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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夫斯基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头疼，而且还有很重的疑心病。严重的时候，因手头拮据平日只喝热水的他，偶尔喝过一次红茶之后，都会担心自己的脉搏是不是正常，舌苔有没有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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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搬出圣彼得堡工程学校后，曾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里森坎普夫（Alexander Riesenkampf）的年轻医学院学生合住过一套公寓。里森坎普夫来自雷瓦尔，有一半德国血统，是哥哥米哈伊尔的朋友。据里森坎普夫描述，年轻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在样貌上有着很大反差：有一头蓬松的金发，脸庞圆润，鼻梁微凸，一双不大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嗓音低沉沙哑，牙齿的损坏程度和年龄有些不符。在里森坎普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引人注目的苍白面色和慢性呼吸道疾病有关。和亚诺夫斯基的看法一样，里森坎普夫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比较悲观，有过度敏感和神经质的倾向，一旦发起火来很容易失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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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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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8月，在修完工程学校的基础课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尉。接下来，他还要继续留在“工程兵宫”，以便完成为期两年的军官培训课。不过，因为有了少尉这个低级军官头衔，他已经有权利在校外居住。最初，他和一位名叫古斯塔夫·阿道夫·冯·托特列边（Gustav Adolf von Totleben）的同学在工程学校附近的卡拉瓦尼亚大街合租了一套公寓。阿道夫的哥哥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是后来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的功勋英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有过重要影响。搬出工程学校后，费奥多尔这个过去在同学们眼中不合群的书呆子，向人们展现出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只要手头宽裕，他就会整天出入剧场、戏院和音乐厅，和朋友去高档餐厅聚餐，大量购买书和杂志，添置时髦讲究的衣物。而且，就在人生中第一次享受到自由的头几年，他就染上了作家圈中许多同行都戒不掉的恶习——赌博。从屠格涅夫到涅克拉索夫，从托尔斯泰到冈察洛夫，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赌徒。里森坎普夫用德国新教徒的严苛目光观察到了发生在自己室友身上的变化，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挥霍无度、经济上的拮据以及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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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平经历的角度看，搬离工程学校后的头几个年头可以称得上是“风平浪静”的一章，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讲，是一段“散漫时光”（1846年2月1日）。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下，一场从读者到作者、从文学爱好者到文学家的剧变正在发生。很久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和抱负早已有清醒认识。但是，对自身天赋的意识和立志将文学作为职业毕竟是两回事。特别是在俄国，选择“文学事业”（果戈理语）[29] 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因为在西欧，从18世纪开始，职业作家已经成为在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可、靠脑力劳动挣钱的职业。很久以来，出版社、印刷厂、杂志社、营销系统、读书会、公共阅览室、作家、译者、批评家、编辑，还有不同出身、不同性别和不同口味的读者群体——简言之，所有与文学生活相关的人员和机构，都已发展得相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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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俄国，作家直到19世纪仍然是没有归属的职业，他既不属于家财万贯的贵族，也不属于为政府当差的公职人员。文学是一种业余消遣，而非职业。不仅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作家，就连俄国浪漫派作家也不例外。普希金靠写作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从来都没有把文学看成职业。果戈理也一向认为，账本和文学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就像他在短篇小说《涅瓦大街》中形容妓女脸上笑容时所说的那样：“那微笑在她的脸上显得十分怪诞，犹如贪赃枉法之徒硬要装出笃信上帝的样子。明明是诗人却去捧读账本那样格格不入。”对诗人的真正奖赏从来都只有一样，这就是荣誉——“在人生一切至宝之中，最高贵者无过于荣誉”（席勒《凯旋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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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1830年代起，俄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初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的审美领域，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这股新的潮流主要和一个人有关，这就是书商和出版商亚历山大·斯米尔丁（Alexander Smirdin）。他一手创办了“大厚本文学刊物”《读者丛刊》（Die Lesebibliothek ），在20世纪末以前，俄国大多数畅销文学作品都是以连载形式在这本刊物上初次发表的。斯米尔丁为优秀作品支付的稿酬相当可观。在他这里，普希金每一行诗的稿酬是一枚金币（大约折合三个银卢布）。他为人称“俄国拉封丹”的伊万·克雷洛夫（Iwan Krylow）的寓言集支付的稿酬是4万卢布，这在当时简直是天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都清楚地看在了眼里。“看看普希金和果戈理，”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们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未来人们却将为他们树碑立传。如今果戈理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1000银卢布，而如你所知，普希金每一行诗都可以卖出一枚金币的价格。”（184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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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持左翼立场、对空想社会主义抱有浓厚兴趣的评论家、被誉为俄国文学教宗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Wissarion Belinskij）认为，斯米尔丁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以其创办的《读者丛刊》，让文学在俄国首次突破了贵族精英的小圈子，向广大民众敞开了大门，同时也让作家这一职业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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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离开钱是无法生存的，要想活下去，只能依靠劳动。可是在今天，文学却无法以金钱形式获得赏识，从根本上讲，文学不仅得不到尊重，其存在甚至完全被忽略。在一个“从旧玻璃到垃圾和沙子——样样皆商品，唯有书籍例外”的国度里，人们如何能够想象会出现文学的繁荣？如果每个苦力、小贩和捡破烂的人，或是在政府部门当差的抄写员都能依靠劳动来维持生计，可作家和诗人却偏偏做不到，人们如何想象，这里会有文学生存的地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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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当书籍成为每个人都能用钱买到的商品，当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合同是以“平等协议”[31] 为原则时，文学才能彻底摆脱靠资助过活的条件下供人交易的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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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要以作家为职业的确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他尚未发表过一篇作品，甚至连一部能达到出版标准的作品也拿不出来。虽然在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三个剧本的手稿，一部是《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w ），还有一部是《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但问题是，这两部都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用过的旧题材。另外还有一个剧本名为《犹太人扬克尔》（Der Jude Jankel ），它很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和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 ）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这些手稿没有一部能够留存下来，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作家羞于让世人看到自己少年时创作的青涩之作，而把它们偷偷销毁了。前面提到的那部关于威尼斯的小说手稿，结局大概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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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把戏剧看作最高级的文学形式，因此，除了亲自创作剧本，他还劝说哥哥米哈伊尔将席勒的剧作翻译成俄文。他给哥哥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席勒的《唐·卡洛斯》翻译出版，只要卖出一百本，就可以收回成本，假如能卖出上千本，就可以大赚一笔。从他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可以看出，翻译席勒的计划更多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以文学为目的：“《唐·卡洛斯》肯定能让我们赚上一笔，我一定要为它争取可观的稿酬。”（1844年7/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出版的各种细节，从纸张价格、印张数到字体、装订样式，以及印数、单价和销售前景，都做出了精细的计算，谈起这些计划时，他的语气就像是个职业的文学操手：“你不用担心我，我对这些事都一清二楚，我肯定有办法把书卖出去，绝不会让它们砸在手里。”（1844年3/4月）但是，这项计划最终也泡了汤。直到1848年和1850年，米哈伊尔才亲自将自己翻译的几部席勒作品《唐·卡洛斯》、《强盗》和《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印刷出版。但是，费奥多尔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坚信，从当时的情况看，翻译文学作品肯定比出版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赚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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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2月，费奥多尔又拉哥哥参与他新想出的另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翻译欧仁·苏的小说《玛蒂尔德》（Mathilde ），其代表作《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 ，1842/1843年）不久前在法国读者中掀起了热潮。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手头吃紧，为了让“项目”尽早完成，他建议和哥哥以及工程学校一位名叫奥斯卡·帕顿（Oskar Patton）的同学一起合作翻译。“我出五百卢布，帕顿出七百，这点儿钱他还是拿得出来的。另外，他妈妈给他出两千，收他四成利息。这些钱支付印刷费绰绰有余，剩下的费用我们可以贷款。”（1844年1月下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信，这个项目可以让他赚到七千卢布。但是，和翻译乔治·桑长篇小说《最后的阿尔比尼》（La dernière Albini ）的计划一样，这个项目最后也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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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一直在忙着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这“至少”能让他赚到三百五十纸卢布。最后他拿到的实际稿酬是多少，没有人知道。不过，这部翻译作品确实于1844年匿名发表在《剧目与文萃》（Repertoire der russischen und Pantheon Sämtlicher europäischer Bühnen ）杂志上，篇幅被缩减了三分之一。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32] 这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就在1843年夏天，巴尔扎克这位享誉欧洲的文豪刚刚偕同情人——出身乌克兰的伯爵夫人埃韦利娜·汉斯卡（Eweline Hanska）——到圣彼得堡度假，俄国媒体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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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次巧合更重要的因素是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在精神上的互通性。[33] “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的人格禀赋是宇宙智慧之杰作！”（1838年8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一样，都对拜金主义的颠覆性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资本化有着敏锐的嗅觉，并且都把文学首先看成一门生意。[34] 他们两人都抵挡不住金钱的魔力，但同时又对所谓的金钱万能抱有深刻的怀疑。巴尔扎克在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描写了一个女子的悲剧故事，“其神圣的生活被金钱的冷酷所毁灭”，其炽热的情感也因此一点点熄灭。在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借德·纽沁根男爵夫人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金钱只有在情感死去的一刻才获得了意义。”金钱与情感的不可交易性，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1846年）讲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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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少尉，被安排到圣彼得堡工程兵指挥所绘图处任职，该部门与工程学校同在一座大楼，他负责的工作是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参谋部绘制地图。这份工作虽然无聊，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更多精力去完成自己的文学计划。在业余时间里，他总是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消遣，这使得他的生活更加入不敷出。据室友里森坎普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经常是靠赊来的面包和牛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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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月六十六卢布的微薄薪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月还从莫斯科的妹夫彼得·卡列平（Pjotr Karepin），也就是妹妹瓦尔瓦拉的丈夫那里，得到两百卢布的汇款，作为生活补贴。父亲去世后，卡列平被指定为弟弟妹妹们的监护人，家庭资产也被交予他打理。用里森坎普夫的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留在工程学校继续完成军官课程，是因为他一旦逃学，妹夫卡列平就会立刻停止给他汇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妹夫从未谋面，却对后者恨之入骨。但是据周围人讲，卡列平人虽然性格执拗，但做事认真，为人也很随和。可是作为代理监护人，他毕竟没有一家之长的合法权威，能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当年对父亲那样心怀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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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给卡列平写信，几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钱。信里的措辞和语气也不像当年向父亲写信要钱时那样低声下气，而是直截了当，有时甚至是蛮横。在两人的通信中，卡列平总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规矩，称呼自己的大舅哥为“亲爱的兄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信中却永远都是以“尊敬的先生”相称。有好几次，除了每月的生活补贴，卡列平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额外汇去了几笔大额款项，以解其燃眉之急。可是，这些钱很快就被挥霍一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钱在他手里就像肆意横行的螃蟹（1845年3月24日）。1843年11月，卡列平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汇去了一千卢布。就在收到汇款的当日，这笔钱就被花得分文不剩：偿还借款，支付各种娱乐消遣，购买新衣，另外还有赌博。后来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从妹夫那里得到了一笔类似数额的“巨款”。他拿着钱兴冲冲地跑进里森坎普夫屋里，把因为流感正躺在床上休息的好友从被窝里拽起来，叫了辆马车，直奔全城最豪华的餐馆，在优美钢琴乐曲的伴奏下，享用美酒佳肴。[35] 据说吃完这次大餐后的第二天，里森坎普夫的感冒便痊愈了。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分割父亲留下的遗产时主动放弃了自己继承的份额，并得到了一千银卢布作为补偿。和以往一样，这笔钱也以同样的速度被挥霍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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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放荡挥霍的生活并不能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绘图处日常工作带给他的苦闷和无聊。虽然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苦不堪言。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这份差事就像土豆一样乏味。”（1844年7/8月）在俄国，土豆不仅被看作单调的德国饮食的象征，而且还常常被用来形容呆板无趣的德国人。莱蒙托夫在一篇戏仿《浮士德》的讽刺作品中，便曾借用德语“土豆”的尾音“tofel”（托弗尔），给主人公起名为“梅菲斯托弗尔”。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政府部门中很多居高位的公务员都是德国姓氏，例如沙思霍斯特、哈尔腾和沃尔肯瑙等，这些人的数量甚至超过斯米尔诺夫、帕科夫、伊万诺夫等俄国本土姓氏。无论是在莫斯科济贫医院，还是在圣彼得堡工程学校，情况都不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提到“差事”时用的是德语外来词“Dienst”（译成俄语为sluschba）。当时，陀思妥耶夫斯还从没有去过德国，但是1843年在雷瓦尔，他从嫂子、米哈伊尔妻子艾米莉娅（娘家姓冯·迪特玛尔）的娘家亲戚那里，获得了对德国新教群体的最初印象，并对教徒们奉行的各种清规戒律十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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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8月21日，陆军工程兵少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提出退伍申请，恳请“至尊无上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沙皇陛下，伟大贤明的君主”批准其退役，并为不能继续为军队效力表示遗憾。[36] 他在申请中提出的理由是“家事所迫”，在申请书结尾，他还特别提出，退役后绝不向国家提出任何薪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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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退役申请获得批准，并同时被授予中尉军衔。1844年9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米哈伊尔，告知自己退役的消息。同时，他向哥哥解释道：“我向你发誓，我真的干不下去了。……如果整日就这样虚度光阴，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的。而且说到底，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在军队一直干下去。”（1844年9月30日）另外，工程兵指挥所还打算把他派往外省，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作家，离开了圣彼得堡，他还能做什么？他请米哈伊尔不要为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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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能重新挣钱养活自己。我会拼死拼活地工作，如今我终于自由了。可眼下我该做些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你想想看，哥哥，我有八百卢布的债要还，其中有五百二十五纸卢布是欠房东的（我已经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我有一千五百卢布的债务，因为我了解他们的习惯，不管你要多少，他们最多只会给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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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米哈伊尔面前把家人称作“莫斯科的猪”，这主要指的是妹夫卡列平。早在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把退役的消息告诉了妹夫，并借机要求后者把继承父亲的遗产份额折成一千卢布一次性支付给他。从此之后，他将不再向家人索求任何资助。卡列平最初拒绝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费奥多尔从家里得到的钱一向都比兄弟姐妹们多。根据卡列平1844年底提供给莫斯科监护人法庭的财务报告显示，全家整个年度预算的一半开支，具体讲是四千五百五十九纸卢布当中的两千四百一十二卢布，都汇给了费奥多尔。[37] 透过卡列平的信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向自由职业的这一步在家人当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卡列平把费奥多尔的文学野心称作“莎士比亚式的幻想”，并奉劝其找一份“令人尊敬的工作”，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做到这两点，最好的办法是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事，而且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它可以让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从而懂得什么才叫“真正的诗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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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莫斯科、想法天真的卡列平完全没有想到，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火冒三丈。后者用犀利的言辞给妹夫写了回信，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米哈伊尔：“我写了一封有模有样的信给他，确切地讲，是一篇精彩的檄文。”（1844年9月30日）他绝不允许别人“假冒父亲的口吻，规劝和教训”自己，而且卡列平有什么资格对一位英国文学天才如此恶语相向：“可怜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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