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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康也想象了一场战斗，但是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他来说，康全部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与亚瑟王有几分相似。他也提到了他父亲的伤疤，认为那是他骑士气概的组成部分：“他身上有一些战士的风范，绝对有。”而这让他和建筑世界的惯例交战，更不用说一般性的惯例，而这也影响了康在其他方面的容貌。纳撒尼尔把他想象成是一个斗牛士，在马路上迅猛穿行，挑逗着车辆，把大衣像斗篷般披在肩上，并为自己的样子得意扬扬。“就连穿衣服也是这样：他会精心打扮。”纳撒尼尔说，“他对自己的衣着很骄傲，他有非常好的鞋子。他喜欢黑色的翼尖鞋，他还有一双漂亮的棕色鞋——科尔多瓦皮的，我想。这是一种角色扮演。他穿上一身建筑师的行头，和世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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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克斯·婷（和她的姐姐一样，她几乎没有意识到父亲的伤疤，并且总是觉得他很“英俊”）也注意到了他精致的穿着。“他必须找到完美的东西，并不满于‘次好’。”她指出，“他的衣服是精心挑选的，每当我听说人们评论他的裤子松松垮垮、领带歪歪扭扭，我都会觉得很可笑。他的领带会扭曲，是因为它是手工的，而他的裤子是特别定制的。他总是穿着颜色微妙、质地优良的衣服，上面有特殊的纹理，而且他只穿黑袜子。他对于自己要穿什么总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一种品位。我想人们总是把他当成某种角色，可以画进讽刺漫画里的那种，但我从不这么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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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麦卡利斯特可能就是她所指的那种人。“他身上有一种农民的气质，”杰克说，“他会坐下来说水煮土豆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并且可以真正享受简单的事物。我是说，路其实并不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复杂，在个人的生活方式层面。而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那是一种谦逊。”但麦卡利斯特也指出，将康看成是一个谦卑的人不合适，他认为他身上拥有的是一种“农民式的魅力”，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谦逊。“我根本不觉得路是个谦卑的人。”杰克坚持说，“我甚至不觉得这样说是一种不敬，我想他知道自己十分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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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千真万确，从很早的时候他便清楚这一点，至少对他的艺术天赋而言如此。5岁时，从欧洲乘船来到美国，他便骄傲于船长喜欢自己的画作并用宝贵的橘子与之相换。在这场交易当中，康并不觉得有任何怜悯的成分。而对于自己在家中，尤其是从他“高贵”“无私”的母亲那里获得的待遇，他的想法也同样如此。有限的家庭资源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一事实——他妈妈总是陪伴他、支持他，甚至以牺牲其他孩子为代价——也被他看作是显而易见的才华使然。一个局外之人或许会想到，伯莎的动机，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对这个面容被损毁、在某种程度上病恹恹的孩子的内疚和过分保护。但似乎她对他的保护，还包括使他免于对她的态度产生任何怀疑。在其他人看到怜悯的地方，他却看到了欣赏与钦佩。“我母亲对我是绝对信任的。”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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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对他产生了影响。怜悯并不存在于他的词典当中。他不会把自己看作是怜悯的接受者，也没有能力——或者需要，或者愿望——感受别人的。他可以富有同理心，尤其是在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时候，他也可以表现出慈爱、温暖、恳切与友善，无论是对爱人、孩子，还是对同事朋友。但一旦他的欲望与他人产生了冲突，他内在的无情，会使他将自己的选择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能。怜悯并没有介入其中，因为怜悯可能会阻止他，而他最需要的却是不断向前——或是不断开始，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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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半个世纪的建筑执业历程中，路易斯·康总共完成了约235件设计。其中，有182件是为委托而作，另外53件则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规划项目中的设计、为某个对象进行的设计，或者是参赛作品，其中没有一件最后成为实体建筑。而在受委托的设计中，有81件最终得以建造完成，但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办公室的重构、住宅内部改装，对一些已有建筑进行的细节改动或扩充，主要发生于出名之前的年月。1952年后完成的40余个中，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便为他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声望。其中无可争议的杰作，包括萨尔克研究中心、金贝尔美术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印度管理学院、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以及孟加拉国国会大厦。对于这份列表，还有很多人会倾向于将理查德医学大楼、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以及到2012年终告落成的罗斯福四大自由纪念馆列入其中。康自己则会将特伦顿浴场添加进去。但即便是列出了这些，或者是更加慷慨地将他的9栋私人住宅中的3栋也纳入进来，你仍会发现，经过一生的艰苦工作后，康堪称杰作的作品，也不过只有1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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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纳撒尼尔为《我的建筑师》这部影片进行采访，并将康的低产与贝聿铭的成功记录进行对比时，贝聿铭若有所思地说，“他的三四座杰作，比我的五六十座建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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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建筑师当中，贝聿铭并不是在康的作品中感受到激动人心的唯一一位。“我最初的作品，便是在对他的敬意当中诞生的。”弗兰克·盖里坦言。“随着时间过去，”摩西·萨夫迪说，“路在某种程度上脱颖而出，成了尺度、标准、比较的对象、评估的参照，以及建筑世界的精神寄托。”在称呼康为“我们时代最受爱戴的建筑师”之后，菲利普·约翰逊列举了其他伟大的人物（弗兰克·劳埃德·怀特、密斯、勒·柯布西耶），指出了其中每一位的怪癖或不易相处之处，然后补充说：“路——是大家都欢迎的人。”在约翰逊看来，真正使他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坚决地无视了自己事业当中经营层面的内容：“他如何找到客户真是个谜……路是通过作为一位艺术家来实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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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奥利维蒂—安德伍德工厂项目上与路易斯·康共事了一年或更久的年轻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具有一种更强烈的亏欠感。当被问及他从路易斯·康身上学到了什么时，“魔力”，他说，“或者是寻找魔力。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建筑当中是有魔力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将建筑艺术与创造奇迹、恍惚惊愕和惊奇的艺术联系在一起，组合在一起”。而在他看来，他学到的另一件重要的东西，是执着的重要性。“路易斯·康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我记得有很多次，早上8点钟，我发现他趴在桌子上睡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太晚，他只能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当你和某位像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皮亚诺总结，“你会明白对崇高的坚持不懈，是通往事物中心的唯一途径。对于路来说，一切事物都以某种方式成为建筑，甚至包括音乐。生命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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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为整个建筑专业的贡献，很多他以前的雇员都谈到了他的作品的永恒性。他的作品“不受时代潮流束缚”，麦卡利斯特提出。“是一种空间的创造，是永恒的。”沃尔曼指出，“它的影响并不在风格上。”“没有风格这一想法，它有自己的深度，”安·婷详细地阐明，“他超越风格，超越特定的历史形式，抵达形式的起点——抵达形式最基本的形态：几何。”最终从建筑师改行做了画家的拉斐尔·维拉米尔，用自己的话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受其他人的影响，但却诞生了属于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寻找自己声音的建筑师，你无法将他的建筑归类到任何风格之下，比如国际主义、粗野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他的作品就是康的。”维拉米尔认为大多数现代建筑“轻浮、随意、富于当代性且大声喧哗”，而康的建筑则“意义深远、神秘、永恒且静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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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少有一位康的崇拜者并没有强调他的作品的永恒性，而是指出了他的作品与时间的独特关系。“密斯、柯布都是前瞻性的建筑师，兴趣在于建构新世界的秩序，”萨姆苏·维尔士说，“而他是唯一一个懂得回溯的价值的人。”这并不是说他就像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仅仅会对历史进行引用。按照维尔士的说法，“他没有复制任何东西，他会从过去发展自己的理念”，这种做法也不会削减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正当性。“关于路，他首先是个现代主义者，”维尔士坚持认为，“因为他理解发展，他理解现代主义是必需的，但他同时也理解现代主义的弊端。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建筑成为非常轻量的建筑。其他建筑师对于重量并不关心；他们并不喜欢它。他们觉得现代建筑应该是某种飘在半空中的东西。路明白重量会带来稳定，他不喜欢现代性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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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苏·维尔士还有感于康在过去完成工作过程中的苦心孤诣。“他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他不像其他建筑师，立马就会想出自己要做什么。路的设计当中，没有一件来自他最初的想法。”维尔士评价道，“伟大的想法不可能召之即来，他是那种可以通过画图来发展自己想法的人——不是通过大脑，而是通过他的画。他没法在一开始就抵达最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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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缓慢的步伐，也许解释了康最终完成的作品为何如此之少。但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看似没有止境的项目，会对他有独特的吸引力。那些从他身上获益良多的人，在日后记住的往往是他建筑的历程，而非结果。“整个办公室最出色，而且人们常常错过的东西，就是寻找的过程：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找出它，然后继续前进。”亨利·威尔科茨评价说。他在康身边工作了10年，然后又花了9年时间，在他去世后完成了达卡项目。“最终完成的建筑不过是路上的隆起之物，只是另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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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完成这隆起之物，仍旧是一项成就，尤其是在原本的制造者缺席的情况下。1974年康去世时，他留在身后的主要项目中，仅有3座最终以他设想的方式完成：达卡国会大厦、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以及罗斯福四大自由纪念馆及公园。这3个项目最终能够完成的原因，也许不只在于它们在他去世之前已经完成了多少，还在于它们随后由谁来负责。对康的愿景保持忠诚，令他的长期雇员和朋友最终实现了它们。他们不仅知道康想做什么，并且清楚他实现目的的可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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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康生前已经完成了大半，因此随后最先完成的，是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到1974年3月，建筑的基本架构已经接近完成：最开始的3层已经完成，第4层的混凝土梁柱也已完成浇筑，只有由康亲自选定的屋顶V形预制横梁尚未到位。他还已经为建筑的外部选定了不锈钢挂板。马歇尔·迈耶斯的公司佩莱吉亚与迈耶斯，最终被选定来完成耶鲁中心，他们预估完成这个项目需要1年半的时间，但最终，它花掉了整整3年。有300张草图需要另行绘制，还有大量的对接工作需要处理，每一步的行动都需要根据路最初的意图来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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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耶斯评价接手完成这座建筑的难度为相当于“修复尚未建造的建筑。你会怎样想？……有时候会有一张图纸或一份文件证明路的意图，然而有时，可以参考的只有此前的例子。而当他的原始设计需要修改，或者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你就要去揣摩他的想法，或者他的建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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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在这个项目中，迈耶斯已经在康身边作为项目负责人多年，或作为他的雇员，或作为一个独立的伙伴。实际上，在作为“项目代表”参与到耶鲁项目中时，马歇尔·迈耶斯已经离开了路的公司，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当时建筑1层的梁柱正在浇筑。因此，在这个项目里，当康还在世时，他们便是以两个独立建筑师的身份在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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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经常会和离开自己公司的有才能的雇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和马歇尔的关系便是一个例子。康意识到，事务所本质上的单人公司模式，只能为雄心勃勃的年轻建筑师提供成长的空间，而他理解他们独立的愿望——即便如戴维·斯洛维奇指出的，这种改变意味着“要退出某个国家首都的建设工作，去给某个人造一间厨房”。当他雇用的建筑师决定离开时，康通常会对他们提供支持，慷慨地为他们介绍工作。比如萨尔克项目结束后，杰克·麦卡利斯特便找路说希望能开始自己的个人执业生涯。而路说：“让我来帮帮你吧，上星期有个人来找我，要改造他在费城的房子。那个项目我做不了，要是他能让你做，我们就去见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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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那些想要离开建筑领域去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的人，康也会支持他们的选择。理查德·索尔·沃尔曼最终以策展人、作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人们熟知，他记得在当初自己曾询问路：“如果我选择做其他我感兴趣的事情，会是一个错误吗？”他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应不应该像康这样，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建筑事业上。而在他看来，康的回答代表了他鼓励你去成为你自己：“‘里奇，’他说，‘即便我出去换个发型，我照样还是个建筑师。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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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同事离开后，康还是会和他们保持联系，随时寻求他们在才能方面的帮助。在创办自己的专业公司后，弗雷德·兰福德还是被邀请来到金贝尔项目中，担任混凝土方面的顾问。在为康效力期间完成了特伦顿浴场和理查德大楼模型的戴维·罗斯坦，多年以后也被康叫回来，制作了其他需要完成的模型。1973年，尽管自己的工作也相当繁忙，但他还是完成了罗斯福岛的模型——他回忆，作为交换，康也参与了罗斯坦在马萨诸塞州地产项目的早期设计。时间和距离似乎从来不会淡化康和他的雇员们之间的关系。“他会看着你，说起五六年之前的事情，”罗斯坦注意到，“不管你在哪里，他都会继续关注你，不只在建筑层面，还在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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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小部分雇员从未离开，这些人——以戴维·威兹德姆和亨利·威尔科茨为代表——都在达卡的大规模项目当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同是这个小组中一员的加里·莫伊，回忆起这个小组的人员构成：“戴维·威兹德姆合伙公司，总共有7名合伙人——戴维·威兹德姆、亨利·威尔科茨、加里·莫伊、小阿尔·科莫利、约翰·哈弗、古斯·兰福德，还有雷伊汗·坦萨尔·拉里默。”莫伊说，“我们可能都在不同时候参与过达卡项目，这种自耕农式的努力源于戴维·威兹德姆和亨利·威尔科茨。对于这种奉献和努力，尤其亨利付出的，多少话都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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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983年，总共花了9年时间，他们完成了孟加拉国国会大厦，这一建筑群在当地被称为“孟加拉虎之城”（Sher-e Bangla Nagar）。这意味着这个项目，从路开始建造到最终完成，总共花了20年时间。和耶鲁中心一样，这个项目在康去世后仍有许多小决定需要做，以及因新的和意料之外的当地条件变动而产生的复杂情况，这些人有无数次需要叩问自己、彼此商量，康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抉择。生前他看着墙以每次1.5米的速度向上攀升，接近最终的高度，而在最后一次旅行中，他甚至看到了国会大厦的八边形屋顶被安置到它的位置。但在他死后，这种在他自己的梦境记录中曾被提到的非常强烈的“完成这座首都的决心”，必须要传递到其他人的心灵与双手之中方可延续。这最终奇迹般地发生了，而也许在康的所有建筑当中，没有一座像这座他未在生前完成的建筑一样那么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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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巨大的达卡项目上奋战的同时，戴维·威兹德姆合伙公司还和康的朋友奥尔多·朱尔戈拉的公司米切尔/朱尔戈拉合作，参与了另外一个项目。这是一个从头开始的项目：罗斯福四大自由公园。康去世之前，留下了这个项目的设计纲要，以及建筑的选址：罗斯福岛的最南端。该区域是为了这一目的特意预留出来的，因此这个项目至少有两个重要因素已经确定。康也已经选好了材料，包括建造“房间”墙壁的花岗岩。他甚至明确指出，相距约2.5厘米左右的花岗岩砌块，其正面应当高度抛光，而其他四个面则保持自然的纹路。但其中仍有一些设计元素留待决定，比如“花园”中树种的选择、它们在道路两旁排列的方式、花岗岩石块确切的组合方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颜色略有不同）、铺路用的碎花岗岩石的纹理、外墙混凝土模板的材料、隐垣与围合的关系，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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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参与该项目的不同政府与私人机构之间的争端、资金和赞助商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和建筑法方面的新变化（包括新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该法案要求砾石路铺设时必须要加入树脂，以方便轮椅通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因为罗斯福纪念馆有自己的轮椅通行区），都让问题更加复杂。在这几十年当中，这些都得到了处理和解决。戴维·威兹德姆在1996年去世，并没能亲眼见证项目竣工。随后接管了这个项目领导人位置的约翰·哈弗同样如此。在戴维·威兹德姆合伙公司解散后，这个项目最终由米切尔/朱尔戈拉公司及其各类分包商负责，最终却因资金短缺而搁浅。直到前联合国大使威廉·汉佛发起了新的一轮筹资——最终引领四大自由公园有限公司成立，归属于吉娜·波拉拉旗下——纪念馆才得以在2012年最终完工，距离康在生前开始这个项目，几乎已经过去了40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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