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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晨（那是在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一进屋，我看到他坐在夜里当床用的沙发上，面前是一张小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稿纸。“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才抄完，想读给你听听。坐好，别打岔”，他异常兴奋地说。接下来，他几乎没有停顿地念了下去，这些内容就是不久后以《穷人》为名发表的小说。……刚刚念了几页，我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迄今写过的最好的作品。……我听着，激动得不得了，有几次都想去抱着他的脖子，可是知道他不喜欢这样大吵大嚷地表露情感，只好作罢。……我激动地把书稿抢了过来，把它拿给了涅克拉索夫。这段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自己也提到过。不过，也许是出于谦虚，他对在涅克拉索夫那里的情景没有细谈。我把稿子念给涅克拉索夫听，当念到最后一页杰武什金和瓦莲卡告别的情景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不自觉地抽泣起来。这时，我偷偷瞥了下涅克拉索夫，他的脸上也已满是泪水。于是我说服他和我一起，立刻（当时大概是凌晨4点）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祝贺他的成功，并和他商量小说出版的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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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克拉索夫把稿子拿给了别林斯基。他一见到别林斯基就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接过稿子，立刻开始读。当天傍晚，涅克拉索夫又去找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打开门见到他便喊道：“领来，快把他领来！”第二天，1845年6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可怕而令人生畏的批评家”，[44] 他的赞扬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天赋获得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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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十岁，和这位军医之子一样，他于1834年中断了在莫斯科大学神学专业的学习，从此开始了其批评家的生涯。此前在俄国，文学批评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在茶余饭后从事的活动，可别林斯基却将这项爱好变成了职业。1839年，别林斯基从莫斯科迁居圣彼得堡，成为《祖国纪事》杂志主编。别林斯基曾是黑格尔的信徒，但是从1840年代初开始，他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他眼里，文学批评不再只是寻求真理的手段，而是应当与其批评的对象文学一样，以“行动哲学”[45] 为纲领，成为社会批评以及社会进步的工具。在别林斯基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完美地实现了他所推行的主张：作家应当用笔下的文字，照亮社会生活中那些以往被文学忽略的角落，从而唤醒公众对尼古拉一世独裁统治下的俄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意识，这些问题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敏锐地感知。别林斯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穷人》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只是透过作家的直觉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就此绕过知识和经验的各种迂回，直抵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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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料到了一切，却没有料到自己的作品竟然会得到俄国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的亲口赞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后来当我在苦役营中回想这些时，都会萌生出新的勇气。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刻，内心仍然会激动不已。”[46] 书稿经过了耗时漫长的审查后，终于在1846年1月发表在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的《彼得堡文集》（Petersburger Almanach ）上。涅克拉索夫是俄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龄。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精明能干的文学出版人。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出身于低层贵族家庭，同样也是被父亲送到了圣彼得堡，以期在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选择了退役，并决定以文学作为职业，并因此与父亲断绝了来往；此外，他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写作看作“工作与冒险”的双重游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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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克拉索夫与圣彼得堡的文学名流过从甚密，在1840年代中期立志投身出版业时，他早已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位核心人物。[48] 1845年，涅克拉索夫编辑出版了丛刊《彼得堡风貌素描》（Die Physiologie Petersburge ），这是俄国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之一。这一新的文学流派的特点是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底层”社会的现实状况，并因此被其反对者称为“自然派”。所谓“风貌素描”包括文学速写、场景描写、随笔、新闻式报道等，其描写对象可以是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49] 《彼得堡风貌素描》出版后不久便被抢购一空。涅克拉索夫决定趁热打铁，于次年推出《彼得堡文集》，作为《彼得堡风貌素描》的续集，并相信可以借此赚到一万卢布。[50] 这部文集的作者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别林斯基、亚历山大·赫尔岑、伊万·屠格涅夫等。和一年前的《彼得堡风貌素描》一样，《彼得堡文集》一俟上市便很快脱销。其成功主要归功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正如别林斯基在一篇评论中称赞这部作品时称，“无论是（在文集中的）排序还是质量”，它都是所有作品中当之无愧的第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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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讲述的是小职员马卡尔·杰武什金与比他小二十岁的穷家女子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之间的悲惨爱情故事。两位主人公隔着圣彼得堡一栋廉价出租屋的后院，保持着长达数月的书信往来，并以此方式交流彼此的思想和感情。有些信件从体例上看，就像是一部部独立的短篇小说。瓦尔瓦拉是为了躲避一位老鸨的算计，带着女仆搬到这栋楼里的。这个老鸨在瓦尔瓦拉父母去世后，得到了对这位孤女的“监护权”。马卡尔·杰武什金则是退掉了原来租住的破旧公寓，搬到了住宅楼对面的一侧。杰武什金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倾尽全力资助这位落魄的年轻女子。他编造借口称，这些钱是出自多年来积攒的一笔丰厚积蓄，但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提前预支薪水，买来礼物讨瓦尔瓦拉的欢心，并最终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瓦尔瓦拉得知杰武什金的窘迫处境后，反过来又开始用自己的钱帮助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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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当有钱的地主贝科夫从遥远的外省来到圣彼得堡后，事态变得异常严峻。这个在瓦尔瓦拉幼年时勾引过她的家伙，突然提出要娶她为妻。他的真实目的是生下一个后代，以便剥夺圣彼得堡某个废物侄子的继承权。尽管有各种顾虑和良心的折磨，瓦尔瓦拉为了不让恩主再为自己受苦，最终还是接受了贝科夫的求婚。杰武什金给瓦尔瓦拉的最后一封信，是一个老男人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瓦尔瓦拉的决定让他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其擅长的心理素描笔法，细腻地刻画出男主人公在两种矛盾心情之间的痛苦挣扎：一边是抗议，一边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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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设计所采用的，是西欧以乔治·桑和狄更斯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小说的范式。在写作手法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书信体形式，放弃了第一人称叙事，让主人公用自己的嘴来说话。这些信件的措辞和口吻反映了主人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典型特征，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这个阶层从来不曾有发声的机会。杰武什金的语言风格带有明显的感伤色彩，其心灵远比语言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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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女作大获成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夜间变成了俄国文学界“自然派”的明星。别林斯基称，这样的处女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堪称绝无仅有。[52] 人们普遍认为，别林斯基之所以不吝溢美之词对《穷人》大加称赞，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与其倡导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特别是苏联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大都持相同观点。但是，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点，《穷人》在某个重要方面彻底突破了社会小说的范畴，并清楚地指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创作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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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并不单纯是社会问题的产物。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作者是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描写，反映出导致其失败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而在《穷人》这部作品中，命运是作为外部力量“进入主人公的生活视野……成为其痛苦的自我意识的对象”，[53] 并由此变成了主人公的某种心灵现象。在围绕马卡尔·杰武什金和瓦尔瓦拉·多布罗谢洛娃展开的社会戏剧背后，一出心理戏剧也在同步上演，其讲述的故事与一位地位卑微的圣彼得堡抄写员物质上的悲惨困境全然无关。从心理学角度讲，导致杰武什金失败的既非俄国的阶级社会，也非金钱的力量，而是对异性的畏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观察，从一开始便是将人的心理作为着眼点。男主人公的名字“杰武什金”（Djewuschkin）是俄语“年轻姑娘”（Djewuschka）的谐音，在瓦尔瓦拉面前，他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父亲替身的角色（“哦，瓦莲卡，父爱，只有父爱，才能赋予我灵魂”[54] ），并以此提醒对方——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他对瓦尔瓦拉的感情只是出于爱护，不得有任何性爱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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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深深地爱上了瓦尔瓦拉。他送她衣裙，亲吻她的来信，用温柔的目光去拥抱她睡过的“小床”，并且刻意回避去思考，这样做到底是出于怎样的感情。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父亲，一个垂暮老人，虽然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19世纪的俄国，夫妻年龄差距超过二十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更不会被人瞧不起。另外，杰武什金还对瓦尔瓦拉的各种亲近表示装聋作哑，努力阻止两人之间的关系超出信友的范畴。一次又一次，她为他搭起一座金色的桥梁，指引他沿着这座桥走向自己并向她求爱。可他却总是止步于桥的另一边，因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之桥是无法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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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心理素描作品，《穷人》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迷失自我并最终被自己装扮的假象打败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的理论：这部小说描写的并不是客观现实向男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渗透过程，而是其自我意识的彻底缺失。杰武什金一心希望在贪婪成性的“野兽”和“公牛”——新郎的名字“贝科夫”（Bykow）即出自俄语“公牛”（Byk）一词——当中，用美好的思想和情感搭建起一个微小而圣洁的世界。但是，这些情感实在太过高贵，以至让主人公不得不违背自己身为人的天性。为了让自己想象中的世界显得更可爱、更纯洁，杰武什金在写信时总喜欢在一些词前面加一个“小”字（“小鸽子”、“小妈妈”、“小故事”、“小指头”、“小鸟”、“小天使”、“小雀巢”、“小床”，等等）。这样的措辞也让自己和瓦尔瓦拉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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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瓦拉借给杰武什金一本普希金的小说集，里面一篇名为《驿站长》（Der Postmeister ）的小说令他深为感动，他对书中主人公的绝望处境感同身受。杰武什金把普希金的这部作品片面地理解为社会小说，正如人们长时间以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解读一样。[55] 造成杰武什金悲剧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他自己。他满心渴望的是能有一片净土，一个不染一丝尘埃的角落，一片波澜不惊的生命之湖，在那里，他无须冒险，也无须做任何选择。但是，在这想象中的世界里，他只是苟延残喘，而不是真正地活着。在后来的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次次置于险地，让他们被迫去面对选择甚至是生死抉择，并由此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杰武什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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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对《穷人》的赞誉也是以社会小说作为前提：“把荣誉和敬意献给这位年轻的诗人吧！他的缪斯女神对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充满爱意，她告诉那些生活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的居民：‘他们也是人，是你们的兄弟！’”[56] 但是，对于一部有着明确政治观点的社会小说而言，马卡尔·杰武什金这个人物实在太过复杂了。别林斯基在1846年春为《祖国纪事》撰写书评时，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变得冷淡。然而在1845年夏秋时分，在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去找别林斯基的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过后几个月里，随着普希金的过世和果戈理的搁笔，《穷人》的作者俨然已成为俄国文学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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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正式付梓之前，这部小说便已是轰动整个文学界的大事件。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不易感情冲动的人，也难免会在如此巨大的成功面前变得飘飘然。他在1845年11月16日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骄傲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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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的声望永远都不会超过现在。周围所有人都对我致以难以置信的敬意，对我个人怀有强烈的好奇心。我认识了很多上流社会人士，奥多耶夫斯基伯爵邀请我去府上拜访，索洛古柏公爵情绪失控地扯着我的头发，帕纳耶夫告诉他，一个天才诞生了，所有人都被踏在了脚底。……别林斯基对我喜爱备至，无以复加。这些天屠格涅夫刚刚从巴黎回来……他第一刻便向我表示了好感，他对我的情谊之深，让别林斯基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这是屠格涅夫爱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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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听上去就像是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中满口大话的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的长篇独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信尾附言中以愧疚的口气地写道：“我又读了一遍这封信，我发现：一，文风可憎；二，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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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作的成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这个以往一直在圣彼得堡文学圈外观望的圈外人，如今变成了聚光灯下的明星。在文学贵族的簇拥下，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最令他骄傲的是，从今往后，他可以与伟大的别林斯基及其背后的一群精英——屠格涅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成为同道，并彼此以“同僚”相称。184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结识了帕纳耶夫夫妇。帕纳耶夫家的沙龙是当时俄国左派文人最喜欢的聚会场所。阿芙多季娅·帕纳耶娃（Awdotja Panajewa）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对这位客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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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就能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敏感和神经质的年轻人，他外貌清瘦，个子矮小，苍白的面色露出病容。他的灰色小眼睛总是不安地暼来暼去，没有血色的嘴唇紧张地抽搐着。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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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帕纳耶夫家沙龙上的羞涩表现与女主人的魅力不无关系。容貌出众、风姿绰约的帕纳耶夫夫人给这位年轻的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同时也削弱了他的自信心。随着时间的变化，最初的羞怯和拘谨渐渐消失了。初涉文坛的成功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好评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回了信心，他在众人面前的表现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傲慢。他经常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评点同行的作品，这种自负的态度很快会让他吃到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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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作为权威人士的肯定不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获了名誉这种象征性资本，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把的卢布。《祖国纪事》主编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Alexander Krajewskij）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年2月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小说《双重人格》（Der Doppelgänger ）给出了六百银卢布的稿酬，这个价格虽然低于别林斯基提出的每印张两卢布（约折合七十银卢布）的最低稿酬建议（1845年10月8日），但远远高于涅克拉索夫为《穷人》全部书稿所支付的两百五十银卢布的稿酬。经过长时间的拮据生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重新变得宽裕起来。不过，除了实际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穷人》的轰动性成功让他收获了巨大的信用资本。“这些天，克拉耶夫斯基听说我手头缺钱，便主动提出借给我五百卢布。”（1845年11月16日）手里有了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开始过上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在短短半年之内，他花出去的钱就多达六千卢布（1846年4月1日），这是小说《穷人》中男主人公杰武什金全年薪酬的十二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计划中每年最低花销的十倍（184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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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庞大的开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重新变得入不敷出。和1841年刚从工程兵学校毕业的那些日子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日流连于圣彼得堡的各种娱乐场所，从音乐厅到剧院，另外还有妓院。“敏儿、克莱尔和玛丽亚们个个漂亮得很，可也贵得出奇”，费奥多尔在给哥哥的信中坦白道（1845年11月16日）。在嫖妓问题上，他从来不曾有意掩饰。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嫖妓并不像20世纪时那样被视作伤风败俗的事，但是从1850年代起，卖淫作为农奴制的特殊形式在俄国自由派圈子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抨击。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荡纵欲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出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对各种形式的爱情交易——从儿童卖淫到金钱婚姻——予以大肆批判，不过对他来说，嫖妓带来的并不是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开销上的麻烦。“我的日子过得太漫不经心了，这是全部问题所在”，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挥霍生活时轻描淡写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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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漫不经心”，更多是指自己没有能力把握好收支的平衡。对金钱的挥霍态度是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和俄国贵族圈子里盛行的习气，在19世纪中叶前是一种普遍现象。按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低层贵族，再加上父亲的薪水一向微薄，他本不应染上这样的习气。所以，他所受到的影响很有可能是来自文化方面：在俄国文学艺术圈里，对待金钱的淡漠态度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58] 这种人生态度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化为俄罗斯民族的独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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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派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通常都是放荡不羁，不愿受到约束，更不会被金钱收买，因此这些人总是热衷于冒险、决斗，当然还有赌博。对赌徒来说，他们宁愿丢掉性命，也不肯停止赌博。[59] 青年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表现出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爱好，在与他同龄的一代人当中，像他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60] 浪漫主义的冒险精神与市民阶层的谨小慎微，赌徒式的投机与商人式的精明算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40年代初涉文坛时，影响文学界的两股潮流，在俄国，投机的因素明显占据了上风。在这里，方兴未艾的文学市场就像一桌庞大的轮盘赌，人人都想赚得盆满钵满，却随时都有可能输得一文不剩。在那些年里，文学与金钱的结盟催生出一股淘金热，涅克拉索夫和克拉耶夫斯基这些精明的出版商成为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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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成为这股文学热潮的受益者，并为此总结出一条公式：“工作，冒险，赚钱。这便是力量之所在。”（1843年12月31日）这股力量的重要源泉便是投机精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和书信中，这一点表现得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作家都更加清晰。1846年10月20日，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手里有两百银卢布……难道你不想拿它去投机吗？如果你把钱存起来，这些钱就会白白放在那里，没有任何用处。”作为欧洲舞台上的新兴形象，投机者的魅力——正如西哀士在论述第三等级时所言——在于其“从一无所有中获得一切”[61]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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