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671510
最难的事莫过于博得人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些人）的信任和友爱。……我在牢房里度过将近两年之久，才赢得了某些苦役犯的好感。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后来都喜欢我了，承认我是一个“好人”。
1705671511
1705671512
尽管小说是以叙述者的获释作为结尾，然而整个叙事的主线却并非在“监禁”与“自由”，而是在“受民众排斥”和“与民众融为一体”的两极之间连接起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和民众朝夕相处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变成了普通民众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平常的犯人。”[24] 为了成为民众的一员，这位文化人像基督一样，“取了奴仆的形象”（《腓立比书》2：7）。他必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许多正面主人公那样，“放弃神性”，即所谓“虚己”（kénosis）。
1705671513
1705671514
书中的故事虽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流放西伯利亚的经历有着许多联系，但是《死屋手记》讲述的是一个俄国贵族如何成为“民众一员”的故事，它并不是一篇记录个人真实经验的报告、一本私人回忆录，就像欧仁-梅尔基奥尔·德·沃盖（Eugène-Melchior de Vogüé）的法文译本书名《对死屋的回忆》令人产生的联想那样。[25] 但是在同时代人眼里，这本书的确被看作一部自传体作品。人们将书中的故事当成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受难史，是作者将赫尔岑的口号——“走向民间”（1861年）——付诸实践的经验记录。斯拉夫派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wskij）相提并论，称其为当代俄国最重要的作家，并且声称，作者经过在“死屋”中的“心理磨难过程，最终与民众彻底融为了一体”。[26]
1705671515
1705671516
1862年8月，画家康斯坦丁·波梅兰采夫（Konstantin Pomerzanzew）在俄罗斯艺术学院年度展览上展出了一幅自己的油画作品，并以《死屋手记》中一个章节的题目为之冠名为《死屋中的圣诞节》。在装着铁窗的昏暗牢房里，几个犯人扭打成一团，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正中的位置，冷眼观察着眼前的场景。画布上的作家形象，是画家以1862年拍摄的一幅肖像照为蓝本绘制的。[27] 波梅兰采夫的作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贴上了新的标签：这位“《死屋手记》的作者”（自小说发表后，这几乎已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号），被描绘为“新的但丁”，他亲自“走下地狱，地狱里的景象因为是真实存在而非诗人的想象，所以显得更加阴森恐怖”。[28]
1705671517
1705671518
1862年，彼得·波莱尔（Pjotr Borel）以波梅兰采夫参照的同一幅肖像照为基础，制作了一幅石版画，并被收入当年热销的《俄国文学家、记者、艺术家及其他名人肖像集》。自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照片复制技术的普及，读者对认识创作者形象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本肖像集正是在这场潮流中应运而生。1863年，《图画》（Die Illustration ）周刊刊登了一幅根据波莱尔的石版肖像创作的木刻作品，并在配文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死屋手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29]
1705671519
1705671520
随着《死屋手记》的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再次成为文学界炙手可热的名人。他被邀请出席各种晚宴和沙龙活动，来自各地的读者来信铺天盖地（“那场面真是太惊人了，我都感动得哭了……”[30] ）。有的读者向他索要照片；有的人邀请他为杂志撰稿，或为他出版作品集。人们恳求他在各种慈善活动上露面，特别是希望他能在现场朗读《死屋手记》中的片段。[31] 作家彼得·鲍伯里金（Pyotr Boborykin）亲身经历了一场在皇家宫殿举办的朗读会，并回忆道：
1705671521
1705671522
当时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人，都把他单纯地看作曾经的政治犯和苦役营囚徒。在其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所有人看到的只是一位为社会正义而奋争的先驱，一位以俄国一切扼杀自由和启蒙的体制为对象的控诉者。在人们眼中，《死屋手记》是关于俄国苦役营的一份前所未有的文字记录。大家对书中那些充满宗教意味、忠实于政权的思想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仍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一位革命者。随着杂志（指《时代》，作者注）的出版，呼吁“植根本土”的新斯拉夫主义者开始登台亮相。此后，人们看待《死屋手记》作者所提倡理念的眼光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作者本人的看法却依然如故。 [32]
1705671523
1705671524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2]
1705671525
动荡的年代
1705671526
1705671527
1862年3月2日在皇家宫殿举行的慈善义演，成为圣彼得堡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当晚出席活动的嘉宾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为左派杂志《现代人》撰稿的文学批评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青年历史学家普拉东·帕夫洛夫（Platon Pawlow）。在幕间休息时，由音乐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 （Henryk Wieniawski）和安东·鲁宾斯坦为观众演奏。在这天晚上的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大家朗诵了当时还未发表的《死屋手记》中《军医院》一章的片段。在这段专门为这场活动挑选的章节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富感染力的是因痨病去世的囚犯米哈伊洛夫临终前的一个场景：
1705671528
1705671529
他死于午后3点左右，那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他掀掉被单和所有的衣服，最后开始撕扯身上的衬衣；他那长长的身躯、瘦得皮包骨的手臂和腿、瘪进去的肚子、鼓起的胸脯、清晰地显现出来的肋骨像骷髅一样，令人望而生畏。……在他死前半小时，我们所有的人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几乎是耳语般地小声谈话。……最后，他用虚弱游移的手摸索胸前的十字架，用力拉扯它，似乎十字架也很沉重，使他感到焦躁，受到压抑。有人替他摘下了十字架。十分钟后他死了。……有一名囚犯……默默地走过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他看到就在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把它挂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挂好后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这时死者的脸已经僵化；阳光在他的脸上闪烁；嘴半张着，两排洁白的牙齿在紧贴牙龈的双唇间闪着亮光。最后，一名身佩短剑、头戴钢盔的警卫队士官进来，后面跟着两名看守。……他向死者走近一步，便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似乎胆怯了。只有一副镣铐的赤裸的、枯瘦的尸体，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突然解开鱼鳞铠甲，摘下钢盔，这动作是完全不必要的，随即画了大大的十字。这是一位神情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
1705671530
1705671531
如果把上述文字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描绘的临终场面做一番对比，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的跃进式变化。对米哈伊洛夫垂死场面既简洁又细致的呈现，对死者瘦弱干枯躯体的自然主义风格描绘，以及竭力排除叙述者个人感情色彩，透过囚犯和看守们冷静却充满同情的视角对整个事件的叙述，所有这一切都与作者在上一部作品中所采用的凄婉哀怨的感伤派老套手法截然不同。
1705671532
1705671533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时的声音细弱而沙哑，让坐在后排的人几乎听不清内容，但是他的朗读依然博得了满堂彩。全场听众都站起身来，为他鼓掌。听众们的掌声与其说是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色表现，不如说是出于对沙皇统治受害者的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黑暗专制才是米哈伊洛夫之死的真正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结束后，历史学家普拉东·帕夫洛夫登台做了一场题为《俄国千年史》（Das Millenium Russlands ）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表达了对“根基主义”观点的赞同，认为俄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严重隔阂。俄国历史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这两个不平等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俄国正处在悬崖边上，”他在演讲结尾说道，“如果我们不抓住‘走向民众’这根最后的稻草，我们便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33]
1705671534
1705671535
帕夫洛夫的观点并非其独创，也没有太大的挑衅性，因为他讲的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观点。帕夫洛夫的演讲在现场引起的轰动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其他。他用充满神经质的声音和抑扬顿挫的语调，把这篇事先经过检查机关批准的演讲稿变成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戏剧性独白，激起了全场观众强烈的反响。1861年起草过一份题为《致青年一代》革命传单的尼古拉·谢尔古诺夫（Nikolai Shelgunov）当晚也在现场，据他回忆：
1705671536
1705671537
整个大厅里喊声震天，晃动椅子腿的声音和用鞋跟敲踏地面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坐在后台，身边坐着接下来准备上台的涅克拉索夫。这时候，彼得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Petrowitsch Kowalweskij，文学基金会主席，作者注）冲过来对我们说：“赶紧把他拉回来，拉回来！这样下去，他明天就会被送去西伯利亚！”可是，要把帕夫洛夫弄下台，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然后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结束演讲，走下了舞台。 [34]
1705671538
1705671539
帕夫洛夫演讲的结尾是引自圣经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8：8）只可惜聆听演讲的一些耳朵，并不是帕夫洛夫教授愿意见到的。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两天后，帕夫洛夫因从事反政府活动的罪名被逮捕，他的学术生涯就此终结。
1705671540
1705671541
圣彼得堡的大学生们以抗议示威作为对当局逮捕帕夫洛夫的回应。自1861年初起，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便开始通过各种抗议活动响应谢尔古诺夫的革命号召。警察与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早在1861年9月，就有九百多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占注册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三——走上街头，呼吁取消教会和政府对大学的管控，让大学成为新型的独立学府。很快，便有越来越多的圣彼得堡市民加入了示威的行列。当天夜里，当局下令拘捕了二十六名大学生，将他们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35] 并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新一轮抗议。对政府来说，局势渐渐陷入失控状态。
1705671542
1705671543
为彻底镇压革命浪潮，沙皇政府采取最后的手段，关闭了圣彼得堡大学。然而这一措施依然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862年5月，一份以《青年俄罗斯》为内容的传单大量出现在街头。这份传单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以往任何一篇宣传性文字更激进，更有煽动性。文章公开呼吁采取暴力手段，与政府和有钱阶层展开斗争。宣言称，改变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是发动一场“无情的流血革命，这场革命必须以激进和彻底的方式摧毁当前社会的一切基础，消灭所有现行秩序的捍卫者”。这些制度基础不仅涉及经济和法律，同时也包括婚姻和家庭，特别是教会和宗教，因为它们逼迫民众相信上帝，“一个不存在的物体……一个用狂热幻想编造出来的梦幻图像”。[36]
1705671544
1705671545
1862年5月15/16日深夜，圣彼得堡多个地方发生了火灾。大火持续了整整两周，将许多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化为灰烬。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大为震惊。斯特拉霍夫后来回忆好友当时的反应时说：
1705671546
1705671547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去郊外小岛上散散心。我们从汽船上看到，远处一股股浓烟在三四个地方升起，飘在城市上空。……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场火灾是人为纵火的结果，但是，像那个时代许多可悲的事件一样，这场火灾也出于某些原因而没能得到澄清。 [37]
1705671548
1705671549
尽管这起火灾的原因的确没有查清，但是由于火灾的发生与《青年俄罗斯》传单的流行在时间上重叠，因此坊间散布着一种谣言，称这场火灾系革命学生所为。右翼报刊把这种谣言变成了官方说法。相反，左翼人士则认为，这场大火是当局的把戏，目的是为对政治敌对阵营采取更严厉镇压手段制造借口。
1705671550
1705671551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多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经历体会到，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强烈好感的很多人便属于那些关心政治的年轻学生当中的一员。当局针对学生采取的严厉措施，就像大火一样令他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为《时代》杂志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把纵火罪名栽赃给学生的行为予以坚决驳斥。[3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称，那些传单文章的措辞和文采之浅薄，简直令人耻笑，它们绝不可能是出自有学问的人之手。把这项罪名推给这些身为国家未来希望的学生，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人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谣言，司法机关应当对案件进行调查，找出纵火案背后的真正元凶。这两篇文章都遭到了审查部门的查禁。在呈送沙皇的文章校样上，人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亲笔批注：“此乃何人所书？”[39] 对陀氏兄弟合办的杂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1705671552
1705671553
1705671554
1705671555
1705671556
圣彼得堡大火，法国《画报》杂志上的插图，1862年7月5日
1705671557
170567155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1872年创作的《群魔》以及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都提到了圣彼得堡的这场大火。在《作家日记》中，作家特别提到了1862年传单满天飞的那些日子：
170567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