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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还没有过去，新的危险又来临了。这次是一位干净体面的年轻人，年龄只有二十四岁，比玛丽娅小很多。这位新出现的情敌名叫尼古拉·韦尔古诺夫（Nikolaj Wergunow），是库兹涅茨克镇小学的教师，同时，他还是玛丽娅儿子帕沙的私人美术老师，他接下这份差事或许本身就是另有所图。玛丽娅对这个小伙子的感情是认真的，而且她还毫不隐瞒，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后，顿时便慌了神。他想马上跑去库兹涅茨克，找玛丽娅理论。他坦白地对好友弗兰格尔说：“我简直伤透了心，夜里总是做噩梦，尖叫，抽搐，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失去我的天使，我一定会死掉。我要么发疯，要么去跳额尔齐斯河。”（1856年3月23日）后来，他没有投河，而是为自己请了几天假。虽然他手头只有去巴尔瑙尔（Barnaul）的签证，可他还是擅自绕路，跑到三百公里以外的库兹涅茨克。在那里，他和玛丽娅一起待了两天，用他后来的话说，那两日“既是极乐，也是无法言说的折磨”（185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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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的温柔款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看到了希望。可是，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又开始了。很长时间里，玛丽娅一直在两位爱慕者之间摇摆，拿不定主意。直到1856年底，玛丽娅感情的天平才逐渐倒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就在这年9月，后者由下士正式晋升为少尉。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弗兰格尔的功劳。在返回圣彼得堡时，弗兰格尔给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将军带去了一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笔信。托特列边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功臣，在守卫克里米亚重镇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的战役中，俄军正是凭借他设计的防御工事，才成功抵抗住了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托特列边将军也是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弟弟古斯塔夫·阿道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学与好友，两人长期合住过同一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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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6年3月24日写给托特列边将军的信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政治信仰上的转变。在信中，他把当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原因，解释为对不切实际的理论与乌托邦思想的盲目狂热。除此之外，他还解释说，他当时害有某种精神疾病，使他经常陷入抑郁多疑的状态。当然，这并不能为他做下的错事提供借口。他为自己犯下的反政府罪行受到了法律的公正惩处。“长期的痛苦磨炼”使他变得清醒，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1856年11月9日）。鉴于他在军事领域一无所长，他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方式只有一个，这就是依靠自己的天赋——写作。为了能以此维持生计，他恳求陛下恩准，允许他重新出版自己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之外，托特列边还附上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新沙皇的弟弟、负责工程兵事务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Nikolaj Nikolajewitsch），后者于5月底将信件转交给了战争大臣尼古拉·苏霍萨内特（Nikolaj Suchosanet）。6月，苏霍萨内特宣布，“鉴于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下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诚悔过与认识转变”，批准授予其少尉军衔。晋升令于10月1日生效，又过了四个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才获知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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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三十五岁。通常情况下，一名士官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可以晋升为少尉。但是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又重新成为军官队伍中的一员。他的收入状况虽然改善甚微，但是作为一名军官，他的社会地位远远超过了他的情敌，一文不名的年轻小学教师韦尔古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不再迟疑，向玛丽娅正式求婚并得到了对方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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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者的地位提升以及就此彻底离开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对玛丽娅的决定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兰格尔对好友的这桩婚事极力阻拦，就连米哈伊尔也预言，弟弟会因为婚姻和家庭生活这点“蝇头小利”，毁掉自己的文学事业这桩“大买卖”。[33] 米哈伊尔对此有着亲身体会。十四年的不幸婚姻让他牺牲了自己的文学爱好，为了养活家里不断增加的人口，他借高利贷开办了一家烟草加工厂，收入时多时少，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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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费奥多尔本人却决心已定。“我的决定是不容悔改的”，[34] 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不仅不听从后者的劝告，还请求对方在经济上给自己提供资助，以解燃眉之急。他在晋升少尉后从妹妹瓦尔瓦拉那里收到的两百卢布贺礼，都被他用来偿还债务和置办新装。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军帽、绶带、带缨穗的佩剑等必备行头，他还得给自己添置一双新皮靴和两套军服：一套用于日常着装，另一套是检阅和婚礼时穿的礼服。这时候，他早已开始在脑子里筹划未来的婚礼了。在重新获准发表作品之前，他打算借笔钱作为过渡期的花销，因为照他估计，他手头的书稿至少值一千卢布，到时候拿来偿还借款绰绰有余。另外，新娘也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添置些物件，这些物件“几乎算是最低限度的需求”了。具体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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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第一任妻子：玛丽娅·I.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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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活节时戴的宽檐帽一个（这边根本没的买），当然要适合春季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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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急需）制作连衣裙（不包括婚纱，款式随意）的面料一幅，要当今市面上最流行的颜色（她是金发，身材中等，腰身纤细，体型和我印象中的艾米莉娅·费奥多罗夫娜［米哈伊尔妻子，作者注］大致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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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肩一条（丝绒或其他面料），款式随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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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产细纱女士手帕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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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帽两顶（最好有蓝色系带），要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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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棉质蕾丝的女款长袍一件（如果价格不太贵的话）。（185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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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清单和《穷人》中男主人公德武什金从他心爱的瓦尔瓦拉手里拿到的婚礼用品清单十分相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米哈伊尔很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所以他特意在备注中写道：“假如你觉得这张清单很可笑，毕竟我是在向你索要近一百卢布，那你只管把它当成笑话，就送我一只篮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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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了两周假，来到库兹涅茨克。2月6日，“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少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龄三十四岁，信仰东正教，初婚”与“寡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已故酒吧业督察、部门秘书亚历山大·伊萨耶夫前妻，信仰东正教，二婚”，在赫德歌利亚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35] 陀思妥耶夫斯基前任情敌尼古拉·韦尔古诺夫为男方担任证婚人，女方证婚人是新娘的房东、协助筹办婚礼的区法官伊万·卡塔纳耶夫（Iwan Katanaj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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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后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2月中旬，夫妇俩兴高采烈地上了路，准备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路上，两人计划在巴尔瑙尔停留一晚，作为休整。可就在这天夜里，不幸发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严重发作，第一次见到这样场面的玛丽娅被吓得要死。这天来出诊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医生，他诊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是“原发性癫痫”，一旦在发作时因身体抽搐引发气管痉挛，病人随时有可能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陷入了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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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了，我的朋友［米哈伊尔］，是什么样的绝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游荡。我结婚的时候，我完全信任医生说过的话，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的病只是神经性发作，只要改变生活方式，一切就都会过去。假如当初我知道自己得的是原发性癫痫，我是不会结婚的。（185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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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瑙尔的停留时间因此不得不延长。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癫痫病发作，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2月20日，夫妻俩疲惫而沮丧地回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玛丽娅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很可能在这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出现了先兆。陀思妥耶夫斯基租下了一间带家具的四居室房子。假如不是在婚礼前收到了库马宁从莫斯科汇来的六百卢布，他绝对没有钱享受这份奢侈。到3月初，在还清所有欠款后，“柜子里只剩下二百五十卢布”。如果仅凭他那少得可怜的薪水，他就只能住在卫生条件恶劣的兵营里，吃着粗陋的饭菜，过着单身汉的日子。可他偏偏结了婚。对他来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几乎就等于没有收入。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不是一个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妹妹和姨父汇给他的钱再加上共八百卢布的两笔借款，总共是一千六百卢布，他在短短两个月里就花得一文不剩。大部分钱都被用于婚礼，而且在他看来，这场婚礼办得十分简朴。他对米哈伊尔说，他没想到办婚礼得花这么多钱，可是“要想节省确实是做不到”（185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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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话明确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金钱的态度。在花钱问题上，他从来都不是量入为出，而是相反。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准，这其中包括宴请宾客，去餐馆吃饭，旅行，出入文化场所，购买衣服以及烟酒茶等嗜好品，还有送礼的开销等。这些支出的数额与其收入多少无关。如果手上钱不够，就去找人借。整个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一直到他第二次结婚，在花钱问题上，他的态度也几乎没有改变。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做派其实是贵族习气的一种遗存。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正如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描写的那样，在俄国贵族阶层，对待金钱过于计较、按照成本收益比去规划生活中的开支，是有损尊严的行为。一个人的社会形象高低，“不是根据他的挣钱能力，而是根据他的花钱能力来衡量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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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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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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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苦役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之一是：人是一种可以适应一切的生物。[37] 这其中也包括对借债生活的适应，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债权人阶层都是由借债人养活的。[38] 但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一直在靠借债过日子，而且在俄语中，“罪”（wina）与“债”（dolgi）这两个词的词形，并不像在德语中那样接近（罪：Schuld；债：Schulden），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长期负债也总是让他感到良心不安。[39] 他在1857年给妹妹瓦尔瓦拉的信中写道：“我最渴望的事，莫过于靠自己的手来挣饭吃。只有那样，我才能算得上是个人。”（1857年3月15日）而对他来说，挣钱的手段唯有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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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贵族身份后，185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并以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酝酿一部作品。他打算延续果戈理未完成的史诗型巨作《死魂灵》的传统，写一部关于俄国外省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自获释以来，他虽然有了时间，可却没有写作的心情。他的整个脑子都被美丽的玛丽娅·伊萨耶娃占据了。这大概是他的初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陷得那样深，爱得那样如痴如癫。他在说起自己害上相思病时，坦白地承认：“我没有办法写作。眼下我所处的状态是一种幸福，一种我渴望已久的幸福。如今，它填满了我的整个身心，让我快乐满足，却又无心工作。”（185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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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日子又恢复了常态。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活一个三口之家（加上继子帕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另外，妻子的执拗脾气也渐渐暴露了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逼无奈，只好再次向米哈伊尔求助。可他不知道的是，米哈伊尔的生意也出了问题。他的烟草加工厂因为还不清巨额债务，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因为无法向弟弟伸出援手，米哈伊尔介绍他认识了财大气粗的年轻公爵格里戈利·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Grigorij Kuscheljow-Besborodko），后者正在计划出版一本自己的杂志，名叫《俄国言论》（Das russischewort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库舍廖夫提出，给杂志创作一篇小说（约八十页），并要求对方预付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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