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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一位负责调查的法律官员问他在监狱或医院里有没有写过些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从来没写过任何东西，但是我在为未来的作品搜集素材。”这位官员接着问他，这些素材都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在我的脑子里。”[14] 这并非都是实话。仰仗娜塔利娅·冯维辛娜的关照，监狱医院的主治医生经常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很长时间的假条，让他能够在医院的温暖环境里稍事休养，并趁机在本子上做些笔记。这个被称作《西伯利亚笔记》的小本子上记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里搜集的犯人们常用的说法和俗语，以及带有西伯利亚监狱粗口色彩的各种对话。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使用了这些素材，好让书中人物的语言显得更写实更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这些笔记时，就像是一个为科学研究收集资料的观察者，与其他囚犯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角色与人类学家面对研究对象时的状况十分相似。另外，这种类似局外人似的观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役生活带给他的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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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迈科夫所说的“高强度工作”，并不仅仅是指这类民间语言的收集，比这些更有意义的，是对苦役营生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这项工作确实是完全在脑子里完成的，直到1861年《死屋手记》发表，才被真正付诸文字的形式。创作这部虚构作品的过程，就像对其他囚犯的人类学观察一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残酷现实时的心理压力得到了一定缓解。另外，它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开辟新的题材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犯罪行为的心理学认知和精神分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苦役营服刑期间为自己积累了一份重要的思想财富。从写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早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对这份财富的未来收益心怀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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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基督的份上，千万别以为我在吹牛，但你要知道并且相信，我的文学名声绝不会就此沦落。在这七年当中，我搜集了很多素材，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一旦他们允许我出书，我敢保证，每年肯定可以挣到六百卢布。（185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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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候，西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的待遇就比东西伯利亚差得多。在偏远的伊尔库茨克服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可以相对自由地活动，还可以得到书籍、包裹和汇款。可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不被允许。不过，鄂木斯克和所有监狱一样，犯人们总能通过私人信差与外界取得联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戚们却从不曾这样做，虽然他们每人的理由各异。库马宁一家都是听话的顺民，家里出了个“政治犯”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刻意与这个家族败类保持着距离。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作为城市规划师，被派到乌克兰的叶利沙维特格勒[15] 工作。当地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事了如指掌，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St. Petersburger Nachrichten ）对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做过详细报道。安德烈搬到这里后，很长时间不和任何人打交道。因为哥哥的事，他感到脸上无光，羞于见人。这兄弟俩的行为，让姐姐瓦尔瓦拉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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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期间，无论是安德烈还是其他弟弟妹妹，都不曾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只有哥哥米哈伊尔例外。后者曾于1850年春向当局提出申请，请求批准他与弟弟费奥多尔通信。但是和所有政治犯家属一样，他得到的结果是，当局不仅禁止他这样做，还威胁他如果不从将受到严厉惩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米哈伊尔对他的解释，用米哈伊尔的原话讲，“他被捆住了双手”。[16] 这个理由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通过非正式渠道与流放犯取得联系，是完全可以办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获释后写给米哈伊尔的第一封信里，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对米哈伊尔杳无音信的失望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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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恩人娜塔利娅·冯维辛娜更是格外感激，后者总是利用一切渠道和手段和他保持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的第一封信便是写给她的。1853年春，十二月党人冯维辛夫妇在经历近30年流放生活后，获准返回俄国本土。夫妇俩在流放期间生下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1828年流放前寄养在俄国的两个年长的孩子也在几年前因肺结核去世。冯维辛娜在1853年11月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回家之路对她来说是与痛苦的记忆相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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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过来劝导自己的恩人了，就像四年前初到托博尔斯克时，冯维辛娜对他的安慰和鼓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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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您的信中可以感觉到，您是带着极度痛苦的心情返回家乡的……不是因为您信教，而是因为我自己经历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想对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像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因为只有在不幸中，人才能悟出真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告诉您，我是时代的孩童 ，一个充满不信和怀疑的孩童，直到今天甚至（我敢肯定）直到生命终点，这一点都不会改变。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反对信仰的论据越多，我对它的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心灵宁静的时刻……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对宗教的信念，其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种信念很简单，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让人充实、更理性、更勇敢和更完美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绝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1854年1/2月，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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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这番话时很可能是认真的，但仍旧让人忍不住去想，这究竟是一份对“信仰”还是“怀疑”的宣示。[17] 其涉及的并非真理和信仰本身，而是对真理和信仰的渴求。这段话让人联想到莱辛的一句名言：“假若上帝在他的右手握着所有真理，在他的左手握着对真理的毕生追求，并附带说，这毕生追求会使我的一生进入迷途。如果上帝要我选择，我会谦恭地去选择他的左手，并说‘天父，让我毕生追求吧！纯粹的真理仅仅是为您而存在。’”[18]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基督置于真理之上，或许是他当时已经预感到怀疑论者列夫·舍斯托夫针对莱辛名言做出的回应：假如一个人真的能够找到真理的话，他会发现，真理是一种“令人极度不适的‘惊喜’”。[19]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受的长达四年的痛苦煎熬，仅凭对信仰的渴求是无法战胜的。在为信仰之高不可攀而挣扎的过程中，对信仰的否定就像深渊一样时刻伴其左右。深渊的存在“催生对信仰的意志，而意志又因为深渊在侧而随时受到威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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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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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整四年后的这一天，谢尔盖·杜罗夫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了鄂木斯克苦役营，在铁匠铺里卸下了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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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们让我转身背对他们，从身后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铁砧上。……镣铐掉在了地上。我拾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最后再看上一眼。……“好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断断续续、粗声大气地说道。……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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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里这激动人心的结局并没有发生在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对他来说，是怎样的“自由”和“新生”在等待他呢？根据1849年12月22日的判决书，在四年苦役后是到西伯利亚线列步兵团无限期服役，做一名没有军衔的普通士兵。和其他有军队背景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他们在被判刑的一刻便被剥夺了军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在未来无限期的时间里，在部队里做一名级别最低的列兵，拿到的军饷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这意味着，他将住在军营一间四处透风的木板棚里，和在鄂木斯克时的唯一区别就是不用整夜忍受简易马桶的熏人臭气。这份对军事而言毫无意义的差事他将做多久，全看圣彼得堡当局的兴致。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仍然和以前一样，被继续隔绝于俄国文学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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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的环境还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一丝曙光。他又可以写信，接收信件和包裹了。而且，他还可以阅读报纸杂志，虽然在西伯利亚，报纸通常都会晚到四周至八周，具体时间取决于路况。他于1854年2月22日给哥哥米哈伊尔写去了第一封信，在信中详细描述了1849/1850年冬天从圣彼得堡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的经历，以及在鄂木斯克苦役营的生活。这是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最重要文献资料之一。你只要仔细读读这封信就会发现，作家在七年后发表的《死屋手记》中对劳役生活做了多大程度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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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自然是通过私人渠道寄给米哈伊尔的。凡是通过邮差寄出的信件，都要接受检查。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会在通过邮政系统寄送的信件中，特意夹杂一些对国家效忠的话，以此向秘密警察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信中，他向哥哥提出的最大要求就是给他邮寄文学书籍和杂志：历史、经济、教会史和神学家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法文译本，还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为了阅读后一本书，还需要一本德俄词典。虽然他最后收到的只有寥寥几本，然而这长长书单清楚地反映了他对阅读的渴望。除了书籍，他还直言不讳地要哥哥寄钱给他，在他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前：“在这之前，请你帮助我，没有钱的话，这当兵的生活会要了我的命。……你为我花的钱，不会白白浪费的。别担心你给我花的钱会让你的孩子们吃亏。只要我能活下去，我会连本带息还给他们。”（1854年1月30日）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多年没有发表过作品，但他对自己的才华以及在文学市场上的机会始终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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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2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发上路，前往鄂木斯克东南方向六百公里之外的驻防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到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服役。塞米巴拉金斯克位于额尔齐斯河畔，地处吉尔吉斯大草原[21] 边缘。20世纪时，该地区作为苏联的核试验基地为世人所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词意是“七庙城”，是因为蒙古人当年在这里修建的一片佛教寺庙群而得名。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这些庙宇便已片瓦不存。18世纪初，哥萨克人将这里修建成边防要塞，不久后，这里便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在19世纪，塞米巴拉金斯克作为商路上的驿站，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边防。自1851年至今，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州徽和市徽都是一只背负着货物的骆驼，上方是一枚下弦月。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大约有六万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开的鄂木斯克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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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正教教堂和七座清真寺中的一座，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兵营、学校和医院——都是采用木质结构。和俄罗斯本土的大多数外省城市一样，这里的街道也都是没有铺上石块的土路，每到雨天或雪融的时候，到处一片泥泞，让人举步维艰。到了旱季，城里沙尘弥漫，将一栋栋简易的平房或棚屋笼罩于其中。因此，在百姓口中，塞米巴拉金斯克一直被称作“魔鬼的沙土罐”。在城里的居民中，俄罗斯人、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各占三分之一。大部分俄罗斯居民都是军人或行政官员的家属。由于只有军官或高级官员才有权利携带家眷，整个城市里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可言。全城只有一架钢琴，只有十几户人家订阅了报纸或杂志。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的消息传到这里比传到鄂木斯克还要迟，所以这里的居民对政治大多漠不关心。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时候，克里米亚战争正打得火热，可在这里却很少有人谈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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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到的几个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配到的床铺在一间巨大的集体营房里。一张张简易行军床紧挨着，每张床上睡两个人，夜里，老鼠在床底下四处乱窜。从居住环境和条件来看，军营和苦役营几乎相差无几。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失望的是，在这里，他依然没有自己的空间。1854年3月，他第一次收到了米哈伊尔的来信，信里夹着五十卢布。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营附近为自己租下一个单间的木屋。租金加上日常服侍每月一共是五卢布。每日配给的伙食有面包、燕麦汤或白菜汤，外加格瓦斯或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是从食堂打回自己的房间吃，偶尔有需要的时候，他还可以请女房东帮他做些简餐。西伯利亚的生活费用和欧俄相比要低得多，只要一枚铜币就可以买到一磅肉，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格瓦斯只要三十戈比。自五年前被捕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又有了自己独立的住处，仅这一点对他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享受。更加难得的是，从此之后，黑夜终于只属于他一人，可以由他自由支配。虽然又过了很久时间，他才开始将这份自由奉献给自己朝思暮想的事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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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房东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仅是一个房间，还有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二十岁，另一个十六岁，两个姑娘帮他打理家务，偶尔再通过“贴身”服务，顺便挣上几个戈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亚历山大·弗兰格尔（Alexander Wrangel）解释说：“当时在西伯利亚……这种事很常见。”有一天，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两个女孩卖淫一事对女房东进行道德说教时——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在其后来的作品《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得到了体现——女房东的回应是：和一位高贵的绅士睡觉，当然要比“为了两块姜饼或一包花生去和兵营里的某个文书或下士睡觉”更有面子。“这种讲究务实的逻辑让人很难反驳”，弗兰格尔在回忆录中写道。[22] 在鄂木斯克，卖淫是苦役营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卖淫者里既有女人也有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年劳役期间是招过妓，还是如清教徒一样克制着自己的性欲，[23] 我们无从获知。但是我们都知道，早在被捕前，他对逛妓院便从未有过道德上的顾虑。各种舞台版本的《死屋手记》，从莱奥什·雅那切克（Leǒs Janáček）的经典歌剧，到卡利克斯托·比耶托（Calixto Bieito）和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的现代演绎，都把苦役营里的性压抑和性暴力当作描写的重点。经过四年的男性群居生活后，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一定对性有着极度的渴求，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便是个性欲旺盛的人。维塔利·斯文佐夫（Witalij Swinzow）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强大的性能力，而且对性挑逗十分敏感”。[24] 1860年代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爱河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Appolinaria Suslova）抱怨说，他总是“欲火太旺”，[25] 作家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说过类似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总是充斥着关于性的想象，就拿他在被捕前发表的两部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和《小英雄》来说，里面既有对情窦初开的少年性意识的描写，同时还夹杂着这些少年身边的成人赤裸裸的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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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房东的两个女儿大概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的是“低贱的爱情”，但实际上，后者真正向往的是“高贵的爱情”。他遇到的第一个符合这个标准的对象是阿芙朵季娅·帕纳耶娃。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于40年代在一场沙龙上遇到这位绝代佳人时，便立刻狂热而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可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这种地方，怎么可能遇到帕纳耶娃这样魅力四射的“沙龙女王”？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过一位在市场上遇到的卖糕饼的十七岁美女叶丽萨维塔（“莉桑卡”）·涅夫罗托娃（Jelisaweta ［Lisonka］ Neworotowa），并将其视为理想情人的化身。两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以柏拉图的方式彼此通信。这些表白心迹的信件后来遗失于十月革命的炮火之中，对爱吃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天才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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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带入了当地人数不多的名流社交圈。介绍他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是为人豪爽但贪杯好色的陆军中校别利霍夫（Belichow）。别利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感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总是让后者给他念那些发了黄的过期旧报纸，经常一念便是一下午。别利霍夫喜欢玩纸牌，又痴迷赌博，并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后来他开始偷偷挪用公款，拿来还债。1857年，因东窗事发，别利霍夫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854年，在别利霍夫家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海关官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Alexander Issajew）。“托上帝之福，让我认识了一家人，对此我将永生难忘，”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开心地写道，“这家人姓伊萨耶夫……伊萨耶夫原本有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可惜有些事他没有处理好，惹了些麻烦，所以丢掉了这份差事。”伊萨耶夫实际是因为酗酒被开除的，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可怕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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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天四处借债，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而且他从骨子里就是放浪形骸的那种人：热情固执，大大咧咧……像流浪汉一样不拘小节，自恋而骄傲。……其实他本性很善良，受过很好的教育，善解人意……尽管有各种招人讨厌的毛病，但仍然算得上是个高贵的人。（185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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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萨耶夫的描述在很多方面都会让人联想到其笔下的人物。就像《罪与罚》中年迈的马尔梅拉多夫一样，这些人大多聪明、敏感，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同时却又十分神经质，意志力薄弱，事业和个人生活都是一事无成，最后只能依赖酒精来麻醉自己。在伊萨耶夫身上，还可以找到《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同时也是流放前唯一一部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作品——当中主要人物的某些痕迹。也许他是想通过这些描写来唤起哥哥的同情心，以便说服对方继续给自己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用写信的方式，在情真意切地诉说生活悲苦的同时，不加掩饰地乞求对方帮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事，是他上学时在和父亲通信中磨炼出来的。在身为政治犯不允许发表作品的这段时间里，撰写一封封“乞怜（讨）”信，是他利用自己的“文学”才华换取收入的唯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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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的信件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快要结束时才说了实话：“不过，真正吸引我的不是他（伊萨耶夫），而是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是一位年轻女性，芳龄二十八岁，人很有教养，和蔼，聪慧，善良，亲切，举止优雅，有一颗高贵而包容的心……这样的女子我平生很少遇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Maria Dmitrijewna Issajewa）娘家姓康斯坦特，当时已经三十岁。在19世纪，一个年过三十的女人已经称不上“年轻”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哥面前刻意把岁数说小了两岁。玛丽娅的祖父弗朗索斯·德·康斯坦特（François de Constant）1794年为了逃避雅各宾专政从法国逃到了俄国。玛丽娅的父亲是里海沿岸城市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检疫局局长，身为枢密院顾问，他有着显赫的社会身份，七个子女都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三个女儿被送去女子寄宿学校，四个儿子在士官学校毕业后都进了近卫军。1847年，玛丽娅嫁给了当时在阿斯特拉罕海关任职的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一年后，儿子巴威尔（帕沙）出生。1850年代初，伊萨耶夫被派到西伯利亚，之后又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后来，他渐渐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变成了让人又爱又恨的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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