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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俄国，上述信念和其他许多传统观念一样也开始动摇。彼得大帝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实行压制，强迫其屈服于沙皇政府的统治，并以保障国家利益、促进“公共福祉”为名，于1772年颁布了“官秩表”法令，将全国文武官员划分为十四个等级，从最低一级的录事直到最高一级的一等枢密顾问。这套职级制度一直沿用到俄国十月革命，其宗旨是破除传统的贵族门第观念，论功取仕。“官秩表”的颁布同时还为个体的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至少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每个人都可以沿着固定的职业路径一路攀升，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以往在俄国，这种情况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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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carrière）一词很快变成了俄语中的时髦词语，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到了19世纪，除了入仕为官，人们还可以在其他领域赢得事业上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在官场更容易。这一点正是那些与风险并存的所谓自由职业的一大优势：无论是商人还是债券经纪人，建筑师还是律师，医生还是发明家，钢琴家还是演员，另外，当然还有作家。写作这件事“虽说算不上什么差使，但毕竟也是条门路，那些大人物会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借天真的地主伊赫梅涅夫之口，对诗人伊万·彼得罗维奇——作家在小说中的化身——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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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梦想在文学领域树立自己的功名。他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一梦想，特别是在眼下，1859年夏末的这个午后，其内心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是同时，他对所谓“事业”也充满了疑虑，因为它的最大危险是受社会压力所迫而失去自我，正如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主人公，还有陀氏小说《双重人格》中的男主角戈利亚德金一样。除此之外，“事业”这个词不仅令人联想到成名成家，还会让人把它和典型的西方式人生理想联系在一起：一种浮士德式的成功欲和名利心，还有一心想要飞黄腾达的野心，就像拿破仑的那句名言：“我所有的政治就是为了成功！”（Et toute ma politique c’est le succès）从科西嘉少尉一路晋升、最终成为欧洲统帅的拿破仑，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崇拜的英雄，也是《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人生榜样。如果换作拿破仑，他会不会自甘屈辱，钻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床底下，去搜寻现金和值钱物件？绝对不会！拿破仑把自己看作超人和来古格士转世，他要做的事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这一点，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要效仿的。他希望从老太婆身上至少弄到三千卢布，再靠这笔钱为他一生的事业打下基础，这个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拯救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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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事业”最终变成了一条“受难之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所经历的那样。“事业”是一种没有超越本体的进步，而“受难之路”则是一种基督式的修行，其换来的回报是复活和永生。就像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人间堕入“死屋地狱”，从一位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位普普通通的囚犯，还有他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相遇，这一切，与耶稣走过的道路有何分别？当然，苦役和流放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正如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耶稣所愿一样。但是，就像耶稣平静地接受公会的审断那样，他难道不是也以坦然顺从的态度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吗？由此一来，他不是也将命运变成了自身意志的客体吗？到最后，他也因此迎来了重生，正如他在《死屋手记》结尾借刚刚出狱的主人公之口所言：“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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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非象征性的现实层面，所谓“复活”和“新生”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指路的灯塔，还是纯粹的比喻和修辞？“每隔五个半小时，他便会‘复活’和‘新生’一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度厌恶、笔名加拉哈德（Sir Galahad）的奥地利女作家贝尔塔·埃克斯坦-迪纳（Bertha Eckstein-Diener）曾以讽刺的口吻这样写道。[5] 早在1849年12月谢苗诺夫校场的假死刑事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迎来了自己新的人生：“如今，我的人生已彻底改变，我将以新的方式从头活过。”早在那时候，他便自认为得到了净化，就像现在结束了苦役、站在欧亚边界的他一样。年轻时关于革命的种种幻想，如今都已烟消云散。那位184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变成了一位狂热的爱国者和沙皇的忠实信徒。这是一种“皈依”（Metanoia），一种双重意义上的信仰转变：一是道德，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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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真的会从此走向“新生”吗？当然不。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对天堂的热情，依然带着俗世的烟火气”，这是他敬佩的作家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von Kempen）说过的话。他不仅知道，而且可以用身体的每个细胞感觉到，他绝不可能背离自己的天性，像托尔斯泰晚年时那样放下笔，拿起犁耙，过着粗衣粝食的乡间生活。正如他对功名利禄的反感一样，他对违背天性的圣徒式生活同样充满了警觉。“你即使把天性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外飞进来”，这是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引用过的俄国谚语。后来他又在另一段文字中把同样的意思换了种说法：“所有违反天性的非自然之物，最终都会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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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两个大陆和两段人生的交界点时，他对生活的渴望远比对“新生”的期待更强烈。在他的身后，是长达五年的监禁、苦役、饥饿、病痛、羞辱和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是在世界尽头的俄国外省小城度过的六年黑暗时光。在他的身后，是走了整整十一年的受难之路。如今，苦难已经尝尽，是时候拥抱生活了！虽然那里也有边界，但距离尚远。“我总是一刻不停地奔向最远的边界，我一辈子做的事，便是要跨越这条界线。”这大概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生活。眼下，乌拉尔山脉并不是最远的边界。“死屋”一度是他最远的边界，直到今天，他才彻底将它甩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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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别亚洲大陆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出包里的苦橙酒，和同伴们一起举杯庆贺。一群人溜溜达达，活动着麻木的双腿。看守边界的卫士，一位退伍老兵，一瘸一拐地走出哨所，和大家喝酒闲聊。有的人心血来潮，跑进林子去摘草莓。在哈萨克草原，人们几乎早就忘记了这一世间美味。之后，一行人再次踏上了旅途。下一站是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然后是特韦尔，之后是莫斯科。最后的终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十年前离开的地方：圣彼得堡，俄罗斯帝国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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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raskina，Ljudmila：Dostoevskij. Moskau 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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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acharov，V.N.：Imja avtora-Dostoevskij. Očerk tvorčestva. Moskau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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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acharov，V.N.：Imja avtora-Dostoevskij. Očerk tvorčestva. Moskau 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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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reud，Sigmund：Dostojewski und die Vatertötung. In：Freud，Gesammelte Werke in 18 Bänden，Bd.14.Frankfurt a.M.194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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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r Galahad 19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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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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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第一章 起步与受挫（182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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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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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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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孩童总是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对于自己的童年经历，作家却总是讳莫如深。其实不只是童年，但凡涉及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不愿多谈。另一位大作家托尔斯泰则不然。后者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向自己和他人，甚至在整个世界面前进行自我剖析。单是他写下的日记，就有厚厚几大卷。与笔下的许多主人公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露自己的内心十分反感。除了少数亲朋至交，他对写信这件事也从不热衷。他曾经开玩笑地讲，如果有一天下地狱，他多半会因为罪孽被判罚每天写十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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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作家童年的大部分了解，都是来自其胞弟安德烈的回忆。甚至对自己的身世来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直到作家去世后，他的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Anna Grigorjewna）才对夫家的族谱做了详细考证。据其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系一脉源于贵族世家，16世纪初，该家族得到了一个名为陀思妥耶沃的村庄作为封地，地点在当时的立陶宛大公国，离布列斯特城（Brest）不远。于是，接下来的一代人便把这个村庄的名字变成了家族姓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族由此诞生。据记载，16世纪时，曾有一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在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Fürst Fjodor Dostojewskij）麾下效力。库尔布斯基亲王曾是伊凡四世（“雷帝”）的密友，后与沙皇反目，逃到了立陶宛。正是从这时候起，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成了亲王的法律顾问。进入17世纪后，有关立陶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族的记载逐渐消失。直到18世纪中叶，这个姓氏才在当时隶属波兰的乌克兰西北部重新出现。从家谱上看，信息记录较完整的是安德烈·格里戈利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Andrej Grigorjewitsch Dostojewskij），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祖父（据推测生于17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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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职东仪天主教会祭司。在第二次瓜分波兰（1793年）、其所在村庄划归俄国后，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转信俄罗斯东正教，并打算让1785年出生的长子米哈伊尔进入教会做一名修士。但是，1809年从乌克兰沙尔霍罗德-尼古拉耶夫神学院毕业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毅然决定前往莫斯科，到专门培养军医的帝国外科医学院求学。在这位胸怀抱负的年轻人眼里，当一名军医显然要比在乡间做一辈子修士更有前途。当拿破仑军队于1812年8月攻占斯摩棱斯克，战火逐渐向旧都莫斯科逼近时，医学院被迫转移，搬到了莫斯科以东的后方。在1812年9月给俄方造成空前伤亡的博罗金诺战役期间，以及因尸体无法及时掩埋而引发大规模瘟疫后，医学院的师生也全员出动，加入救护工作中。直到拿破仑大军撤退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以继续学业，并于1813年成为博罗金诺步兵团的团部军医。1818年，米哈伊尔被任命为莫斯科列福尔托沃军医院的上尉军医，一年后被提拔为中校医师，年俸六百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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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时年三十一岁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医院的小教堂里迎娶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新娘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涅恰耶娃（Maria Fjodorowna Netschajewa）。玛丽娅的父亲费奥多尔·蒂莫菲耶维奇·涅恰耶夫（Fjodor Timofejewitsch Netschajew）是卡卢加（Kaluga）的一位富商，祖上历代经营布匹生意。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原本兴旺的生意日渐冷清，家境从此破败。玛丽娅的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科特尔尼茨卡娅（Warwara Michajlowna Kotelnizkaja）是牧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毕业于著名学府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在1755年莫斯科大学创立前，这是俄国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作为教会印刷所的一名校对员，他整天和莫斯科知识界人士打交道。他的儿子瓦西里，也就是玛丽娅的舅舅，是一位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担任讲师，既是医学史专家，也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通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Wassilij Kotelnizkij）是全家人的骄傲，身为政府顾问，他总是身着制服，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出行有豪华马车接送。每隔一个月，没有子嗣的科特尔尼茨基夫妇都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串门喝茶，到了复活节的时候，还经常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到他们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小木屋做客。每年元旦——这天恰巧是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的命名日——医学系的师生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欢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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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父母：米哈伊尔·A.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F.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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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亲戚当中，科特尔尼茨基夫妇是学问人的化身，那么玛丽娅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则让家族的经商传统在其手中得到了延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她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善良的仙女。18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了莫斯科富商亚历山大·库马宁（Alexander Kumanin）。库马宁的父亲是位腰缠万贯的富豪，甚至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生意。由于夫妇俩膝下无子，亚历山德拉主动担起了妹妹玛丽娅家七个孩子的教母之责。自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库马宁家位于克里姆林宫南侧莫斯科河畔区的豪华别墅，便成了这些失怙孩子的第二个家。实际上，在妹妹和妹父在世时，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库马宁夫妇也总是主动伸出援手。不过尽管如此，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商人形象却往往是负面的：这些人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些没有教养、唯利是图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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