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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M.B.彼得拉舍夫斯基，N.A.斯佩什涅夫，S.F.杜罗夫，A.I.帕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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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借债早已是家常便饭，他甚至压根不知道，不欠钱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人们很难想象，他会为五百银卢布的债务感到如此内疚。另外，不止一条证据显示，在1848年和1849年那两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想法其实和信奉费尔巴哈的斯佩什涅夫一样激进。[87] 有一次，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上，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得不通过暴动来解放农奴的话，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那就来一场暴动！”[88]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会“手里举着红旗到街上去”。[89] 据另一位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称，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人都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容易冲动的天性很适合去做政治宣传”。斯佩什涅夫的另一位朋友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样就像个阴谋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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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四年后，阿波隆·迈科夫在给文学理论家帕维尔·维斯科瓦托夫（Pawel Wiskowatow）的信中透露了一个在心里埋藏了数十年的秘密：1849年1月的一天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找上门来。他受斯佩什涅夫革命团体的委托，要劝说迈科夫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两人为此一直谈到深夜，因为天色已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迈科夫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襟危坐，仿佛是临终前的亚里士多德向朋友交代后事。他穿着睡衣，领口敞开，激情澎湃地讲述着这件事情的神圣性，还有拯救祖国的使命等。”[91]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尽了口舌，但迈科夫还是拒绝了好友的请求，因为在他看来，这项计划无异于自杀。第二天早上临出门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迈科夫的建议，不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斯佩什涅夫计划一个字。用迈科夫的话讲，这个秘密团体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俄国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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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角色并非一个盲目的追随者，而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犯”。按照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j Mereschkowskij）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理念不仅一无所知，而且这些理念与他的天性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一个“牺牲品”，“他为之献身的是一件他一刻都不曾相信，并且打心眼里仇恨的事情”。[92] 这种说法显然是这位俄国流亡作家以己度人的揣测，他对十月革命不仅恨之入骨，而且把所有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包括1840年代和1860年代的革命运动都变成了仇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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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后来也承认，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是一群密谋者，是1860/1870年代革命分子效仿的“楷模”：“这里确曾有过一场真正的阴谋，后来的各种阴谋活动都是仿照它的做法，比如秘密印刷所和石印等。”[93] 关于斯佩什涅夫用钱收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变成革命者的说法，是很难说得通的。不过，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度敏感的天性，人们不难想象，假如有第三者将斯佩什涅夫的神秘借款（或者是馈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斯佩什涅夫团体的秘密活动挂起钩来，很有可能给这位作家的心理造成压力，以至于像亚诺夫斯基观察到的那样，在1848/1849年冬天出现情绪上的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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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低落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冒险行为被秘密警察发现。这种担心是合乎情理的。从1848年春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便开始受到内务部的监视，负责监视行动的是一个叫伊万·利普兰迪（Iwan Liprandi）的人。利普兰迪在连续数月的跟踪调查后没有抓到可以指控的把柄，于是便招募了大学生彼得·安东内利（Pjotr Antonelli）为其充当密探，混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外交部任职的部门。从1849年3月起，安东内利开始出席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并每周向内务部汇报刺探到的情况。在4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著名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的那次聚会上，安东内利也在现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的抄件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从莫斯科寄给他的。这封信是别林斯基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份遗言，是他在下西里西亚巴德萨尔茨布伦小镇治疗肺结核期间写下的。虽然直到1914年，这封信才在俄国正式出版，但是早在1840年代末，便有数百份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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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这封信的内容是针对果戈理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信选》（Ausgewählte Stellen aus dem Briefwechsel mit Freunden ），一本“招灾惹祸的书”。[94] 果戈理长期以来一直在西欧生活，在三月革命前夕不断发酵的革命气氛下，他写下了这封信，并在信中将“神圣俄国”连同其独裁体制、农奴制和检查制度，都当作反抗西方颠覆性思想的信仰堡垒加以歌颂。别林斯基之所以对与果戈理的“通信”如此愤怒，是因为他一直把果戈理称作有胆识的社会批评家，并视其为俄国思想界的领袖。与之前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别林斯基也把对果戈理的态度由爱转为恨，其程度比上一次更激烈。他将果戈理称作“暴力统治的传教士”、“愚昧的使徒”和“愚民政策的捍卫者”。他以尖刻犀利的口吻对果戈理称颂的神圣俄国神话——尼古拉一世统治政策的三大信条之一（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大加批驳，并向果戈理指出，俄国人并不虔诚，而是满脑子迷信；说到底，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帝，“俄国人在说出上帝的名字时，其实是在给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挠痒。说起圣像，他的态度是：‘如果有用，我们就拜它；如果没用，我们就把它当作锅盖丢到一边。’”别林斯基将俄国国家机器斥为“匪徒与窃贼的庞大联盟”，并怒斥农奴制是“拿人做交易”的野蛮生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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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彼得·恰达耶夫（Pjotr Tschaadajew）第一封《哲学书简》（Philosophischen Brief ，1836年）和屈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 ，1843年）问世以来，从没有一篇文章像《致果戈理的信》一样，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批得如此体无完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拿到别林斯基信的手抄本后，先后朗读过三次：两次是1849年3月底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另一次是4月15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中的无神论言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别林斯基对农奴制和君主专制的激情澎湃、文采洋溢的控诉，却让他始终未泯的席勒式情怀深深为之触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有着和别林斯基文字一样的火力，从现场反应来看，其效果也毫不逊色。正如密探安东内利在报告中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博得了听众一阵阵喝彩……特别是当他读到别林斯基说俄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时。大家纷纷提议，要把信拿去复制，然后四处散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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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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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4月22日，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举行了最后一次“星期五聚会”。在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就文学界如何用行动来促进政治启蒙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一位与会者提议，俄国人应当以法国人为榜样，比如乔治·桑和欧仁·苏等。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他很可能会反驳说，他自己早就这样做了。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到场，当天他感觉身体不适，浑身无力，像是害了病。和前一年一样，圣彼得堡又一次爆发了霍乱，整个城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压抑。傍晚时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城郊大街上遇到了弟弟安德烈。不久前，安德烈刚刚在圣彼得堡建筑监管局申请到一个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弟弟说，他恨不得立刻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出门去旅行，却又苦于没有钱支付旅行的花销。收入微薄的安德烈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两人相互道别，并约定后天，也就是周日，一起到米哈伊尔家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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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倾盆大雨下了足足一整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淋透了，虽然1849年春天比往年都暖和，可他还是冻得发抖。于是他决定到附近的亚诺夫斯基家去取取暖。亚诺夫斯基和平日一样，热情地把好友请进门，拿给他替换的干衣，还端来了热茶。当陀思妥耶夫斯基9点离开时，大雨依然如注。医生朋友建议他叫辆马车，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钱支付车费。亚诺夫斯基因为手里没有零钱，于是便自作主张，从他负责管理的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集体账户上拿了几枚五戈比硬币，借给了好友。不过也有说法称，这主意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出来的。为社团成员解燃眉之急，与法伦斯泰尔奉行的合作理念倒是很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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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半，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了路。亚诺夫斯基以为他是要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97] 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是去了尼古拉·格里戈利耶夫（Nikolaj Grigorjew）的住处。格里戈利耶夫是斯佩什涅夫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一，一直在策划建立秘密印刷所，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印刷后拿去散发的文章，题目叫《一个士兵的话》（Solddatengespräch ）。这篇文章类似于早期的政治煽动性文字，[98] 内容讲述的是一位农奴因为不服管教，被狠心的地主发去充军，从此孤独终老的故事。凌晨三四点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到自己在马拉亚莫斯卡亚大街上的住处。这时候，他既无法预料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从亚诺夫斯基那里借来的公款，更无法预料自己只能再睡不到一小时。沙皇政府的反击战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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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办公厅很晚才得到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消息，因为好大喜功的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伯爵（Graf Perowskij）为了贪功，一直绕过第三局，把案子把持在自己手里。这两个机构多年来彼此倾轧，为独揽大权使尽了手段和阴谋。佩罗夫斯基应该是在1849年4月20日向秘密警察头目奥尔洛夫将军（General Orlow）下达了行动命令，后者指示伊万·利普兰迪立即整理出一份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星期五聚会”的出席者姓名和住址清单，并于第二天将这份列有三十四个人名和地址的文件呈交沙皇。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参与者都出身中上层贵族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御前办公厅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场在群众中覆盖面极广的阴谋活动，因此危险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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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将军得到命令，立即逮捕所有涉案分子。行动是在4月23日凌晨开始的，抓捕三十四个人的整个过程采用的是同一套程序：实施抓捕的是由军人和宪兵组成的联合行动队，由一名军官指挥。在指定时间里，这群身穿制服的人员强行进入涉案分子住处，向其宣读逮捕令，要求其起床穿衣，之后对房间进行仔细搜查，目标是所有书籍和带文字的纸张。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友、同为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的亚历山大·米柳科夫称为尼古拉时代俄国藏书库的大批私藏书籍，此时统统暴露在国家暴力面前，变成了密谋的证据。每一本书都被翻开，拿在手里抖动，看看有没有夹带的物品，然后连同可疑的印刷品和手稿一起被打成捆带走。墙上的画被摘下来，拿掉框子或干脆把框子砸碎。就连取暖的火炉也被仔细检查，以防有人在搜查人员进门前的最后一刻把证据焚毁。搜查结束后，涉案分子被带上街边一辆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然后径直驶往第三局所在地，紧邻夏宫的一处宫殿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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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以轻松诙谐的语气描述了自己被逮捕的过程。透过这些文字，人们丝毫想象不出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惊心动魄。[99] 多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弟弟安德烈的回忆，我们才能够对当天发生的事情获得更为直观的了解。安德烈也被警察逮捕，因为当局把他与逮捕名单上的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搞混了。幸亏有这段时间上的延迟，米哈伊尔才得以将一些重要的涉案物品及时销毁。直到几天之后，警察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将安德烈释放，逮捕了米哈伊尔。安德烈回忆了逮捕过程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费奥多尔或是忘记了，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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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的涉案分子陆续被带进第三局内的一间大厅，每个人一见到先到的同伴便急不可耐地扑过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当时，大家还可以自由走动，相互交谈。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紧随弟弟安德烈之后进了大厅，一进门便冲到弟弟身边，打听逮捕这些人的原因。没等弟弟回答，两人就被拉开，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逮捕的三十四个人一起被分成组，每组八人至十人，分别带进了不同的房间。在这里，他们被禁止交谈，但得到了像样的饭菜供应：有茶和咖啡，一份丰盛的早餐，之后是午餐。据安德烈回忆称，每一样饭菜都很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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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左右，第三局头目奥尔洛夫将军开始了行动。他通知被捕者，因为从事反叛活动，他们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随后政府会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做出判决。之后，一直到天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这些人被关在屋子里，不得彼此交流。大约晚上11点，犯人们逐一被带到楼下的第三局总管杜贝尔特将军（General Dubelt）办公室。杜贝尔特看一眼面前的文件，然后向来者确认身份：“蒙贝利？”——“是！”——“杜罗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问话结束后，已是凌晨时分。犯人们被带到院子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有一辆马车在守候。在三位骑兵的押送下，马车上了路。由于涅瓦河洪水上涨，很多桥都被阻断，马车不得不一路绕行，兜了一大圈，最终抵达涅瓦河一处岛屿上的彼得保罗要塞。犯人们下了车，被看守押着穿过长长的、阴暗而潮湿的走廊，带进各自的囚室。面对眼前的黑暗，听到牢门在身后落锁的沉闷声响，犯人们终于开始预感到，未来是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就连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核心骨干，不久前还在小组纪念傅立叶的聚会上大胆呼吁推翻俄国腐朽政治体制的德米特里·阿赫沙姆莫夫（Dmitrij Achscharumow），也在后来回忆时承认，当牢门在身后锁上时，他绝望地蹲到了地上，抱着腿抽泣着，然后开始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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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发展史来看，彼得保罗要塞堪称圣彼得堡的萌芽。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代，为了防范瑞典人进攻，俄国政府强行拉来数千名做苦役的农奴，在涅瓦河北岸兔子岛的沙地上修建了这个要塞。要塞既是国家军事权力的象征，同时也反映出彼得大帝要以人力征服自然的野心。要塞内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是罗曼诺夫皇朝的圣墓教堂，它那高耸尖细、非典型俄国式的教堂尖塔是要塞内最显著的地标，从城市任何位置都可以一眼望到。如今这座教堂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的圣地。自俄国1709年在波尔塔瓦彻底打败瑞典人之后，彼得保罗要塞丧失了防御外敌的作用，之后两百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被用作兵营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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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塞西侧的工事——阿列克谢三角堡——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要地，人称“秘密囚楼”。它是“一栋用白色石块砌成的平层建筑……三面都有窗户，玻璃下边三分之二部分被厚厚的柏油涂黑”。[100] 彼得大帝曾将叛逃的大儿子阿列克谢关押在这里，施予酷刑，最后下令处决；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启蒙革命家亚历山大·拉季舍夫（Alexander Radischtschew）曾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1825年，发动政变的十二月党人曾在这里接受审判；后来，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十月革命爆发，数百名政治犯曾在这里遭到监禁，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ja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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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关押在阿列克谢三角堡。他在被抓捕时身上仅有的两样物品——六十戈比和一把梳子——被没收，家人给他送来的全套衣物，从棉衣到裤子、马甲、衬衣、内裤，再到围巾、袜子和皮靴，都被一一列入清单，交由监狱保管。狱方发给他一件粗麻衬衣和一条简易的麻袋片式的裤子，一双袜筒不停滑落的长筒袜，还有一双肥大不合脚的毛毡拖鞋。除此之外，他得到的物品还有一个肮脏不堪、上面布满污渍的军用睡袋，一块和睡袋同样颜色和大小的草垫，还有一个枕头，统统扔在窄小的木板床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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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的布置也是简陋之极：一个炉膛通往走廊的取暖炉，一张简易床，一桌一椅，一盏昏暗的油灯，一只盛粪便的木桶，此外别无他物。牢房门上有一个小窗，看守透过小窗可以随时观察犯人的一举一动。不过，与关押在要塞另一处工事的安德烈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在牢房的卫生条件和伙食还勉强可以忍受。安德烈在回忆录中抱怨，关押他的囚室光线昏暗，潮湿肮脏，让人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到了夜里，还常有老鼠出没。1849年夏，当十二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后，要塞指挥官伊万·纳博科夫将军——《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的曾祖父——下决心改善监狱条件，向犯人们发放了新的毛巾、被单和号服。此外，他还安排为犯人们清洗床单和枕套，并允许犯人通过看守购买香烟、茶叶、砂糖和蜡烛，或让亲属给他们送来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年底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些奢侈品整整花掉了一百零七卢布。从7月开始，狱方允许犯人看书，但最初只限宗教类书籍，后来也允许犯人们阅读报纸杂志，给亲友写信，并允许亲属探视。除此之外，从夏天开始，犯人们每天都有十五分钟时间可以在院子里——后来放宽到要塞花园——散步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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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条件略有改善，但监禁生活仍然是一种磨难，作为教化手段，其目的便是摧毁人的意志。出人意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囚禁生活的抱怨比很多同伴都要少，特别是就其与生俱来的抑郁倾向而言。彼得拉舍夫斯基请求监狱负责人给犯人多提供一些读物，因为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很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生神经质的人丧失理智。[102] 这种担心似乎是多虑了。牢房里的生活孤独寂寞，缺少阳光和空气，也无法活动和与人交流，这些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饱受其苦，他也总是为身体上的病痛抱怨不迭，例如痔疮、胸口疼痛、失眠、头晕等，但是从他在狱中写下的信件却看不出任何绝望情绪，而更多的是自信。每次收到寄来的钱和礼物，特别是香烟、书籍和报刊，他都会回信表示谢意。5月6日，就在安德烈获释当天，《祖国纪事》发表了他的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schka Neswanowa ）第三部分，这次，他连校样都没来得及看。直到6月，他才拿到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他还为自己制订了新的文学计划：“三部短篇和两部长篇。”（1849年7月18日）不过，这些计划中的作品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部，这就是格调欢快的中篇小说《小英雄》。另外他还提到，监狱里的安静生活让他更能集中精力，而不像在外面时那样，总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情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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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眼下的世界对他来说只剩下思考，而“别无他事”（1849年8月27日），他终于有机会检视自己的人生，并且发现，原来有多少时间被白白浪费了（1849年12月22日）。在成为自由作家后的五年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贫瘠的。尽管他尝试过不同的类型、主题、题材和叙述视角，但是在1840年代后半段，他却没有写出过一部像《穷人》那样轰动文坛的作品。虽然一些作品也得到了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Apollon Grigorjew）和瓦列里安·迈科夫等评论家的肯定，却仍然于事无补。自1845年以来，他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在被捕前写给出版商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在向对方借钱时，居然说出十五卢布这个可笑的数目。因为在当时，他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我像拉奥孔与蛇缠斗一样和我的债主们周旋。”（1849年6月20日）他在信中解释说，这笔钱是作为《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第五部分的预支稿酬，可那时候，他连第四部分还没完成。为缺钱发愁，以预支稿酬的方式向克拉耶夫斯基或其他出版商举债，这已经变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日常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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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压力摧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让他心力交瘁。“我一半时间在忙着挣钱糊口，另一半时间在与疾病和癫痫发作搏斗，到现在，我害癫痫已经三年了。”[103] 严重的健康危机甚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萌生出一种幻觉，担心自己会被活埋，所以他总是习惯临睡前在床头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有可能陷入昏睡，在X天之内千万不要把我埋掉。”[104] 自1845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总是处于剧烈的波动之中，并时常出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症状。[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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