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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列奥纳多出生一年后，也可能再稍早一些，卡泰丽娜与当地一名男子结婚了——或者说“嫁出去了”。他叫阿卡塔布里加，这是个绰号，字面意思是“乞求（accatta）吵架（briga）的人”，也就是“惹是生非者”或者“淘气包”。 17 这可能是在描述他的个性，也可能表示他当过兵，就像他的哥哥做过的，还有他的儿子将会做的。阿卡塔布里加是一个常见的雇佣兵绰号——当时人们也这么称呼佛罗伦萨的著名将领雅科博·达·卡斯泰尔弗兰科。所以在此背景下，这个绰号大体上就是“硬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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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提到阿卡塔布里加是卡泰丽娜丈夫的人正是那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的安东尼奥·达·芬奇。在1457年的纳税申报单中，安东尼奥将5岁的列奥纳多列为他的受抚养者，并这样描述他：“列奥纳多，塞尔·皮耶罗和现为阿卡塔布里加妻子的卡泰丽娜的私生子。” 18 她丈夫的全名是安东尼奥·迪·皮耶罗·布蒂·德尔·瓦卡，和卡泰丽娜结婚时大概24岁——比她还年轻几岁——他是炼炉工、石灰匠，工作是将当地的石头制成石灰，以便制作砂浆、陶器和肥料。他的石灰窑在莫卡塔利，位于芬奇镇以南几英里外的恩波利路上，这石灰窑是他从佛罗伦萨圣皮尔·马蒂尔修道院的修士那里租来的。修道院的记录显示，他1449年起租，至1453年结束，这一年可能是他结婚的年份。到了1469年，塞尔·皮耶罗·达·芬奇很可能以阿卡塔布里加的名义租下这里。如今的莫卡塔利还有个小型工业园，但已经破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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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塔布里加所属的布蒂家族，祖辈几代都在坎波泽比的土地上工作，这块土地位于芬奇镇以西不远的芬奇河附近的一处低矮的高地上，受圣潘塔莱奥尼教区管辖。他们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因此比佃户的生活优越一些，但也仅够他们维持生活。我们可以从土地登记簿上看到，该家族的经济实力在15世纪呈下滑趋势。卡泰丽娜和她的丈夫就生活在这里，可能带着达·芬奇家给她的嫁妆，一直生活了几十年。尚是婴儿的列奥纳多可能被她带来了这里，虽然这样符合情理，但我们不能确定。在1457年的土地登记簿中，他被列为达·芬奇家族的成员之一，但其中可能有金钱的因素——他值200弗洛林，可作为免于缴税的“嘴巴”——所以这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情况。贝克莱主教曾说，可能性是生活中伟大的向导，尽管这对传记作家而言并不总是一则好的座右铭。但是，我认为可能性相当有力地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的早年时光是在坎波泽比度过的，得到了亲生母亲的照料，这个沿着山脊顶部建起的小村庄和芬奇镇本身，或者更为传统却更为靠不住的说法中的安奇诺村一样，都有可能是他幼年生活的场景。塞尔·皮耶罗和他的新婚妻子在佛罗伦萨生活，后者就是那个公证人的女儿阿尔比拉·迪·乔瓦尼·阿马多里，她是列奥纳多在城里的继母，而阿卡塔布里加是他乡下的继父。他孩提时代的感情关系已经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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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年左右，列奥纳多两岁那年，卡泰丽娜诞下一女，洗礼时取名为“皮耶拉”，引起了某些人不必要的激动，这难道是为了纪念塞尔·皮耶罗？可能并不是这样，女孩的名字是按照传统，以阿卡塔布里加的妈妈的名字命名的，后者在缴税记录中被称为“皮耶拉女士”。 19 1457年，第二个女儿玛利亚出生。1459年10月15日的土地登记簿简单地记录了这个家庭：阿卡塔布里加和他的妻子 “卡泰丽娜女士”、5岁的皮耶拉和2岁的玛利亚。他们与阿卡塔布里加的父亲皮耶罗、继母安东尼娅、哥哥雅科博、嫂子菲奥里和侄女侄子莉莎、西蒙娜、小婴儿米歇尔一起生活在坎波泽比。他们的房子值10弗洛林，土地值60弗洛林。他们的土地半耕种半荒废，每年收成5蒲式耳小麦，他们的葡萄园每年产4桶葡萄酒。这些数据说明，他们的经济水平比达·芬奇家族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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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有3个孩子很快相继出生：莉莎贝特、弗朗切斯科和桑德拉。至1463年桑德拉出生时，卡泰丽娜已经在11年内生了6个孩子，5个婚生的小孩无疑都在坎波泽比的河对岸的圣潘塔莱奥尼教区小教堂受洗。如今它已经被废弃了，无人使用，只有鸽子会在柱廊屋顶逗留，跳来跳去。卡泰丽娜唯一的婚生儿子弗朗切斯科在1461年出生，却没能再繁衍后代，他后来入伍，大约30岁时，在比萨被军用石弩击中而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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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70年夏末的一天，阿卡塔布里加或许印证了他的绰号。那天他正在一片沼泽地间的马萨皮斯卡托亚休憩享乐，这片沼泽地位于阿尔巴诺山和西边的比萨丘陵之间。这天是一个宗教节日——9月8日，圣母玛利亚的生日——可是村里的庆祝活动被一场斗殴破坏了，而阿卡塔布里加在两周后的法庭质询中，作为目击证人之一被传唤。那天他的同伴是乔瓦尼·甘加兰迪，安奇诺村的一间橄榄油磨坊的所有者，或是那里的工人。我们再次发现，芬奇镇的世界真的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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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泰丽娜和安东尼奥·布蒂，即阿卡塔布里加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权宜之计——为达·芬奇家族提供便利，因为卡泰丽娜的存在使他们在社会上颇为难堪。对于失身、被抛弃的卡泰丽娜，她更加迫切需要这场婚姻来帮她摆脱可能将会一贫如洗的境地。阿卡塔布里加可能为了钱才娶她，或者是为了能和达·芬奇家族这种本地“豪门”攀上关系，被虚荣诱惑。阿卡塔布里加后来一直为达·芬奇家族做小生意，1472年，他在芬奇镇为皮耶罗和弗朗切斯科签署地契做证，后来他又在佛罗伦萨见证了由塞尔·皮耶罗公证的一桩遗嘱案。反过来，弗朗切斯科·达·芬奇在1480年8月也给阿卡塔布里加做了一次公证人。当时阿卡塔布里加出售一小块与圣潘塔莱奥尼教堂毗邻的名为卡法乔的空地。购买土地的是里多尔菲家族，他们在那几年收购了不少布蒂家族的土地。如果这场婚姻最初是为了给达·芬奇家族提供便利，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这场婚姻至少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且收效甚好。在1487年的土地登记簿中，我们发现阿卡塔布里加仍和卡泰丽娜生活在一起，依旧和他们5个孩子中的4个住在一起（玛利亚或是嫁到别的地方，或是过世了）。根据记载，“卡泰丽娜女士”当时60岁，这是唯一涉及她出生日期的文献。阿卡塔布里加和他的哥哥平分了坎波泽比的房子，他们每人分得价值6弗洛林的半间屋子，以及5古亩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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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列奥纳多的继父阿卡塔布里加了解得很少，他在达·芬奇幼年时只是模糊的存在——可能比他的亲生父亲和祖父更模糊。我们能了解到的只有乡村生活的穷困、手工劳作的辛苦和粗野的暴力——如果这个私生子不竭力逃离这一切的话，这就是等待着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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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年左右，60岁出头的阿卡塔布里加去世。他过世后，卡泰丽娜展开她人生最后一次冒险，但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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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传：自由的心灵 “我最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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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列奥纳多最早的记忆，不是关于他的母亲或父亲的，也不是关于其他人的，而是关于一只鸟的。数十年后，在列奥纳多50岁出头时，他写了一些关于鸟类飞行——他著名的永恒主题——的笔记，他尤为专注于叉尾红鸢的飞行方式。不知什么触发了他的回忆，在一页纸的上方，他写下一段简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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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刻意地书写鸢仿佛是我的宿命，因为我童年时代最早的记忆就是它。当时我在摇篮里，似乎有只鸢朝我飞来，用它的尾巴打开我的嘴，并且在我的双唇之间扑打了好几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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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个奇怪的小插曲到底是一段记忆——列奥纳多称它为回忆（ricordazione）——还是一个幻想。如果这是幻想，还将引发进一步的讨论——至少在达·芬奇研究的精神病学方面——看它属于他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这是否真的源于童年，是早年的一场梦（或噩梦），这场梦是如此生动，以至于现在它似乎是一段真实的记忆？又或是他成年后的一个幻想，被投射回了他的童年时代，而这个幻想实际上与写下这段短文时的列奥纳多——1505年前后，此时列奥纳多已到中年——而非在摇篮中的婴儿列奥纳多更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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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在芬奇镇上空展翅飞翔是一道常见的风景，它们顺着阿尔巴诺山脉的上升气流一飞冲天。如今，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仍能看到一只。它们绝不会被错认——长长的分叉的尾巴，宽大而优雅的弧形翼展，翼梢和尾羽处柔和而强烈的赤褐色在天空的映射下闪闪发光。由于它们独特的外形和盘旋方式，“鸢”在英语中的意思是“风筝”，尽管在意大利它被称为鹰。鸢是最能适应人类社会的猛禽，它们是食腐动物，追随人类的营地生存，莎士比亚的文字中有它们曾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的证据。而如今，几乎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和乡村，人们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驻扎在印度的英军称它们为“该死的鹰”（shite hawks）。英国驯鹰师杰迈玛·帕里·琼斯说，鸢会“利用一切合适的时机，寻找容易捕食的目标”，而且它们“以俯冲下来偷走盘子里的食物的习惯而闻名”。 22 正如最后这句评论所表明的，列奥纳多的这段回忆，很可能源于真实的体验。一只饥肠辘辘的鸢，正搜寻着食物，俯冲下来，吓坏了摇篮中的婴儿。然而，列奥纳多回忆中奇怪且难忘的部分，是那只鸟把尾巴塞进他的嘴里，又扑打撞击（列奥纳多使用的是一个古老的写法，“percuotesse”，是“撞击”一词的词源）了他的嘴唇，这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因此大概有幻想的成分，是对记忆的无意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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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自己的用词，也支持了这是幻想的观点。虽然他说这件事是一段记忆，但这段记忆具有一种儿时朦胧记忆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人怀疑这是杜撰的故事，而非真实回忆。在最早的回忆中，他记得有一只鸢“似乎”朝他俯冲下来，他的语气有些迟疑，他在回想一些在脑海中生动有力但在理智上说不清楚的东西。他认为这件事发生了，但也可能没有发生。在之前的句子中，他已经使用了“仿佛”一词：研究鸢“仿佛是我的宿命”。“宿命”一词也很有趣，因为在这种语境下，它可能指的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强迫症或固恋。他表达的是，有些东西在驱使他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只鸟，不断地“刻意”书写它。“宿命”一词说明这不是个人意志而是某种隐藏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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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古抄本》中的飞鸟速写，约15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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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奥纳多关于鸢的回忆，与他1505年前后重新燃起的对人类飞行的兴趣密切相关。现藏于都灵的《论鸟类飞行》小手抄本就是在那时创作的。手抄本包括一段著名的声明：“这只大鸟将在大切切罗山（Great Cecero）的山脊首次飞行，让全世界为之惊艳，让所有的编年史都将写满它的名声，并为它出生的巢带来永恒的荣耀。” 23 一般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列奥纳多当时正在计划驾驶一台飞行器，在佛罗伦萨北部菲耶索莱附近的切切罗山顶试飞。我们可以从同一页上的潦草笔记得知，1505年3月，他就在菲耶索莱附近。 24 因此，那时的他正全身心投入探索人类飞行的可能性中，鸢的记忆涌入他的大脑，使他的思考融入了个人的记忆。当他还在摇篮里时，有一只鸢朝他飞下来，揭示了他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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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对列奥纳多的“鸢之幻想”展开心理学研究的是弗洛伊德，他在1910年出版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在书中，弗洛伊德主要把这个故事当作梦来分析，其中有一系列被编码过的潜意识和回忆。他认为，解密的关键是列奥纳多婴儿时期和他母亲的关系，但是他在这一点上的一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以秃鹫的象征性联想为基础来讨论列奥纳多与母亲的联系（他所读到的列奥纳多笔记是一份有错误的德语译文，把那只鸟误译成秃鹫）。 25 如此看来，我们必须抛弃他那学识渊博的关于埃及秃鹫象征主义的观点，以及许多其他在本传记作者看来过于具体或精心设计的“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即这个梦或幻想，特别是它发生在摇篮里这一点，与他对母亲的感觉有关，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精神分析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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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鸢将尾巴塞进婴儿的嘴里，暗藏着列奥纳多对哺乳的记忆：“这个幻想掩饰了他对吮吸母亲乳房，或者被哺乳的怀念。这是展现人性之美的场景，像许多其他艺术家一样，他试图用画笔描绘这种人性之美。”在此，弗洛伊德指的是在15世纪80年代末绘于米兰的《哺乳圣母》（Litta Madonna ）。被哺乳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快乐之源”，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26 但是认为鸢尾代表母亲的乳头，只能让我们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个幻想呈现的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是婴儿时期的安全感，这只鸟的行为似乎有胁迫性和入侵性，同时伴有强而有力的冲击力，这种感受与安全感完全不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列奥纳多对母亲的感情本身就十分矛盾，他感受到她的抗拒和敌意，由此产生的恐惧以这种更为压抑的色彩表达出来。我们想到1454年，卡泰丽娜生下了第一个女儿，那时列奥纳多两岁，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他们很容易将新婴儿的降生视为灾难，因为她将夺走妈妈的爱。或者，我们可以按照弗洛伊德的思路分析，鸢那令人不安的尾巴象征着阴茎，意味着其父亲具有威胁性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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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把这些想法应用到了他所知的列奥纳多的成长经历中。虽然他所知的没有我们现在多，但是由于安东尼奥·达·芬奇的卡塔斯托在1910年前就已经出版，关于列奥纳多的童年生活的大致脉络已经足够清晰了。弗洛伊德认为，这个幻想“似乎告诉我们，列奥纳多早年最重要的时光，没有与父亲和继母在一起，而是与他那穷困、遭遗弃的生母在一起”。在这个关键的婴儿期，“某些印象变得固定，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经确立了”，同时被确立的是，与亲生父亲的隔阂。塞尔·皮耶罗在家庭中缺席，不仅导致他被排除在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外，而且被认为有可能威胁这种亲密关系，他具有威胁性，是潜在的干扰。因此，有关鸢的幻想暗示了他年幼时母亲带来的舒适与父亲带来的威胁两者之间形成的紧张关系，也为日后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任何一个在孩提时代渴望母亲的人都无法逃避想要把自己放在父亲的位置上的渴望，也无法不在想象中认同他，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把超越他当作自己的任务。” 27 列奥纳多的父亲于1504年去世，和列奥纳多写下有关鸢的笔记的时间十分接近，这似乎说明了一些问题。一些弗洛伊德分析的批评家指出，这是在高度推测的历史上又加入高度推测的心理分析。他们所言极是，但这些推测有一种连贯性，关于列奥纳多的童年，我们所知甚少，而弗洛伊德博士的推测，我认为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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