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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玛利亚医院，前面是由S.D.梅尔库罗夫设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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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的狭窄逼仄，特别是两兄弟那黑漆漆没有窗户的睡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租住的斗室紧挨着女房东的厨房，屋里四处透光，既不隔音也不隔味。《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居住的隔间“与其说像间住房，不如说更像个衣柜或大橱”。《群魔》中拥有一幢豪华别墅的富人斯塔夫罗金，最后却吊死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最能直观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棺材般狭小空间印象的，莫过于小霍尔拜因（Holbein）的油画《墓中的基督》。在作家的视觉记忆中，这幅作品带来的冲击力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见本书页边码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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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32年获得枢密顾问头衔并从此跻身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来说，玛利亚医院的这套公寓实在太过寒酸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无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还是文学作品中，父母的房子从来都不像在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阿克萨科夫（Sergej Aksakow）、伊凡·冈察洛夫（Iwan Gontscharow）等人的作品中那样，被描绘成一个温暖安全的港湾。除了居住空间的拥挤，贫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经历的重要部分。父亲总是在几个儿子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怜的穷鬼，并且不厌其烦地警告说，等他死了以后，孩子们都得到街上乞讨。不过，虽然老是在家里哭穷，可这并不妨碍他每次去病人家出诊时（他也由此赚了不少红包），都会叫上一辆四轮马车，再带上一位穿制服的男仆。除此之外，他还在1830年代初斥资一万二千卢布，在莫斯科东南侧、距首都大约一百五十俄里[4] 的图拉省，买下了两处田庄：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每年夏季，一家人都会到这里避暑。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在购买切列莫什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得不用之前买下的达罗沃耶村作为抵押，以申请贷款。而且，这两处田产带来的收益也少得可怜。1830年代的持续干旱让庄稼收成更加雪上加霜。刚刚买下一年，达罗沃耶就遭遇了一场大火，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小小的庄园几乎被燃成灰烬。另外，还有与邻村旷日持久的地界之争，也总是让人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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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处不久后重新修缮的乡间别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大概只有一个好处：它让这个人口不断壮大的家庭可以在每年春季到秋季逃离莫斯科拥挤的小屋，享受广阔天地带来的自由。其中最开心的，还要属孩子们。在莫斯科，就连附近的玛莉娜灌林，父母都不许他们接近，而在达罗沃耶，他们可以在大自然里尽情撒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来说，每年暑假在乡下的日子，或许是他们仅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工作原因，父亲不得不独自留在莫斯科，偶尔才能抽出时间去乡下探望。于是，在达罗沃耶，母亲便代替父亲成了一家之长。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富家女很快便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在管教子女方面，她比丈夫要宽松得多。几个大点儿的男孩米哈伊尔、费奥多尔和安德烈可以在乡间追逐打闹，挖池塘，盖房子，在野外露营，装扮成印第安人或鲁滨孙到林子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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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父亲的教育方式相比近乎天壤之别。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群小大人。纸牌、象棋、球类游戏等，都是不被允许的。济贫医院的小花园，是公寓宿舍之外唯一允许孩子们去的地方。但是，与身穿褐色病号服、头戴白色纸帽在花园散步的病人攀谈，则被明令禁止。所以，孩子们在花园里实际上并不是玩耍，而是“乖乖地跟在保姆艾莉奥娜·弗洛罗夫娜身后散步，或者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发呆”。[5] 甚至在年满十七岁之后，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也不能独自外出，因为在父亲看来，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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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儿子最初是在家里上课，为他们教授俄语、宗教和算术的，是既虔诚又爱讲故事的教会执事伊万·钦科夫斯基（Iwan Tschinkowskij），法语课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兵，他把法语姓氏“苏查德”（Suchard）的字母顺序颠倒过来，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德查索夫（Draschussow）。拉丁文课则由父亲亲自教授，这是米哈伊夫和费奥多尔最怕也最恨的课程。上课地点通常是厅堂的方桌旁，上其他课时，几个男孩可以坐下来听讲，但是轮到父亲上课时，孩子们只能站着学习拉丁语的变格变位，常常一站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更长。而且在上课的时候，父亲严禁他们把身体靠在椅子上，哪怕用手指尖撑一下也不行。不过，他在教育方面表现出的才能，却远远比不上他对师道的重视。这位老师既缺乏耐心，又简单粗暴。只要他没有在第一秒得到正确答案，就会立刻暴跳如雷。他经常会把课本往桌子上一摔，然后怒冲冲甩手而去，又一次对这些不成器的儿子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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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态度严厉，但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却从未对儿子实行过体罚。在19世纪初的俄国，这种情况并非理所当然。据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父亲之所以让几个孩子在家里上课，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学校里，体罚还是普遍现象。直到1860年代初，俄国民众才就体罚学生的意义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共大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放弃棍棒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知识界推崇的感性思维影响。尽管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卢梭的理念并不完全接受，但是在强调感性的教育观念方面，他却或多或少受到了感染，特别是对家庭观念和夫妻之道的重视。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为抵抗俄国王公贵族中的道德沦丧之风，这些理念格外受到推崇。另外，还有宗教信仰上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同时也借助语言得到了清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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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你，我的宝贝，我的天使！我的挚爱，得悉你和孩子们一切安好，甚喜。这皆拜万能的主所赐。愿主保佑你们，我的亲人，以他的慷慨和慈悲！不要挂念我，托上帝之福，我和孩子们都很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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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重，我的心肝，我的小鸽子，我的欢乐，我的唯一和我的全部！吻你，用最热烈的方式吻你。也请替我吻我们的孩子……保重，我唯一的情人，记住，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死去。你的M.陀思妥耶夫斯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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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虔信不仅体现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每次启程去乡下之前，他们都会请医院里的神父带领全家一起祷告，祈求上帝保佑家人平安。无论早晚还是餐前，祷告都是全家例行的功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上帝的存在乃是不容置疑之事。每年春秋两季，一家人都会举行祭祀仪式，祈祷风调雨顺，保佑庄稼有个好收成。每当村里有新的水渠或水坝落成，隆重的圣水仪式和圣像游行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莫斯科北边、靠近玛莉娜灌林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去朝圣。这个神秘而美丽的修道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地之一，在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832年达罗沃耶村遭遇大火后，当一位村民骑着马赶到莫斯科，把消息通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时，夫妇俩的第一反应是拉着孩子们在家里供奉圣像的祭坛前跪下，向上帝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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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子女对宗教的认识，还通过读书识字得到了强化。他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圣经故事汇编》，这是约翰·胡伯纳（Johann Hübner）编写、当年在欧洲流行一时的少儿插图版《104个圣经故事》（初版于1722年问世）的俄语译本。这本书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尽管作家一生中经历了各种宗教上的怀疑和信仰危机，正如其作品《罪与罚》中反叛上帝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但是在他身上，虔诚善良的本性却一生未曾改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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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原因，每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只能独自留在莫斯科，和家人分居两地。不过正是因此，才有了夫妇之间的大量通信。其中有很多书信充满感伤色彩，让人不禁联想到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和卢梭的书信体小说。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的独居生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心理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由于天性多疑，他对身边的仆人也充满了戒心，甚至怀疑他们偷窃家里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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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中说，家里有六把汤匙，可我只见到五把。另外你还说，在五斗橱里还有另外一个打破的勺子，我也没找到。所以我请你再想一想，你是不是记错了？因为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以后，家里就只有五把勺子。还有那把打破的勺子，你也想想，是不是把它放到了别处。因为我的钥匙一向都和我寸步不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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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天天衰老，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出现了抑郁倾向。由于妻儿不在身边，抑郁症状越来越严重。1835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写给乡下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是圣三节（俄罗斯节日，复活节之后的第七周，作者注），可我没去玛莉娜灌林赶集。我的心情压抑得很，脑子里全是乌七八糟的念头，这感觉简直生不如死。”[9] 这时候，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正怀着小女儿亚历山德拉，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因为怀孕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满是阴暗心理的丈夫甚至怀疑，妻子腹中的胎儿不是自己的骨肉。玛丽娅“对上帝，对天对地，对我的孩子们，用我全部的幸福和生命”发誓，其腹中孕育的是“连接我们彼此间爱情的第七根最亲密的纽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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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指天发誓的话是否让多疑的丈夫就此打消了疑虑，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早在几个月之前，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就开始不停地咳嗽。待1835年夏生下女儿亚历山德拉之后，咳嗽变得越发严重，表现出明显的肺痨症状。1836年这一年，母亲的身体眼看着垮了下来，就像阴云一般笼罩着整个家庭。莫斯科的亲戚们总是时不时来家里探望，每个人讲话时都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就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1837年2月27日，年仅三十六岁玛丽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因肺痨去世，留下了七个孩子，还有心理崩溃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让人在妻子的墓碑上刻下了一段碑文，开头是：“永生铭记的挚友、贤妻与良母。”接下来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j Karamsin）撰写的墓志铭：“安息吧，亲爱的遗骨，直至快乐地苏醒！”（直译为：“直至欢乐的黎明！”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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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爱着母亲，并且打心眼里崇拜她。1864年，当他和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来到莫斯科时，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玛莉娜灌林近旁的拉撒路墓地，给母亲扫墓。“每当他思念母亲的时候，内心总是充满了柔情。”[11] 但是，对母亲的爱并没有让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对某些情节的设定有所避讳。在长篇小说《白痴》中，有一位名叫列别杰夫的小丑式人物。他跟人吹牛说，自己在1812年和拿破仑军队作战时，被法国人的大炮炸断了左腿。之后，他将截掉的残肢埋到了莫斯科瓦甘科夫公墓，并在墓碑的背面刻上了一行铭文，而这正是作家母亲坟墓上那句卡拉姆津撰写的墓志铭：“安息吧，亲爱的遗骨，直至快乐地苏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读者都清楚，这段情节实际上是在影射1812年打败拿破仑军队的传奇式英雄、第一代安格尔西侯爵（Lord Uxbridge）。在滑铁卢战役中，作为联军骑兵指挥官，他被法国军队的大炮击中了右腿而被截肢，这条腿后来被埋在了一位布鲁塞尔市民的私家宅地里。从此，这里便成了世界各地游客到滑铁卢参观时的打卡地，同时也让这家人的后辈赚得盆满钵满。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借用卡拉姆津的话和滑铁卢战役的神话编造这样一段充满讽刺的情节，不仅是向俄国感伤主义文学——在1870年代背景下颇显过时的潮流——发出抨击，同时也直接反映了作家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分歧。这位同样亲历过1812年对法战争的英雄，面对身怀六甲、罹患重病的“贤妻”，竟然怀疑对方对自己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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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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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去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变故。另一次程度虽有所不及但同样深刻的转折发生在1834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米哈伊尔一起，进入了契尔马克寄宿中学。这所私立学校是莫斯科的顶尖学校之一，校舍是一栋华丽的宫殿式建筑，位于东北部城区的诺瓦亚巴斯马娜亚大街。在这里就读的学生，每年要交高达八百卢布到一千卢布的学费。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收入只够支付一个儿子的学费，于是，库马宁夫妇便主动担起了另一半费用。学校的课程除了俄国文学和语法课，还有几门传统或时髦的外语（法语、德语、英语）课，再加上物理、数学、绘画、音乐等课。据弟弟安德烈回忆，两个哥哥最崇拜的老师是教俄语文法的尼古拉·比列维奇（Nikolaj Biljewitsch）。比列维奇原来在乌克兰涅任（Neschin）念书时，曾和果戈理同班。他本人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经常为各类刊物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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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比列维奇还曾把席勒的作品翻译成俄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席勒的热爱，或许便和比列维奇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对文学的热情早在此前便已被唤醒，那是从父母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们一起读书的时候开始的。每次，先是父母轮流朗读，当他们读累了的时候，就由两个大儿子来接替。除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chail Lomonossow）、加甫里尔·杰尔查文（Gawriil Derschawin）等18世纪俄国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尼古拉·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小说，还有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挽歌体诗作。相反，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除了沃尔特·司各特等浪漫派作家，最喜欢的作家是普希金和早期的果戈理。关于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谁才当得起桂冠诗人的称号，曾是父母和两兄弟争执不休的话题。就在母亲去世前几天，普希金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决斗中重伤后不治身亡。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不是当时正在为母亲服丧，两兄弟很可能会向父亲要求，去参加普希金的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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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秋天，父亲在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为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申请到了两个奖学金名额。在当时，像奖学金这样的区区小事，也要由大臣会议审批通过。这在今天听起来颇有些荒唐，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却十分平常。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足足等了三个月，才于1837年1月得到通知，两个儿子必须要通过录取考试，才能得到奖学金。之后又拖了三个月，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兄弟俩才正式得到批准，去圣彼得堡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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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动身，费奥多尔的声带突然出了毛病，于是，出发时间再次被推迟了两周。等到费奥多尔身体康复时，已是5月中旬。两兄弟在父亲的陪伴下，启程前往圣彼得堡。莫斯科距离圣彼得堡大约六百公里，乘马车大约需要一周。直到1851年，两地之间的铁路才终于开通。尽管已是春暖花开时节，然而旅途劳顿却仍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三人搞得疲惫不堪。冰雪初融的公路上满是泥泞，马车只能以近乎步行的速度艰难地向前挪动。虽然一路没有更换马匹，但每到一处驿站，也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再次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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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的一个驿站，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人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个身着华丽制服的信使醉醺醺地跳上一辆刚刚驶入驿站的空马车，不等坐稳，便怒冲冲地“抡起右拳”朝着年轻马夫的“腮帮子狠狠地击去”。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急着赶路，而只是为了向众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及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赶车的农村小伙抱着脑袋缩起身子，半是恐惧半是恼怒地挥起马鞭，狠命抽打着牲口。拉车的驿马就像被毒蜘蛛刺中一般，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信使依然不肯罢休，而是机械式地不停地将拳头捶向马夫。后者随着同样的节奏，把鞭子一个劲儿地向马背抽去，直到这辆载着施暴者和受虐者的马车在视线中消失。时隔十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回忆起这段往事：在他看来，“这一令人厌恶的情景”不仅反映出农奴制的弊端，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中恶行泛滥的证明。[12] 在为《罪与罚》撰写的提纲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提示词：“我个人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马，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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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没有在驿站中见到的这一幕，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心情也一样低落。去工程学校上学并不是他们的愿望，而是父亲的安排，是这位军医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儿子们做出的职业选择。两兄弟对工事学、弹道学和如何修造浮桥没有丝毫兴趣，对演习和训练更是充满了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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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和哥哥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我们热烈地向往着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当时，这些词语充满了新鲜的气息，没有一丝嘲讽意味。哎，那时候有多少美妙的词语啊！…… 我们满怀激情，甘愿为信仰付出全部身心。虽然我们俩清楚地知道数学考试的各种要求，但是我们幻想的只是诗歌和诗人。哥哥写诗，每天要写两三首，甚至路上也不间断，而我一心想着要写一部小说，情节发生在威尼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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