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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r Galahad 19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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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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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第一章 起步与受挫（1821～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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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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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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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孩童总是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对于自己的童年经历，作家却总是讳莫如深。其实不只是童年，但凡涉及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不愿多谈。另一位大作家托尔斯泰则不然。后者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向自己和他人，甚至在整个世界面前进行自我剖析。单是他写下的日记，就有厚厚几大卷。与笔下的许多主人公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露自己的内心十分反感。除了少数亲朋至交，他对写信这件事也从不热衷。他曾经开玩笑地讲，如果有一天下地狱，他多半会因为罪孽被判罚每天写十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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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作家童年的大部分了解，都是来自其胞弟安德烈的回忆。甚至对自己的身世来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直到作家去世后，他的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Anna Grigorjewna）才对夫家的族谱做了详细考证。据其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系一脉源于贵族世家，16世纪初，该家族得到了一个名为陀思妥耶沃的村庄作为封地，地点在当时的立陶宛大公国，离布列斯特城（Brest）不远。于是，接下来的一代人便把这个村庄的名字变成了家族姓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族由此诞生。据记载，16世纪时，曾有一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在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Fürst Fjodor Dostojewskij）麾下效力。库尔布斯基亲王曾是伊凡四世（“雷帝”）的密友，后与沙皇反目，逃到了立陶宛。正是从这时候起，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成了亲王的法律顾问。进入17世纪后，有关立陶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族的记载逐渐消失。直到18世纪中叶，这个姓氏才在当时隶属波兰的乌克兰西北部重新出现。从家谱上看，信息记录较完整的是安德烈·格里戈利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Andrej Grigorjewitsch Dostojewskij），即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祖父（据推测生于17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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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职东仪天主教会祭司。在第二次瓜分波兰（1793年）、其所在村庄划归俄国后，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转信俄罗斯东正教，并打算让1785年出生的长子米哈伊尔进入教会做一名修士。但是，1809年从乌克兰沙尔霍罗德-尼古拉耶夫神学院毕业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毅然决定前往莫斯科，到专门培养军医的帝国外科医学院求学。在这位胸怀抱负的年轻人眼里，当一名军医显然要比在乡间做一辈子修士更有前途。当拿破仑军队于1812年8月攻占斯摩棱斯克，战火逐渐向旧都莫斯科逼近时，医学院被迫转移，搬到了莫斯科以东的后方。在1812年9月给俄方造成空前伤亡的博罗金诺战役期间，以及因尸体无法及时掩埋而引发大规模瘟疫后，医学院的师生也全员出动，加入救护工作中。直到拿破仑大军撤退后，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以继续学业，并于1813年成为博罗金诺步兵团的团部军医。1818年，米哈伊尔被任命为莫斯科列福尔托沃军医院的上尉军医，一年后被提拔为中校医师，年俸六百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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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时年三十一岁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医院的小教堂里迎娶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新娘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涅恰耶娃（Maria Fjodorowna Netschajewa）。玛丽娅的父亲费奥多尔·蒂莫菲耶维奇·涅恰耶夫（Fjodor Timofejewitsch Netschajew）是卡卢加（Kaluga）的一位富商，祖上历代经营布匹生意。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原本兴旺的生意日渐冷清，家境从此破败。玛丽娅的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科特尔尼茨卡娅（Warwara Michajlowna Kotelnizkaja）是牧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毕业于著名学府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在1755年莫斯科大学创立前，这是俄国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作为教会印刷所的一名校对员，他整天和莫斯科知识界人士打交道。他的儿子瓦西里，也就是玛丽娅的舅舅，是一位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担任讲师，既是医学史专家，也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通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Wassilij Kotelnizkij）是全家人的骄傲，身为政府顾问，他总是身着制服，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出行有豪华马车接送。每隔一个月，没有子嗣的科特尔尼茨基夫妇都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串门喝茶，到了复活节的时候，还经常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到他们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小木屋做客。每年元旦——这天恰巧是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的命名日——医学系的师生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欢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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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父母：米哈伊尔·A.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F.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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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亲戚当中，科特尔尼茨基夫妇是学问人的化身，那么玛丽娅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则让家族的经商传统在其手中得到了延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她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善良的仙女。18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了莫斯科富商亚历山大·库马宁（Alexander Kumanin）。库马宁的父亲是位腰缠万贯的富豪，甚至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生意。由于夫妇俩膝下无子，亚历山德拉主动担起了妹妹玛丽娅家七个孩子的教母之责。自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库马宁家位于克里姆林宫南侧莫斯科河畔区的豪华别墅，便成了这些失怙孩子的第二个家。实际上，在妹妹和妹父在世时，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库马宁夫妇也总是主动伸出援手。不过尽管如此，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商人形象却往往是负面的：这些人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些没有教养、唯利是图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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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10月13日，[1] 玛丽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长子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后，玛丽娅的丈夫从军队退役，并于1821年春进入莫斯科玛利亚医院任职。1821年10月30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所医院出生。玛利亚医院得名于医院近旁的玛莉娜灌林（Marienhain），这是俄罗斯文学家们经常歌颂的地方。俄国早期浪漫派代表瓦西里·茹科夫斯基（Wassilij Schukowskij）曾于1809年写下了一首以《玛莉娜灌林》为题、家喻户晓的爱情诗，将这片林地描绘为一个鸟语花香的伊甸园。事实上，玛莉娜灌林并不是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静谧之地。这片不大的林子地处莫斯科北郊，紧邻拉撒路墓地，多年来，这里埋葬的大都是死刑犯和自寻短见的人。到了19世纪，玛莉娜灌林渐渐变成了莫斯科市民享受闲暇时光的休憩场所。每逢节假日，许多市民拉家带口聚集在这里，跳舞唱歌，饮酒作乐。各路江湖艺人也会在这里摆上摊子，演木偶戏的、卖唱的、耍马戏的，各色人马，一应俱全。与茹科夫斯基相比，另一位作家米哈伊尔·扎戈斯金（Michail Sagoskin）的描绘更贴近现实。在他的笔下，玛莉娜灌林是“狂欢买醉的好去处”，“在墓地包围的灌木丛里，生活沸腾着，却又处处透着死亡的气息。这边，吉卜赛人的欢快歌声在古墓间回荡；那边，萨莫瓦尔茶壶和朗姆酒瓶被摆在墓碑上，一群俄国商人正在举杯畅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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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医院的前身是17世纪建立的一家专门收治贫困病患的医护机构，在1771年黑死病大爆发期间被关闭。1804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德裔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jodorowna）的倡议下，一家为莫斯科穷人提供免费治疗的济贫医院在这里奠基。医院的所有治疗和护理，都是依照现代医疗标准执行的。1806年，医院正式启用。医院大楼是由吉奥瓦尼·吉拉迪（Giovanni Gilardi）按照古典主义样式设计，外观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宫殿。除了柱廊和庭院，还有一个医院专属的小教堂。医护团队是由一位德国医生领导，作为团队中少数幸运的俄国成员之一，1821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分到了一间位于院内的宿舍。他的次子费奥多尔便是在玛利亚医院里度过了童年最重要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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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8年起，这套狭小的公寓被改建成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面的所有家具和设施都是按照19世纪初流行的毕德麦雅（biedermeier）风格仿制的。这些房间今天的样子，要比当时漂亮得多。作家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Andrej Dostojewskij）在回忆录中谈起父母的家时，是这样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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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天的公寓宿舍相比，那时候的设施要简陋得多。当时，对于拥有中校参谋职衔、拖着四五个家眷的父亲来说，这套公寓除了厨房和门厅之外，实际上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进门后是一条带窗户（外面是前院）的走廊，这条长长的走廊的最末端，隔着一道天花板高的屏风，是黑漆漆的儿童房，旁边紧挨着厅堂。厅堂面积很大，有两个临街的窗户，还有三个窗子朝向前院。再往后是有两扇临街窗户的起居室，里面用屏风隔出了一个几乎见不到光的隔间，作为父母的睡房。这就是公寓的全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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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之后，家里又添了五个孩子，分别是1822年出生的瓦尔瓦拉（Warwara），1825年的安德烈，1829年的薇拉（Wera），1831年的尼古拉（Nikolaj）和1836年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从此，家里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和局促的房间格局一样，屋里的家具陈设也十分简陋。墙壁只用石灰涂料简单地刷白，外衣、内衣和日用品混乱地堆在箱子和柜子里，有些箱子同时也被用作床铺。到了夜里，奶妈和保姆睡在父母卧室中用木板隔出、没有窗户的隔间里，婴儿的摇篮就摆在父母的床边。天黑后，客厅里的长沙发就变成了两个大女儿的床。屋里仅有的几件贵重家具是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架，还有两个小方桌，那是几个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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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玛利亚医院，前面是由S.D.梅尔库罗夫设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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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的狭窄逼仄，特别是两兄弟那黑漆漆没有窗户的睡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租住的斗室紧挨着女房东的厨房，屋里四处透光，既不隔音也不隔味。《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居住的隔间“与其说像间住房，不如说更像个衣柜或大橱”。《群魔》中拥有一幢豪华别墅的富人斯塔夫罗金，最后却吊死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最能直观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棺材般狭小空间印象的，莫过于小霍尔拜因（Holbein）的油画《墓中的基督》。在作家的视觉记忆中，这幅作品带来的冲击力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见本书页边码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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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32年获得枢密顾问头衔并从此跻身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来说，玛利亚医院的这套公寓实在太过寒酸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无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还是文学作品中，父母的房子从来都不像在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阿克萨科夫（Sergej Aksakow）、伊凡·冈察洛夫（Iwan Gontscharow）等人的作品中那样，被描绘成一个温暖安全的港湾。除了居住空间的拥挤，贫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经历的重要部分。父亲总是在几个儿子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怜的穷鬼，并且不厌其烦地警告说，等他死了以后，孩子们都得到街上乞讨。不过，虽然老是在家里哭穷，可这并不妨碍他每次去病人家出诊时（他也由此赚了不少红包），都会叫上一辆四轮马车，再带上一位穿制服的男仆。除此之外，他还在1830年代初斥资一万二千卢布，在莫斯科东南侧、距首都大约一百五十俄里[4] 的图拉省，买下了两处田庄：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每年夏季，一家人都会到这里避暑。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在购买切列莫什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得不用之前买下的达罗沃耶村作为抵押，以申请贷款。而且，这两处田产带来的收益也少得可怜。1830年代的持续干旱让庄稼收成更加雪上加霜。刚刚买下一年，达罗沃耶就遭遇了一场大火，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小小的庄园几乎被燃成灰烬。另外，还有与邻村旷日持久的地界之争，也总是让人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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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处不久后重新修缮的乡间别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大概只有一个好处：它让这个人口不断壮大的家庭可以在每年春季到秋季逃离莫斯科拥挤的小屋，享受广阔天地带来的自由。其中最开心的，还要属孩子们。在莫斯科，就连附近的玛莉娜灌林，父母都不许他们接近，而在达罗沃耶，他们可以在大自然里尽情撒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来说，每年暑假在乡下的日子，或许是他们仅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工作原因，父亲不得不独自留在莫斯科，偶尔才能抽出时间去乡下探望。于是，在达罗沃耶，母亲便代替父亲成了一家之长。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富家女很快便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在管教子女方面，她比丈夫要宽松得多。几个大点儿的男孩米哈伊尔、费奥多尔和安德烈可以在乡间追逐打闹，挖池塘，盖房子，在野外露营，装扮成印第安人或鲁滨孙到林子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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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父亲的教育方式相比近乎天壤之别。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群小大人。纸牌、象棋、球类游戏等，都是不被允许的。济贫医院的小花园，是公寓宿舍之外唯一允许孩子们去的地方。但是，与身穿褐色病号服、头戴白色纸帽在花园散步的病人攀谈，则被明令禁止。所以，孩子们在花园里实际上并不是玩耍，而是“乖乖地跟在保姆艾莉奥娜·弗洛罗夫娜身后散步，或者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发呆”。[5] 甚至在年满十七岁之后，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也不能独自外出，因为在父亲看来，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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