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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Henscheid，Eckhard：Dostojewskijs Gelächter. Die Entdeckung eines Großhumoristen. Münch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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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Neuhäuser，Rudolf：Das Frühwerk Dostojewskijs. Heidelberg 197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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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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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Letopis’žizni i 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 F.M.Dostojewskijs]：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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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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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篡位者形象，参见Harreß，Birgit：Mensch und Welt in Dostoevskijs Werk. Ein Beitrag zur poetischen Anthropologie. Köln u.a.1993：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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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ichail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Pis’ma [Briefe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Michail] 1. 11.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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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Pokrowski，Michail：Geschichte Russlands. Leipzig 192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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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Cypkin，Leonid：Ein Sommer in Baden-Baden. Berlin 200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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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Volgin，Igor：Poslednij god Dostoevskogo. Istoričeskie zapiski. Moskau 198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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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20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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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第三章 文学上的新生（1860～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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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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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米柳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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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小范围朋友圈子里的谈话，在很多方面都与［当年］在杜罗夫小组时聊的话题大不相同。这毫不奇怪！在过去十年里，西欧和俄国的角色发生了对调：在那边，以前吸引我们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已经全部化为乌有，反动势力处处取得胜利；在这边，许多我们曾经梦想的事物，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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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柳科夫在这里指的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动的改革进程，其核心是1861年2月19日的《废除农奴制宣言》。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措施，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被誉为“解放者”。尽管二千三百万名被解放的农奴所得到的自由无论在经济还是法律上都是有限的，然而对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农奴制的废除仍然意义非凡。就连对沙皇专制一向持批判态度的俄国知识分子，也对沙皇的改革措施予以肯定，这在尼古拉一世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除了左派《现代人》杂志，全国所有报刊都刊登了《宣言》全文，并对“解放者沙皇”大加歌颂。按照计划，废除农奴制从一开始便是为推进下一步改革而实行的预备措施之一，其目标是“像打开水闸一样，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力，推动俄国走出停滞状态，成为面貌一新、在外交方面也具有重要分量的强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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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的历史记忆中，19世纪“60年代”就像德国的“黄金1920年代”和“1968年”一样，已经变成了一段神话。经历了数十年落后和停滞之后，俄国社会各领域都展现出一派新气象：从城市到农村，从贵族到农民，从政治到军队，从司法到行政，从家庭到劳动，从教育到培训，从科学到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人和评论者，也是其先驱和受益者。在俄国从经济落后、固守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他个人的命运也将和这个国家未来的道路一样曲折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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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来说，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政治变革的最直接影响体现在报刊出版业的改革上。1856年，臭名昭著的“布图尔林书报检查特别委员会”被解散。1862年，沙皇下令撤除中央检查机构，并将其职能转交给国民教育部。根据1865年新实行的《新闻法》，对报纸、杂志以及超过十印张的出版物，以事后审查制度代替了原来的事前审查制度，政府机关可据此查禁已印刷发行的有问题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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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查制度虽未彻底废除，但比以往明显放宽，并给图书和报刊市场带来了切实可见的影响。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末期，拥有六千万人口的俄国总共只有三十种报纸和杂志。而在1860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返回圣彼得堡时，俄国报刊种类比过去增加了五倍。原来靠烟草加工只能略有盈余的米哈伊尔如今看到了机会，也跃跃欲试地想创办一家新“企业”，让以写作为职业的弟弟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早在1858年6月，他便向圣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提交了创办《时代》（Die Zeit ）杂志的申请，并于同年11月获得正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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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处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兴致勃勃地关注着米哈伊尔的这项计划：“你在信中提到的杂志是件很棒的事，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念头，虽然我只是纯粹从文学角度去考虑。”[3] 另外他还提到，除了亲自撰稿，他还可以对文学副刊以及与俄国当代文学相关的文学批评和随笔等栏目进行统筹。自从获得圣彼得堡居住许可后，他又有了许多新的机会。他自信地对哥哥说，他相信两人在办杂志方面会比克拉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之流“更有能力、才干和知识”，这些人都是些“文学上的乡巴佬”，可他们赚了大钱，而我们却“两手空空”（185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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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里，兄弟俩几乎整天碰面，围绕办杂志的事进行商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项目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就像对所有新事物的热情一样。两人经过对客观形势的理性分析得出结论，他们目前手头的资金不够办周刊。于是兄弟俩决定，办一份月刊，并将杂志的首发时间推迟到次年。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政治犯的特殊身份，他的名字将不在编辑部名单中出现。因此，两人决定由米哈伊尔担任出版人，并负责处理“日常杂事以及印刷、纸张和发行”[4] 等事宜，而费奥多尔除了亲自为杂志撰写文学和时评类稿件，还将稿件的大部分编辑工作揽到了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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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新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并以米哈伊尔的名义刊登在俄国各大报刊上。这篇《关于1861年〈时代〉杂志的征订启事》公开了出版者的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理念以“根基主义”之名被写入了俄国思想史。笼统地讲，出版者的理念是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寻求妥协。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这两派阵营二十多年以来一直就下述问题争执不休：俄国的出路究竟是向西方的文化和文明靠拢，还是应当坚守俄罗斯或曰斯拉夫民族的传统特性。这场讨论的核心焦点是如何评价彼得大帝的历史地位问题。在西方派眼里，彼得大帝是一位光辉人物，是他把俄国从中世纪带入了现代社会并与欧洲接轨；相反，在斯拉夫派看来，彼得大帝是俄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源头，因为他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核心要素——例如东正教，强调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以及斯拉夫人与世无争的性格等——一律予以鄙视，并对其实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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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功绩原则上并无质疑。他认为，彼得沙皇打开了俄国人的视野，并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伟大民族中的一员。但是，由彼得大帝开启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改革进程如今已经走到了极限。这些改革将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两个阵营：一边是受西方教育、精通法文或德文而对俄语一知半解的少数派贵族和知识界精英；另一边是广大的俄国普通民众。这两个人数和力量相差悬殊的阵营各据一方，在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里过着各自的生活。它们之间的隔膜之深，使得普通百姓将上层社会的文化当成“德国”文化，把彼得沙皇的继任者看作“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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