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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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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米柳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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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小范围朋友圈子里的谈话，在很多方面都与［当年］在杜罗夫小组时聊的话题大不相同。这毫不奇怪！在过去十年里，西欧和俄国的角色发生了对调：在那边，以前吸引我们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已经全部化为乌有，反动势力处处取得胜利；在这边，许多我们曾经梦想的事物，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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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柳科夫在这里指的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动的改革进程，其核心是1861年2月19日的《废除农奴制宣言》。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措施，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被誉为“解放者”。尽管二千三百万名被解放的农奴所得到的自由无论在经济还是法律上都是有限的，然而对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农奴制的废除仍然意义非凡。就连对沙皇专制一向持批判态度的俄国知识分子，也对沙皇的改革措施予以肯定，这在尼古拉一世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除了左派《现代人》杂志，全国所有报刊都刊登了《宣言》全文，并对“解放者沙皇”大加歌颂。按照计划，废除农奴制从一开始便是为推进下一步改革而实行的预备措施之一，其目标是“像打开水闸一样，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力，推动俄国走出停滞状态，成为面貌一新、在外交方面也具有重要分量的强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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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的历史记忆中，19世纪“60年代”就像德国的“黄金1920年代”和“1968年”一样，已经变成了一段神话。经历了数十年落后和停滞之后，俄国社会各领域都展现出一派新气象：从城市到农村，从贵族到农民，从政治到军队，从司法到行政，从家庭到劳动，从教育到培训，从科学到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这场变革的见证人和评论者，也是其先驱和受益者。在俄国从经济落后、固守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他个人的命运也将和这个国家未来的道路一样曲折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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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俩来说，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政治变革的最直接影响体现在报刊出版业的改革上。1856年，臭名昭著的“布图尔林书报检查特别委员会”被解散。1862年，沙皇下令撤除中央检查机构，并将其职能转交给国民教育部。根据1865年新实行的《新闻法》，对报纸、杂志以及超过十印张的出版物，以事后审查制度代替了原来的事前审查制度，政府机关可据此查禁已印刷发行的有问题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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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检查制度虽未彻底废除，但比以往明显放宽，并给图书和报刊市场带来了切实可见的影响。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末期，拥有六千万人口的俄国总共只有三十种报纸和杂志。而在1860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返回圣彼得堡时，俄国报刊种类比过去增加了五倍。原来靠烟草加工只能略有盈余的米哈伊尔如今看到了机会，也跃跃欲试地想创办一家新“企业”，让以写作为职业的弟弟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早在1858年6月，他便向圣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提交了创办《时代》（Die Zeit ）杂志的申请，并于同年11月获得正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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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处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兴致勃勃地关注着米哈伊尔的这项计划：“你在信中提到的杂志是件很棒的事，其实我早就有这样的念头，虽然我只是纯粹从文学角度去考虑。”[3] 另外他还提到，除了亲自撰稿，他还可以对文学副刊以及与俄国当代文学相关的文学批评和随笔等栏目进行统筹。自从获得圣彼得堡居住许可后，他又有了许多新的机会。他自信地对哥哥说，他相信两人在办杂志方面会比克拉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之流“更有能力、才干和知识”，这些人都是些“文学上的乡巴佬”，可他们赚了大钱，而我们却“两手空空”（185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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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里，兄弟俩几乎整天碰面，围绕办杂志的事进行商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项目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就像对所有新事物的热情一样。两人经过对客观形势的理性分析得出结论，他们目前手头的资金不够办周刊。于是兄弟俩决定，办一份月刊，并将杂志的首发时间推迟到次年。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政治犯的特殊身份，他的名字将不在编辑部名单中出现。因此，两人决定由米哈伊尔担任出版人，并负责处理“日常杂事以及印刷、纸张和发行”[4] 等事宜，而费奥多尔除了亲自为杂志撰写文学和时评类稿件，还将稿件的大部分编辑工作揽到了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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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新刊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并以米哈伊尔的名义刊登在俄国各大报刊上。这篇《关于1861年〈时代〉杂志的征订启事》公开了出版者的意识形态主张，这一理念以“根基主义”之名被写入了俄国思想史。笼统地讲，出版者的理念是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寻求妥协。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这两派阵营二十多年以来一直就下述问题争执不休：俄国的出路究竟是向西方的文化和文明靠拢，还是应当坚守俄罗斯或曰斯拉夫民族的传统特性。这场讨论的核心焦点是如何评价彼得大帝的历史地位问题。在西方派眼里，彼得大帝是一位光辉人物，是他把俄国从中世纪带入了现代社会并与欧洲接轨；相反，在斯拉夫派看来，彼得大帝是俄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源头，因为他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核心要素——例如东正教，强调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以及斯拉夫人与世无争的性格等——一律予以鄙视，并对其实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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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功绩原则上并无质疑。他认为，彼得沙皇打开了俄国人的视野，并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伟大民族中的一员。但是，由彼得大帝开启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改革进程如今已经走到了极限。这些改革将俄罗斯民族分裂成两个阵营：一边是受西方教育、精通法文或德文而对俄语一知半解的少数派贵族和知识界精英；另一边是广大的俄国普通民众。这两个人数和力量相差悬殊的阵营各据一方，在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里过着各自的生活。它们之间的隔膜之深，使得普通百姓将上层社会的文化当成“德国”文化，把彼得沙皇的继任者看作“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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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所有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了“俄罗斯理念”的说法。更确切地讲，这种理念也可以被称作“俄罗斯使命”。恰恰是因为彼得一世沙皇将西欧文化中那些与俄罗斯文化差异最大的因素引入了俄国，使其距离“本土性”越来越远，因此俄国才有责任肩负起调和东西欧文化这一使命。换言之，只有俄国才有能力消除这两大文化阵营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俄罗斯理念”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政治观点的变化过程，一直到1880年的著名普希金演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种理念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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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的纲领明显是受到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Ivan Kireyevsky）以完整的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观的影响。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地与斯拉夫派保持着距离，他既排斥对前彼得大帝时代旧俄国的理想化，也反对斯拉夫派对西方文化的根本性批判，而是主张知识界精英与大众联合起来，实现斯拉夫世界与西欧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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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斯拉夫主义体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更大的是文学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的历史观。作为一名骨子里的浪漫主义者和谢林的门徒，格里戈利耶夫根据其“有机批评”原则提出了一套独有的历史观，认为俄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发展的合理性。按照赫尔德的观点，这种合理性与平等性对欧洲各个民族都一样适用，这些民族之间的共性是“人类灵魂不可改变的真相”。[5] 彼得大帝的改革让世人见识到俄国对其他文化的强大吸纳能力，因此，唯有俄罗斯民族才有责任和能力化解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普希金这位全才便以行动为此提供了证明，他轻而易举地将典型的俄罗斯“民族性”与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派思想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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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同样也是植根于其个体的边缘经验。这些经验当中首推1849年12月22日经历的事件，以及对理智（“头脑”）与人体其他部分（“心脏”“躯体”“血液”）相脱离的想象。“说真的，我感觉脑袋……已经离开了肩膀”，他曾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这样写道（1849年12月22日）。这种被砍头的幻象是当天早晨的假处决经历带来的结果。不过，头脑与身体的分离同时也表达了对俄国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膜以及对回归“乡土”之必要性的认识，这一点正是“根基主义”的核心理论或曰其描绘的神话。西伯利亚苦役营的经验更进一步加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分离感的意识。作为曾经的囚犯，他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接触已经变成了一场记忆中的噩梦：“一百五十个仇敌不知疲倦地虐待我们，这是他们的爱好，他们的娱乐，他们的消遣。如果说有什么能够保护我们的话，这便是我们淡然处之的态度，以及道德上的优越感。这些人对此虽不能理解，却能够有所感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肯屈服于他人意志的顽强毅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释放后不久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这样写道（1854年1月30日）。在这里，知识分子与大众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对立暴露无遗。但是作为《死屋手记》的作者，其笔下的苦役营则被描绘成一座炼狱，知识分子只有迈过它，才能获得“新生”，并与大众达成和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这是其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的连接点。“但是现如今，”他在1861年《时代》杂志《征订启事》中写道，“我们已经迈入了新的生活。”[6] 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所有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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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文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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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在创办这份杂志之初，就是想把它打造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文学论坛。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份四五百页厚的杂志——按照俄国人的说法，一本“厚重的杂志”——必须有一群固定员工，还要有人数更多的固定撰稿人和文学新人。招募员工和征集稿件成为1860年头几个月的主要工作。好友亚历山大·米柳科夫在这方面给两兄弟帮了很大的忙。米柳科夫不久前刚刚创办了《火炬》（Die Fackel ）杂志，每周二晚上都会约上一群作家和学者到他的住处聚会。这些人当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友阿波隆·迈科夫、斯特凡·亚诺夫斯基等，也有诗人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Wsjewolod Krestowskij）、雅科夫·鲍伦斯基（Yakov Polonsky）、德米特里·米纳耶夫（Dmitrij Minajev）以及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和尼古拉·斯特拉霍夫（Nikolay Strakhov）等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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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达圣彼得堡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成为“援助贫困作家学者协会”的成员。该组织是1858年11月仿效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Royal Literary Fund）形式成立的，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费、捐款和组织慈善活动的收入，通常被简称为“文学基金会”。“文学基金会”的成立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家们第一次以跨团体、跨派别的同业公会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文学由此成为一门特殊的行业，它为克里米亚战争后飞速发展的市场制造“产品”，并成为整个产业当中最具创造力的核心。在其他思想和艺术领域，例如医疗、法律、艺术和音乐领域，医生、律师、艺术家和音乐家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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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业公会的活动往往并不局限于维护本行业的利益，而更多是呼吁所有社会行动者[7] 积极发挥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例如，圣彼得堡的作家们曾以“作家行业”集体声明的形式，为一位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向当局发出了一封请愿书。1861年出任国民教育大臣的普提雅廷上将（Jevfimij Putjatin）为此恼羞成怒：“俄国根本不存在作家这个行业！”为了表达自己的强硬态度，他下令将递交请愿书的人抓进圣彼得堡警察总局，关押十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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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成立的农村自治机构“地方自治局”（Semstwo）以及1864年设立的陪审团制度不同的是，各行业公会并不需要推出某个代表为自身的政治参与权代言，因为这项责任理所当然是由新闻报刊业和文学界来承担。早在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为《圣彼得堡新闻》副刊撰写的一系列小品文展现出自己在新闻方面的才华。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件审理过程中，他也为公共理性的正当性做出了辩护。如今，身为杂志的合作出版人以及广义上针对国民教育的“根基主义”纲领的拟订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以往作为报刊热心读者对新闻的兴趣，转化为公民的责任感或曰使命感。在其晚年创作的《作家日记》中，他对这项使命仍然坚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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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基金会由一个十二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推选为执委会委员，并于1863年出任基金会秘书。他所负责的事项是其以往鄙视的所谓“德式”事务，例如撰写会议纪要和年度报告，签署各种汇款单等。那些年留下来的笔记本就像会计的账本一样，记录着细到每一个戈比的各类进项和支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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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出版人和文学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经济特别是金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文学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举办各种文学和音乐类慈善活动。1860年4月14日，基金会组织上演了一场戏剧朗诵会，剧目是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演出地点是布尔沙亚·莫尔斯卡亚大街上的皇家宫殿，文学基金会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这里举办的。一年后，在同一栋大楼里成立了一家新的同业组织——俄国商人公会。此后，大楼里的演出大厅和报告厅成为两家机构的共用活动地点。虽然这只是巧合，但是文学与商业机构的睦邻关系同时也象征着这两个领域的和平共处，就在不久前，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人们眼中还是水火不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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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14日的朗诵会上，俄国当代文学界精英会聚一堂。这些人当中有阿列克谢·皮谢姆斯基（Alexej Pissemskij）、伊万·屠格涅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伊万·冈察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利耶夫、彼得·魏因贝格（Pjotr Weinberg）、亚历山大·德鲁日宁（Alexander Druzhinin），以及文学基金会创始人之一、当晚出演邮政局长什佩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演天赋，各方说法不一。魏因贝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幽默精彩的表演赞不绝口，可好友弗兰格尔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晚明显不在状态，他念台词的声音太小，几乎听不清。不过，观众的反应却很热烈，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报以“雷鸣般的掌声”。[10] 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活动上的表现究竟如何，作为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政治殉道者，当晚他是光彩照人的明星。会场上挤得满满当当的观众，大都是因他而来。四天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演果戈理的《婚事》（Heirat ）和屠格涅夫的《外省女人》（Provinzlerin ）时，演出大厅再次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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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基金会活动上的合作，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那些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作者之间的矛盾渐渐被淡忘。在这些作家之间，甚至萌生出一种类似同志式的感情。[1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劝说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知名作家为自己的杂志撰稿。俄国文学界这种前所未有的和睦现象还有另一个原因：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根基派”，还是《现代人》麾下的左派阵营，都对拉近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有着一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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