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671550
1705671551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多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经历体会到，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强烈好感的很多人便属于那些关心政治的年轻学生当中的一员。当局针对学生采取的严厉措施，就像大火一样令他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为《时代》杂志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把纵火罪名栽赃给学生的行为予以坚决驳斥。[3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称，那些传单文章的措辞和文采之浅薄，简直令人耻笑，它们绝不可能是出自有学问的人之手。把这项罪名推给这些身为国家未来希望的学生，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人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谣言，司法机关应当对案件进行调查，找出纵火案背后的真正元凶。这两篇文章都遭到了审查部门的查禁。在呈送沙皇的文章校样上，人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亲笔批注：“此乃何人所书？”[39] 对陀氏兄弟合办的杂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1705671552
1705671553
1705671554
1705671555
1705671556
圣彼得堡大火，法国《画报》杂志上的插图，1862年7月5日
1705671557
170567155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1872年创作的《群魔》以及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都提到了圣彼得堡的这场大火。在《作家日记》中，作家特别提到了1862年传单满天飞的那些日子：
1705671559
1705671560
一天早上，我在屋外的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传单，就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奇怪东西。……题目叫《致青年一代》。真是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无聊、更浅薄了。文章内容写得慷慨激昂，可形式却很滑稽，除非是哪个对手想让这些人出丑，才会发明这样的玩意儿。 [40]
1705671561
1705671562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回忆说，就在当天，他决定去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登门造访。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批评家，当年在年轻人中间颇有影响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当时并不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份传单的作者以及纵火犯们有直接瓜葛，而只是想请求对方利用其在愤青们当中的知名度，对这些年轻人加以规劝。可是据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事情并非如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认定他和纵火犯有直接关系，所以请求他去劝说那些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41]
1705671563
1705671564
就在这次会面几周过后，审查机关责令《现代人》杂志停刊。1862年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里关押两年后，被判处七年苦役，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就在6月10日，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对刊登有关包庇纵火犯禁文的《时代》杂志做出停刊八个月的处理，但负责审查事务的内务大臣彼得·瓦列夫（Pjotr Walujew）拒绝了这一建议。[42]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悬在自己头顶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毫无意识。就在三天前，1862年6月7日，他刚刚登上了从圣彼得堡驶往柏林的列车，开启了自己的首次欧洲之旅。
1705671565
1705671566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3]
1705671567
欧洲：进步的象征
1705671568
1705671569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假期是他应得的。在过去两年里，他完成了超过一百印张的文稿，修订了自己的早期作品并重新付梓。作为《时代》杂志编辑，他阅读和编校了无数陌生作者的稿件。另外，他还出席了大大小小数十场面对公众的活动，并尽职尽责地履行着自己身为文学基金会秘书的工作，更不用说那些因声名所累而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应酬。这些负担和压力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自从回到圣彼得堡后，就像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一样，他将每次发病的经过也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在本子上。另外，慢性支气管炎和痔疮也为他增添了新的烦恼。
1705671570
1705671571
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生只能为他开出强迫休假的医嘱，建议他到“巴德加施泰因的温泉或比亚里茨的海水浴场”去做水疗。[43] 拿着这份医嘱，他很快便得到了当局批准，同意他去国外做较长时间的旅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即使自己几个月不在，杂志也能维持正常运转。米哈伊尔对弟弟的出国旅行计划虽然感到不悦，但是他心里却也另有所图，他希望费奥多尔的欧洲之行能够在文学上或多或少为杂志带来一些回报。尽管和审查机关的麻烦仍然未能解决，但这一年杂志的绩效颇为可观。1862年，订户数量超过了四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稳居前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启程前已经为妻儿做好了安排，他把《死屋手记》未结清的稿酬都留给了他们作为生活费。
1705671572
1705671573
在出发前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告诉弟弟安德烈，他将独自一人出行，而把玛丽娅留在圣彼得堡，因为他手头的积蓄不够支付两人旅行的费用。再说，玛丽娅还要照顾儿子帕沙，后者正在准备文理中学的入学考试。但这些只有一半是实话，因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言（1868年12月11日和23日），身为《时代》杂志主编，他一年赚到的钱有七八千卢布，这笔数额相当于政府高级枢密顾问年俸的四倍。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独自出行是另有原因的。早在搬回圣彼得堡之前，他与玛丽娅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没能让两人的感情得到挽救，夫妻两人之间早已貌合神离。
1705671574
1705671575
1862年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登上了驶往柏林的列车，并于6月9日（21日）抵达。[44] 他的旅行计划按照现代说法可以算作“城市观光游”：6月22日，德累斯顿；23日，法兰克福和威斯巴登；24日，海德堡；25日，美因茨；26日，科隆。到了法兰克福后，他特意花了半天时间，去了邻近城市威斯巴登。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进了赌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赌场是个神奇的地方，后来他常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吸引他做出这一安排的，大概是他带在身边的一本旅行手册：《莱夏德德瑞两国游指南》。书中介绍说，在“威斯巴登这个花花世界”，各种赌博项目“一应俱全”。[45] 米哈伊尔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弟弟：“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再赌钱了！用这种方式来挑战命运，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凭理智无法做到的事，靠运气也一样做不到。”[46]
1705671576
1705671577
不过在当时，这些担心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费奥多尔已经离开了威斯巴登，正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在6月28日凌晨抵达后，他将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旅程中第一次在一个地方逗留的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与土里土气的柏林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酸涩或至少是甜中带酸的印象”相比，巴黎这座法国大都市对他这样的“平常游客”来说，可谓应有尽有。不过，他在描述这个城市时，仍然觉得它“难以想象的无聊”。其原因肯定不在巴黎本身，而是如斯特拉霍夫所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懂得旅行的乐趣，他既不爱欣赏自然风光，对历史遗迹和艺术品也鲜有兴趣，或许只有那些伟大非凡的艺术品除外”。[47]
1705671578
1705671579
7月1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巴黎出发前往伦敦，开始其为期一周的旅行。在伦敦，他将参观著名的水晶宫，还将多次到亚历山大·赫尔岑位于帕丁顿车站附近的别墅造访。十年来，赫尔岑在这里陆续接待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还有狄更斯、特洛勒普（Trollope）、卡莱尔（Carlyle）等英国本土名人。“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这儿，”赫尔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来访后写道，“他是个幼稚、头脑有些混乱但很和蔼的人，对俄国民众抱有狂热的信心。”[48]
1705671580
1705671581
返回巴黎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7月底经科隆和莱茵河谷前往瑞士。8月初，他在日内瓦见到了斯特拉霍夫。两人早在巴黎便已约好在瑞士会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谨慎，详细向好友描述了自己将会在哪里留下哪些信息，以免与朋友错过。但实际上，这些担心实在是多虑。斯特拉霍夫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对方：他一到日内瓦便直奔勃朗峰码头附近的咖啡馆，并在第一家找到了好友。后来，咖啡馆成为“台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作家在欧洲旅行时的自称）最常光顾的地点，特别是在日内瓦这种能够买到俄文报纸的城市。
1705671582
1705671583
1705671584
1705671585
1705671586
威斯巴登温泉赌场，1870年前后
1705671587
1705671588
7月底，两位好友携手出游佛罗伦萨。在为期十天的旅行中，两人下榻在古城中心托纳波尼路上的“瑞士旅馆”。斯特拉霍夫整天忙着参观乌菲兹美术馆、大教堂、佣兵凉廊、波波里花园等名胜古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天主圣三广场附近的维约瑟索斯图书馆，那里有大量外文报刊可供阅读，其中也包括俄文报纸。每天图书馆关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会回到旅馆继续自己的阅读，当时他手头读的书是不久前出版的热门小说——维克多·雨果的新作《悲惨世界》。看完后，他还要把这些书还给它的主人斯特拉霍夫。雨果的这部小说，重新唤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的关注。雨果凭借这部作品成为19世纪世界文坛巨匠，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将“为失败的小人物树碑立传”作为创作的核心。[49]
1705671589
1705671590
斯特拉霍夫也很喜欢雨果的这部小说，可是在他看来，既然到佛罗伦萨旅游观光，就应当做些比阅读俄文报纸和法国小说更有意义的事。只有一次，他成功说服好友与自己一起去参观乌菲兹美术馆，可陀思妥耶夫斯在里面待了没一会儿，便急不可耐地催促朋友离开。于是，两人一同走出了美术馆，“我想，我们连美第奇的维纳斯都还没有看到”。[50] 在柏林与热那亚时，那里的街道总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联想到俄国首都的大街，佛罗伦萨的阿诺河又让他想起了圣彼得堡的丰坦卡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陌生城市里遇到的一草一木，要么是唤起他对熟悉事物的记忆，要么是被他视作粗俗或怪异而受到嫌弃。
1705671591
1705671592
8月中旬，两人分手道别。斯特拉霍夫将继续前往巴黎，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踏上了返回圣彼得堡的旅途。9月5日，他刚刚回到家，便立刻投身创作，把一路上的见闻变成文字。这些落在纸上的文字以《冬天里的夏日印象》（Winternotizen über Sommereindrücke ）为题，发表在《时代》杂志2月和3月刊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一系列文章开创了一种介于游记与随笔之间的全新文体，从此之后，这种风格变成了陀氏新闻写作的标志性特征。
1705671593
1705671594
这部作品的标题与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三世》的开篇似有某种联系。莎士比亚是将“严冬般的宿怨”变成“融融的夏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把夏日里的印象变成了“严冬般的宿怨”。这股怨气并不是针对欧洲本身，而是针对俄国人对欧洲的崇拜传统。这项传统是由彼得大帝一手开创的。身为“沙皇与木匠”，彼得大帝曾亲自率众赴欧洲考察旅行，向荷兰人学习造船技术。其后继者叶卡捷琳娜大帝从家道中落的狄德罗手中买下了他的全部藏书，建立了图书馆，并以法国启蒙主义书籍的第一位俄国读者自居。后来成为亚历山大一世御用史官的尼古拉·卡拉姆津，曾于1791～1792年踏着他所崇拜的伟人足迹在西欧各地游历。他在柯尼斯堡拜会了康德，在魏玛见到了维兰德与赫尔德，在苏黎世与拉瓦特（Lavater）会面，在日内瓦湖畔与卢梭神交（“今日清晨五时，我手里拿着一本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心情愉悦地离开了洛桑。”[51]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卡拉姆津在他的旅行札记《一个俄国旅行者的书简》（1791/1792年）中记录下的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之行，成为欧洲游的标准路线图。前往欧洲旅行的俄国游客们怀揣着卡拉姆基的《书简》，拿自己一路上的感受与作者在书中描述的印象进行比对。[52] 只有了解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清楚地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里的夏日印象》对卡拉姆津“欧化俄国人”立场的反叛。[53]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立场是在文化上对欧洲的卑躬屈膝，是早已过时的一种陋习。另外还有一种俄国旅行者的行为既典型又很丢人：这些人刚刚走出俄国边境，进入东普鲁士的地盘，“便像找不到主人的小狗一样慌了神，心急火燎地窜来窜去”。从这一比喻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关注的并非民众的无知和蒙昧，而是俄国人的自信心问题，其目标是帮助俄国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面前的自卑情结，树立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意识。
1705671595
1705671596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的描写更多是出自“严冬般的宿怨”的视角，它与俄国长期以来对西欧文化优越性的膜拜形成了强烈对比。所有与德国文化相关的一切都遭到排斥，特别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只因“德国造”而被奉为榜样的种种事物。科隆大教堂便是这些德国“榜样”中的一个。当年在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书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曾按照课堂要求，花费大量精力钻研它的建筑结构。后来他的手稿四周经常绘有各种哥特式尖塔、枝形花纹和穹形图案，便是出于这一缘故。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座在德国天主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教堂毫不留情地大加嘲讽：“在我眼里，它就像是精心编织的蕾丝，除了蕾丝还是蕾丝，就像是从女性服饰店买来的物件，形状类似于一个一百五十米高的镇纸。”这座德国人引以为傲的19世纪建筑杰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以这样的方式被矮化，与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年）中将科隆教堂喻为一座巨大的“理性监牢”的意象迥然相异：“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狱/狡狯的罗马信徒曾设想/德国人的理性将要/在这大监牢里凋丧！”
1705671597
1705671598
在这次旅行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瑞士逗留了一个半星期。可是，他对俄国人赞美有加的瑞士山水几乎视若无睹。意大利也是一样。这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山川美景的麻木造成的，而是因为，无论德国、瑞士还是他曾热烈向往的意大利，都不是他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地。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法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法语水平远远超过德语和意大利语，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维克多·雨果、欧仁·苏、弗雷德里克·苏利耶（Frédéric Souliés）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他对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像圣彼得堡一样熟悉。
1705671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