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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都是私下的状态。在公众面前，1971年获得他的第一枚奖牌并发表演讲时，康表现出了得体的成熟与严肃。他在美国建筑师协会的这次演讲，被邓肯·怀特（Duncan White）记录到了一部影片当中，而在这部电影里，你实际感觉到的，与在底特律的印刷文件上表现的内容如出一辙：康直接与公众对话的方式，没有草稿，没有任何的拘谨和尴尬，他标志性的蝴蝶结领结歪歪扭扭，白发和厚厚的眼镜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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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里，康指出，房间是“建筑的开始”，然后他开始展开讨论它的特殊属性：“进入你的房间，了解它有多么私人，你感受到了来自它的生命力。在一间小房间里，只与另外一个人相处，你可能会说起自己此前从未说过的话。而当他者的人数不止一人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每个人都会感到奇怪，原先的感觉无法再回来。约会变成了会议，不再具有意义，每个人都在表演，说自己说过很多次的台词。”宣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康指的似乎是正在发生的他自己的“表演”，即便他也提出了更可能发生于非公众场合的亲密相会的可能性。然而，他的表达令其所指代的究竟是私人谈话还是公众交流含糊不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很大。”他说，“但我知道，如果我单独向某个选定的人讲话，房间的墙壁就会聚拢，让这个空间变得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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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某一时刻、与某一个人亲密接触的感觉，正是康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全部方式，无论他是在谈情说爱，还是在设计一座建筑。从房间到街道，再到整个“人类协定”，他企图将私密度带入到公众领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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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是协定的房间，”他在底特律演讲中说，“街道是所有户主奉献给城市，并从中换取公共服务的场所……街道是社区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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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说时，他可能同时在思考自己为达卡国会大厦做的设计，那里的回廊将人们从一层引至另一层，实际上与包括街灯的城市街道功能异曲同工。能促成随意邂逅与偶然相遇的这些国会走廊，旨在达成被称为政治合作的这一人类协定。在那次演讲随后的部分，他提到了自己在那片次大陆的工作，这说明达卡的确萦绕在他的心头。“我意识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他说，“绝大多数人缺乏雄心壮志，是因为他们无法让自己从忙于生计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更糟糕的是，天赋得不到施展。表达是生存的理由。”但在康看来，倘若无法抵达某种更宏大的价值，仅为自我表达而自言自语也价值寥寥。“我相信人类最伟大的作品，不仅属于他自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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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似乎相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到了危急时刻。“一座城市以其架构的性质为评判标准。街道是它基本的架构之一。今天，这些架构正在面临审判。”他在1971年的底特律演讲中评价道，这对于当时的美国城市及其架构而言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并不仅限于当时）。而对于一直在他心底的一个遥远国度，这个评价也是对的，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路很清楚，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达卡已经卷进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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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由于为一个新兴国家带来了独立而为人们熟知，官方说法是它爆发于1971年3月。当时在当年选举中赢得了国会大多数席位的东巴基斯坦主要政党，要求获得组建政府的权力。这将导致独立派人民联盟的领袖谢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ar Rahman）成为东巴基斯坦的元首。但西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拒绝承认这位领导人的合法地位，反而派了一位将军接任东孟加拉国总督一职。拉赫曼随即发表了一份正式宣言，宣布独立。这份宣言发布于3月26日，而就在同一天，这位领导人便被军方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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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的战争，成为一场声名狼藉的暴力行为。巴基斯坦军队入侵并接管达卡后，据报道发生了许多种族灭绝事件，首都或外省均无法幸免。幸存的反叛者向西逃亡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刚好位于西巴基斯坦邦的边界上。最终，在12月3日，印度方面介入了战争，他们站在孟加拉国一边，对占领达卡的巴基斯坦军队发起了3次进攻。12月16日，这座城市落入印度军队手中，这个日子也成了新成立的孟加拉国众所周知的“胜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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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个月的战争过程中，那些为康支付报酬的人——西巴基斯坦人——试图消灭康的直接雇主，康实际上与他在达卡的客户失去了联系。国会大厦处于半浇筑状态的混凝土墙，仍处在无屋顶、未完工的状态，看上去不像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建筑，而更像是一个早已被遗弃的古代废墟。（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的建筑能够在经过轰炸和扫射之后仍保持相对完整，是因为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处废墟，尤其是从空中俯瞰的时候。）被雇用在东巴基斯坦进行建筑项目的承包商，大多都在战争期间撤离并退出了，但康依然继续完成他的委托项目。有时，亨利·威尔科茨是唯一被分配到这个项目上的建筑师，办公室中的其他成员则被安排到正在进行的项目中。但整个1971年，达卡项目依然在费城缓慢地进行，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路在工程师哈利·帕尔鲍姆的协助下，完成了国会大厦屋顶的最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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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康和孟加拉国政府重新签署了一份合同，回到达卡继续完成工作。在完成之前，路易斯·康的项目通常都会经过变更和削减。达卡的最高法院，最初被包含在国会大厦当中，此时已经决定在城市其他位置重新选址，由其他建筑师以更加传统的方式来完成。康的公司已经为之工作多年的一间大医院，最终被削减到只剩下一座门诊楼。同时还有一些相对较小的变化：弗雷德·兰福德亲切地教混凝土工人们做的V形突出节点，在高层建筑中被剔除了，因为它们在拆模过程中不断发生断裂。但是类似的设计改变相对较小，整个建筑正在以康一直设想的方式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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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8月，路回到达卡，并在1973年1月再次前往，两次都由亨利·威尔科茨陪同，后者通常会提前抵达施工现场，为工作做好准备。在1973年年初的造访中，康和亨利都在1月20日动身前往伦敦，随后威尔科茨直接前往孟加拉国，而康则前往特拉维夫，在以色列逗留了几天。到1月26日周五，康前往达卡，与亨利会合，并在那里进行了5个昼夜的密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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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主要讨论了首都工地的各种设计和施工问题，包括拟议的秘书处大楼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康会见了非常有才干的新任工程部部长兼秘书长莫努尔·伊斯兰（Moinul Islam），以及新首相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本人。按照他们的称呼，康教授还被邀请帮助整个达卡制定一个总体的规划，使现有的城市和议会区北部的新开发区连接在一起，而新开发区包括一个航站楼、一块外交飞地、一个商业空间和一些住房。在和达卡方面的首席规划专员、被康赞赏有加的扎曼先生对话的过程中，他们讨论了桥梁、航道，以及建筑在土丘或水面之上的住宅，同时他和亨利还展示了说明季风期间洪水水位的地图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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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晚间的活动需要参加——一场在拉里·海尔曼（Larry Heilman）家中进行的特别晚宴，拉里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达卡的规划师。参与晚宴的不仅有康和亨利，还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些雇员，正准备负责领导新医院建设的整形外科医师戈斯医生，以及他的夫人。在当晚餐桌上的讨论中，几个人表达了对于新政府在政府大楼上花费之多的担忧，尤其是在城市住房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威尔科茨发觉他们的论证有些似是而非，但路却听得很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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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回到宾馆房间，康做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梦，以至于半途醒了过来。他想找张纸把它记下来，最终摸到了自己由伦敦飞往特拉维夫航班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收据。在这张索引卡尺寸的纸片背面，他用了几分钟，以有些无法辨识的潦草笔迹，匆匆记下了自己所能记起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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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木头人，仿佛我以前见过。清理人员摧毁被烧焦的木头——3英寸（近8厘米）长。似乎一直出现的一位身着蓝衣的美人，刚刚在远处。整套衣服，试穿裤子，又放了回去，为了隐瞒曾穿过。离开时，一个人准备把它藏起来，以避免被质询它是谁的。底部已经被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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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艺术家朋友坐着某辆车离开——另有打算——离开他们，为了走我自己的路。再次相遇，发现他们没有离开，终究不得不加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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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熟悉康的说话方式，甚至是熟悉他说话方式的人来说，这些话似乎都晦涩难懂。毕竟他是在自言自语，谈论一些没有逻辑或没有叙述次序的东西。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是康的自言自语——既无意识（在梦中），又有意识（企图阐明它）——这部分内容解释了一些他在内心深处关注的东西。有些东西被烧掉了——一截烧焦的木头，3英寸长（或者至少不知怎的与数字3有关联），而它还是一个“人”，而“仿佛我以前见过”。有一种焦虑，来自非法或被禁止的行为，因此想要“隐瞒”（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人正“准备”将它“藏起来”，以避免被质询），虽然那可耻的行为，似乎只涉及试穿一条不属于他的裤子。还有一种“走我自己的路”的渴望，在面对一些“艺术家朋友”时，但随后发现，他“终究不得不加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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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抓住了这个短暂、奇怪而令人不安的梦，并试图把它还原到前一天的事件当中。“昨晚”，他在梦的总结下面直接写道，然后总结了他在宴会讨论中记下的简短对话，关于“严峻的住房需求下建都的不当之处”，还有其他计划中的项目。最后他转向了那些在宴会上遇到的客人：“来到拉里·海尔曼家的年轻人，以及医生和他的妻子，似乎都是乐善好施的人。”他意识到自己“说了很多我和当局之间的关系……我不由想，既然我睡不着（现在是清晨），我当时是有多聪明，告诉他们这些如果说出去，我恐怕永远没法好好休息的话”。然后，另起一行，他写道：“我希望自己不曾那么大决心，来建设这座首都。”此处以一种独特而引人联想的方式，省略了关键词（拥有？感到？），仿佛他和自己决心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并不需要加上一个连接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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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半梦半醒的自我交流语言当中，康现在回到了那个梦以及它的实际意义上。“那个梦就像一个警告，”他自语道，“这个奇怪的、不相干的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成是一个人不会与其他人发生关联。老东西烦恼，害怕自己愚蠢，可能会导致背叛。”虽然他“打算为这个国家做一些好事”，但他担心自己可能反而“为我的破坏性立场提供了另一种观点”。然后，希望涌上心头，他又急切地总结道：“然而提高了它们的建设性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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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卡国会大厦对于康而言十分重要，部分原因，在于他对于民主有一种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但仍很强烈的感觉。较之其他项目，这个项目可以给他一个形成自己各种情感与想法，思考集会的本质，以及人类协议的机制的机会。而现在，他终于在美国也获得了一个类似的机会：一个公众项目，尽管规模相对要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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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年初，康被雇用在纽约新近被重新命名的罗斯福岛上，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修建纪念馆。这个项目为以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委托为开端的康的这一建筑时期，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因为身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罗斯福总统，正是出生缺陷基金会[2]的创始人，而“10美分”本身——至少，是令10美分生辉的罗斯福总统的侧像——最终出现在了拉荷亚和纽约的建筑当中。但罗斯福在康生活中的意义又不止于此。罗斯福执政期间，从1932年到1945年，刚好是路富于理想主义的青年时期，在这一阶段，他以各种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社会化的联邦计划启发了康早期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工作，而罗斯福也一直是康最喜欢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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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晚年，康却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比如在60年代早期，他拒绝签署由一些费城艺术家发起的反对核武器请愿书——尽管他非常喜爱的妻妹奥莉维亚·阿尔贝森是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不，他只是不想与任何政治有所瓜葛。”苏·安·康说，她因自己父亲的拒绝感到难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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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路是一个对政治完全无感的人。”在丈夫去世大约15年后，艾丝特告诉建筑史学家戴维·布朗利（David Brownlee）。被进一步问询时，她暗示路过去表现出的任何激进主义倾向，都是来自奥斯卡·斯托诺罗夫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她显然在试图抹除康在30—40年代的那段激进岁月，就像康自己所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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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的深入，有很多原因让人远离政治激进主义，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主义以及其他由苏联共产主义带来的影响的厌恶、对美国总统选举以及他们对电视传媒的越发依赖的厌恶、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恐慌与担忧——更不必说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经济条件稳定后自然产生的求稳心态。但在康的个案中，麦卡锡主义可能造成了一定影响。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广泛的、无情的、极具破坏性的调查，深入到每个人及其左翼的过去当中，这一点对于一个曾致力于摆脱贫困、刚刚才在上层中产阶级站稳脚跟的移民而言尤其可怕。很多人，不仅仅是康，为了保住饭碗，都在试图抹去自己作为激进主义分子的过去。对于像路易斯·康这样的建筑师来说，每次面对新公共项目时都要进行的自我澄清，强调了一份干净清白的个人记录是如何为其所需。尽管无法肯定“红色迫害”所带来的恐慌是否影响了康关于政治的选择，但可以确定康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73年，在普拉特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警告人们，不要采取“像麦卡锡那样毁灭性的思维方式。麦卡锡破坏了我们真正的思想，以及我们的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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