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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屠格涅夫在巴登-巴登的别墅拜访时，后者把尚未完成的短篇小说手稿《幻影》（Gespenster ）交给了他，让他先睹为快。这是他很久以前便答应陀氏兄弟，准备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作品。可一心惦记着赌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手稿丢在了旅馆，到临行前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屠格涅夫。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他坦白承认了这一点。这时，米哈伊尔正在圣彼得堡为杂志复刊的事四处奔波，为资金困难而急得焦头烂额。听到弟弟的消息后，他怒不可遏（“我简直没法说，你这是犯了多么愚蠢的一个错误！”）。而且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同行时，竟会跑去赌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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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屠格涅夫会面的三天后，两人登上了前往都灵的列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次为期两周的意大利之行是一场对性欲的磨难。在头几个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违背自己最初“兄妹行”的承诺，试图恢复两人在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阿波利纳里娅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动动小手指，就能让对方燃起欲火。但她显然很享受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折磨对方，这种折磨不乏性虐的色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中，经常会见到有类似行为的女性，如《白痴》中的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格鲁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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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的一天夜里，出现了令人不快的一幕。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阿波利纳里娅道晚安时，后者出于感动和谢意拥抱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忍着欲火离开了对方的房间，“这样离开让他觉得很丢脸（当时是夜里1点，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退缩格外感到羞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言，“俄国人是永不服输的”。[79] 这种赌徒式的大男子主义姿态正是“60一代”女性最仇恨的对象。阿波利纳里娅在她的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中，几乎不加掩饰地复述了这次意大利之行的经历。在小说中，两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是这样爆发的：男主人公洛斯尼茨基（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洋洋得意地吹嘘着自己以往的种种艳遇，女主人公安娜·帕夫洛芙娜（意指阿波利纳里娅）对此惊愕不已（“这种很多男人身上常见的自恋狂行为令她大感意外，她从没有想到他会是这种人”）。随着男主人公性自负一面的暴露，他在情人眼中的光环也渐渐褪去。安娜·帕夫洛芙娜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以往被她忽视的令人讨厌的缺点，这些“在亲密关系中举足轻重的日常做派原本是那么重要”。正因为“这个人过去在她眼中几乎是完美的化身”，所以“他性格中的浅薄一面”才令她备感失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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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冲突达到顶点后选择了投河自尽。而阿波利纳里娅却表面若无其事地继续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旅行。两人在都灵待了整整一周。一天在餐馆共进午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冒出个想法，要把恺撒主义作为小说《罪与罚》的另一个主题：“就在我们吃饭时，他看着一个正在上补习课的小姑娘说：‘喂，你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耄耋老人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突然发话：我想毁掉这座城市！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往往是这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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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灵之后，两人又去了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和里窝那。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都灵，阿波利纳里娅从这里出发返回了巴黎。在这次旅行过程中，两人的感情危机因为经济拮据而更加雪上加霜。两人经常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去当掉，或向沿途遇上的同胞借钱，实在走投无路时，只能向老实忠厚的米哈伊尔求助。米哈伊尔自己虽然也债务缠身，但他总能找到办法，凑齐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给弟弟汇去。他督促弟弟赶紧着手新的创作，该计划因为后者一路上心情不佳而未能提上日程。“我把在都灵写的东西都撕了。按照要求去写作，实在是令人厌恶。”（1863年9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罗马给好友斯特拉霍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联系《阅读文库》（Lesebibliothek ）杂志的出版人彼得·鲍伯里金，向后者推荐自己正在酝酿的新作品《赌徒》（Der Spieler ），并请求为此预付三百卢布稿酬。作为解释，他在信中写下了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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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文学无产者，谁想要我的作品，就得事先向我付钱。我本人也仇恨这种体制。但世道如此，而且似乎将来也不会改变。（186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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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钱支付旅馆的账单，他只好再次写信到巴黎求助。阿波利纳里娅本人虽然也手头拮据，但还是给他寄去了三百法郎，好让他能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不过，刚到威斯巴登不久，他又把这些钱输得一干二净，而不得不向路遇的同胞借钱救急。10月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满怀内疚地回到圣彼得堡。就在这时，他得到莫斯科民事法庭的通知，不久前去世的姨父亚历山大·库马宁在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三千卢布遗产。这笔钱虽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期待的数额要少，却足以帮他缓解眼下的财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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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灾难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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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他发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妻子玛丽娅已经病入膏肓。1863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妻子把家搬到了莫斯科，这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偏僻的弗拉基米尔好得多，而圣彼得堡的潮湿天气对妻子的康复不利。在圣彼得堡，米哈伊尔还在为恢复杂志出版权四处奔波，虽然迄今仍然一无所获，但从高层部门传来的消息却让人重新燃起了希望。1864年1月27日，好消息终于来了。内务部通知米哈伊尔，当局批准他出版一本新的杂志，杂志定名为《时世》（Epoche ）。接下来，米哈伊尔面临的是杂志编辑和管理的一大摊事，而弟弟因为要留在莫斯科照顾妻子，一时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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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杂志的未来命运也令人担忧。杂志第一期的现有稿件里，能够吸引读者的只有屠格涅夫的作品《幻影》。要想在出版业重整旗鼓，这是远远不够的。令米哈伊尔尤其失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欧洲之行中没有写下一个字。事先计划的能够唤起读者对新杂志兴趣的作品，眼下还没有一点眉目。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1月从弗拉基米尔搬到莫斯科后，才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名为《地下室手记》的新作，而且因为要同时照顾病重的妻子，写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同样进展缓慢的还有杂志的营销，订阅的人数——同时也意味着资金的注入——远远低于预期。米哈伊尔虽然卖掉了自己的烟厂，可除此之外却没有任何资金储备，因此他只能依靠贷款来维持杂志运营，这其中包括支付广告费、员工工资、给作者的稿酬以及印刷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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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兄长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像，K.特鲁托夫斯基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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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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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64年4月，《时世》杂志第一期才以1月、2月合刊的形式投入市场。这时候，医生已经放弃继续治疗垂危的玛丽娅。3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哥哥，据医生讲，玛丽娅已经撑不到复活节了，并请哥哥转告住在米哈伊尔家的继子帕沙马上赶往莫斯科。1864年4月14日深夜，玛丽娅咯血不止。在神父的临终祷告声中，她和家人一一吻别。在挣扎了一天一夜后，4月15日傍晚，在距离复活节还有三天时，玛丽娅离开了人世。按照俄罗斯习俗，玛丽娅的遗体在下葬前被摆放在一张灵桌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她守灵，并写下了当时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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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玛莎躺在桌子上。我还能再见到玛莎吗？——人不可能像基督训诫的那样爱人类如爱自己。尘世间的个性法则约束着人，自我妨碍他这样做。唯有基督能够爱人类如爱自己，然而基督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个永恒的理想。按照自然法则，人类也必须努力追求它。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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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做出判断：假如人类毕生都在为追求理想而努力，但生命却最终将随着死亡而化为乌有，那么无论人类的历史还是个体的历史，都将是无意义的。人类的存在只有在一种前提下才有意义，这个前提便是，在生命完结后还存在另一个生命，一个“未来的、如天堂一般”的永恒不灭的生命。而世界以及人类苦难的道德合理性也必须具备一个前提：人能够确信，他可以通过爱的牺牲以及将自我与全人类融为一体来克服本能（“个性法则”）的惰性，哪怕只是在乌托邦的意义上。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人便会不断地受苦，并将这种苦难视为罪孽。但是，无论是自我矛盾带来的永无休止的苦难，还是“遵循（基督教）法则，通过牺牲而获得的天堂般喜乐”，都属于“人类境况”（conditio humana）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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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牺牲理念在基督教世界观中的核心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便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精神斥为抽象的乌托邦，它与西欧崇尚的“个性原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真正的博爱精神在西欧人的“天性”中并不存在。到1870年代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会更进一步，把出于仁爱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格——这正符合了《新约》中“彼此相爱”的训诫（《约翰福音》13，34）——称作俄国人所独有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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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为玛丽娅守灵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头脑中开始萌生了这些极具个人色彩、尚不确定、仍在试探和摸索中的思考，但此时的他，仍然是读者们熟悉的那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总是针对某一派别并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这些人有时是“理论家和虚无主义者”，有时是“反基督教者”或“无神论者”，有时是“唯物主义者”或“革命党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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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的教义是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它意味着死亡。真正哲学的教义（即基督教教义，作者注）是根除惯性，它就是思想，它就是宇宙的核心，它就是宇宙与其外部形式、质料的综合，它就是上帝，它就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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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虽只有寥寥几句，却涵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作品的思想纲要。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作品都“将基督教法则与个性法则之间的命运冲突加以戏剧化处理”，[84] 并将“伪哲学家”的世界观作为靶子，围绕下述主题展开叙述：上帝与永生，精神与物质，自由与慈悲，信仰与知识，神人与人神，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俄国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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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于4月17日下葬。十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退掉了莫斯科的公寓，搬回了圣彼得堡，帮助哥哥米哈伊尔打理《时世》杂志编辑部的事务，同时以秘书身份定期出席文学基金会的会议。6月1日，他以出国治疗为由，向执委会提出了一千五百卢布的借款申请。因为他用从姨父库马宁那里得到的遗产及时还清了从文学基金会得到的上一笔借款，因此，他的此次申请以微弱多数获得了批准。但是作为执委会成员，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向基金会申请补助，也让执委会一些成员感到不满，并在不久后受到审计委员会的质疑。[85]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出国旅行计划和上次一样，并不是为了找西欧癫痫病专家为自己治疗，而是想尽快与阿波利纳里娅再次见面。因为后者不久前告诉他，自己将于6月初去比利时疗养，并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与她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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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到了护照。但是，旅行计划却被迫延迟，因为前一段时间患上肝病的米哈伊尔突然病情加重，已经没有能力打理编辑部的事务。7月初，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昏迷，之后再没醒来，直到7月10日凌晨因胆囊大出血去世。玛丽娅的离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留下了长长的阴影，而哥哥米哈伊尔的去世对他来说则如晴天霹雳。米哈伊尔从一开始便对弟弟的文学才华深信不疑，并在精神和物质上始终给予他鼎力支持。他创办刊物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弟弟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并且一手包揽了编辑部的所有日常杂务，好让弟弟能够专心进行文学创作。每当费奥多尔在钱的问题上遇到麻烦，他都会无条件地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从莫斯科的童年时代开始，他便是弟弟最亲密的伙伴和知音。费奥多尔可以随时向他敞开胸怀，把他当作最坚实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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