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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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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我希望这些文字能让我赚到一万五千卢布，可是，这份差事简直就是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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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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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5年4月14日致卡特科夫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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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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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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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危机”作家。这不单单是指其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同时也包括他的作品被世人接受的社会背景。在德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受到关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如爱德华·图尔内森（Eduard Thurneysen）所言，那些初次读到他的作品的人，会感觉眼前“突然冒出了一片荒野”，仿佛瞬间被带到了“已知人类世界的最后一道边界”之外。[1] 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再过短短二十年，这场疯狂将以更恐怖的方式再度重演。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料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早已成为历史时，战后世界秩序会随着21世纪的到来重新陷入混乱，其疯狂程度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形式描写了19世纪俄国和欧洲经历的种种危机，今天，他的作品却依然会触痛（后）现代世界那些尚未愈合的伤口：科学与信仰、肉体与心灵、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共同体、民族与跨民族身份认同等，而这些，不过只是众多矛盾关系当中的几个例子而已。对今天人类所处的危机环境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恰逢其时。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斯薇特拉娜·盖耶尔（Swetlana Geier）重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会在德国如此广受关注，为什么柏林人民剧院的导演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会把几乎所有陀氏作品都搬上戏剧舞台，而他的众多同行也都在效仿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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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1世纪的今天丝毫没有过时，所以我才斗胆尝试通过本书，以作家所处的时代为背景，对其人其作做出新的诠释。在书中，作家的“私人生活”没有被看作“作品之外、可悲却又无法忽略的一堆累赘”，就像德国著名陀氏传记作家卡尔·诺策尔（Karl Nötzel）[2] 所做的那样，而更多是被当作整个叙述的核心。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发展经历，书中特别强调的还有其创作的物质条件：他对作家身份的自我认知，在俄国图书市场上所处的位置，为赢得读者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在文坛和“权力场”（皮埃尔·布迪厄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民族“预言家”的重要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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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贝克出版社斯蒂芬妮·赫尔舍博士（Dr. Stefanie Hölscher），谢谢她的耐心指教和建议；感谢佩特拉·雷德尔（Petra Rehder）和贝亚特·萨德尔（Beate Sander）对文稿的专业审校和修订；特别感谢我的太太汉内洛蕾·古斯基（Hannelore Guski，1944～2015），如果没有她多年来的陪伴、批评和鼓励，就不会有这本书。我谨将它献给她，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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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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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urneysen，Eduard：Dostojewski. München 1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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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ötzel，Karl：Das Leben Dostojewskijs. Leipzig 19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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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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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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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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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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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的一天，当莫斯科人第一次看到新落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时，忍不住揉了揉眼睛。在站台四周用意大利进口大理石铺砌的墙壁上，一幅幅巨大的壁画赫然映入眼帘。壁画上描绘的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场景：拉斯柯尔尼科夫挥舞着斧头，砍向瑟瑟发抖的第二位受害人；罗果仁手握匕首躲在暗处，窥伺着作为袭击目标的梅诗金公爵；娜斯塔霞·菲里波夫娜挥起手，将罗果仁给她的十万卢布扔进冒着火舌的壁炉。在俄国，每个读过几本书的人都对这些情节耳熟能详。作为后苏联时代为数寥寥的建筑成就之一，这座新地铁站在公众中获得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回来啦！不仅是在这座位于玛莉娜灌林区的相对偏僻的地铁站（离站口不远处就是作家出生的故居），在繁华喧闹的市中心、正对着宏伟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大厦这个欧洲最大的图书殿堂的地方同样可以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1992年以前，这座大厦的名字还是列宁图书馆。附近的地铁中央换乘站迄今仍然沿用了这个旧的名称。在图书馆大厦前的广场上，原来的列宁像如今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形容枯槁、垂目凝思的男人坐像。这个青铜浇铸的“冥想者”，与传统列宁像的雄伟身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座1997年揭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是由雕塑家亚历山大·鲁卡维什尼科夫（Alexander Rukawischnikow）设计。2006年，德累斯顿会议中心竖起了一尊同比例的雕像复制品。这座雕像的出现象征着俄国在文化政治上的路线转型，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做梦也不敢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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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对于俄国来说，究竟能不能算作一次彻彻底底的新生，仍然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但是在象征性行为的层面上，国家的转向却是一目了然，无可置疑。在俄国的公共空间中，这种象征性行为的意义历来超过西欧国家。俄国的路线转型体现在那些大大小小、被冠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名的博物馆、纪念碑、街道和广场，还有两万多个新建或重新修缮的修道院和教堂，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对社会的渗透。这一点通过克里姆林宫那些政治精英的表现便可略见一斑。每逢大的宗教节日，他们就像沙俄帝国的政客们一样，严格按照东正教仪式举行隆重的庆典。谁能想象，就在叶利钦执政时，他还搞不清复活节和圣诞节哪一个更重要。在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比所有同辈政治家更能体现这一变化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1996年，当他从郊外别墅的一场大火中救出女儿后，人们在清理废墟时发现了一枚完好无损的十字架，那是笃信基督教的普京母亲留下的。从此之后，普京总是把它戴在裸露的胸脯上（说不定正因如此，他才总喜欢以赤膊形象示人）。普京的这次顿悟经历，曾经感动了他当年的政治对手和教友小布什。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一定会对此感同身受，因为这种保罗归信式的精神皈依既是其文学创作的核心主题，也是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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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大厦广场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雕像，由雕塑家A.鲁卡维什尼科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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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被压制到重返公共视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年，列宁一直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个令人厌恶的作家（“我才没时间读这种垃圾！”[1] ）。布尔什维克们则把陀氏当成外国人迷恋的对象或不合主流的人物，只有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激情”，还有对俄国城市无产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同情，换言之，只有以这些为主题的陀氏早期作品，是值得肯定的。相反，他对宗教的热忱，正如他对进步的怀疑以及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仇恨，都是令人唾弃的。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同样有害的，还有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复杂心理活动，它与革命“新人”的正直坦率、勇于牺牲和乐观主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罪恶方面的天赋表示欣赏的同时，对其描绘的“卡拉马佐夫式”人格和道德虚无却十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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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代的苏联，围绕陀氏作品的学术研究仍然是一个热门课题，其成果也颇为可观，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阿尔卡季·多利宁（Arkadij Dolinin）、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等人的论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斯大林执政的1930年代～195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相反，在柏林、布拉格和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奉为圣人。这些流亡人士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出发，或将陀氏视作革命预言家，或将其看作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虽然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俄国流亡人士——列夫·舍斯托夫（Lew Shestow）、伊万·蒲宁（Iwan Bunin）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对陀氏的态度颇为保守，但是俄国流亡者对陀氏的崇拜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