在威尼斯的大众花园上建成，但1972年，它的位置被移到了军械库（Arsenale），康于是计划在军械库澙湖西侧的德尔盖莱泽运河上悬置整个建筑。悬浮在水面上，建筑的外部主要由玻璃和不锈钢板建成，会议宫本可以成为威尼斯一座引人瞩目、非同寻常的建筑。它反光的表面与环绕的长臂，会让身居其间的人们感觉自己飘浮在天空和水光之间，就像这座城市本身那样。康非常清楚，这是一座梦幻般的水上历史名城，并且为自己能被邀请到那里进行一些设计而骄傲，因此他自愿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来完成工作。当戴夫·威兹德姆对这个主意提出抗议（“那谁来给工程师付钱？”）时，康简单地回答：“你怎么能为在威尼斯的工作收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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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耶鲁美术馆——外部同样以钢铁和玻璃建成，但效果迥异——显然不需要任何国际旅行，但康仍然在上面花费了大量时间。首先，他会见了项目的赞助人保罗·梅隆，不仅是为了让这位慷慨的投资者认可他在建筑上做的选择，还是为了了解这位收藏家希望以怎样的方式看到自己的藏品。然后，在几年时间里，他和朱尔斯·普劳恩（Jules Prown）密切合作，后者随后成为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美术馆的首位负责人。与乔纳斯·萨尔克和理查德·布朗相似，普劳恩也是一位聪明、强势，但也富于同情心的客户，他在设计形态上为建筑师提供的帮助，甚至得到建筑师本人的认可。这是路的第三座美术馆，也是他在纽黑文的第二座。而他在1951年与安·婷合作的、此时已经有些损坏的耶鲁大学美术馆，刚好坐落在这座新美术馆的对面。因此，这座艺术中心既是一个过去的噩运已经过去的宣告，也是一个创造全新事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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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它在最终设计中呈现的那样（又是康典型的第三次方案，在解决了早先计划中存在的设计与资金问题之后），耶鲁艺术中心看上去不像是他此前设计的任何东西。从街面上看过去，它仿佛一座昂贵的办公大楼，外部是可替换的面板，由灰色磨砂钢板和闪光的玻璃制成。从角落处走进来，穿过外部的门厅，抬头看见用混凝土围成的沉重天花板，人们会想起理查德医学研究所那个冷淡待客的入口。但一旦进入其中，游客们便会获得一个高大、光线充足的中庭，它足以与埃克塞特和达卡项目里的中心空间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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