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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32 在西欧,速记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在俄国,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速记才开始得到普及。俄国第一次使用速记,是1860年圣彼得堡大学举办的米哈伊尔·波戈丁(Michail Pogodin)与尼古拉·科斯托马洛夫(Nikolaj Kostomarow)关于俄国历史起源的辩论会。从那以后,速记在俄国逐渐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除了司法和行政机构,也包括文学界。在圣彼得堡,速记行业的权威是编辑和翻译家帕维尔·奥利欣(Pawel Olchin)。他在德国纽伦堡学习了德国速记法,并以其两次再版的三卷本《俄语速记手册——根据加贝尔斯贝格速记体系编写》获得了俄国速记普及国家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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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34 自1865年起,奥利欣开始在圣彼得堡第六男子中学夜校教授速记,上课的大部分是女生。奥利欣从米柳科夫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于是便找到自己的学生、当年二十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问她愿不愿意为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七印张篇幅的作品担任速记,稿酬扣除佣金后为五十卢布。安娜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据她所说,《死屋手记》曾让她流了不少眼泪,[116] 如今,“想到我不仅能认识这位天才作家,而且还能为他的工作助一臂之力,这使我非常激动和欣喜。奥利欣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条,上面写着:‘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小麦向斯克街拐角处,十三号公寓,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的想象中,《死屋手记》的作者应当是个高身量的魁梧男子,长着一张清瘦苍白而严厉的脸。可她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上毫无血色,略带病容,浅栗色甚至带点棕红色的头发上涂了许多发蜡,梳得很服帖,像是戴着假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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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36 10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口述的工作,通常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他花了些时间,才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口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快步在屋子里来回走,从门边向斜对面的火炉走去,到了火炉边,总是在上面敲两下。同时,他吸着纸烟,经常把未吸完的烟丢到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烟灰缸里,然后又点上一支”。安娜回到家后,把速记的内容誊清,第二天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同时“开心地向他汇报新写的页数”。三周半之后,在10月29日这一天,书稿彻底完工了。1866年10月30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五岁生日。这天,安娜特意换了件紫色的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裙子和她很相配,让她显得个子高了,身材也更苗条了。[118] 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对稿子做最后的修改。11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书稿,来到布尔沙亚·莫尔斯卡亚大街斯捷洛夫斯基的办公室,可这位出版商却不在。也许他是成心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扑个空,这样他就可以在未来九年里无偿出版后者的作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从一位法官好友的建议,把书稿交给了负责斯捷洛夫斯基所在住宅区的警局,并让对方出具了收条。这样一来,斯捷洛夫斯基就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找他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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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38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9]
1705671839 鲁列滕堡的豪赌:《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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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41 斯捷洛夫斯基拿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后很快便拿去送印,所以在1866年12月初,书便上了市。在这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名叫鲁列滕堡(Roulettenburg)[119] 的小城,它是作者以德国西部的巴德洪堡、巴登-巴登和威斯巴登等以温泉和赌场闻名的城市为蓝本虚构出来的。正如1863年在信中告诉斯特拉霍夫的那样,故事情节是围绕一位身在国外的俄国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展开的。因为自认为“在俄国没有证明自身才华的机会”,阿列克谢来到德国后,把全部热忱都投入赌博中。他的身份是家庭教师,主人是一位年迈却依然精力充沛的将军。阿列克谢爱上了将军的继女波林娜,除了他,一位自称德·格里耶侯爵的法国人和英国阔佬阿斯特列依先生也在追求者之列。此外,围在将军身边的还有一位二十五岁的法国交际花布朗歇小姐,将军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就像在赌博和爱情的欲火之间摇摆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一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相互之间也都被爱情或金钱关系拴在了一起。假冒侯爵的法国人德·格里耶在听说波林娜从继父那里得不到分文遗产后,立刻对她失去了兴趣。而对英国人阿斯特列依早就没有了爱意的波林娜因为欠对方的钱,急不可耐地想通过赌博摆脱因债务受到的束缚。另一边,布朗歇小姐虽然从将军那里得到了许多昂贵的礼物,可当她听说对方已经破产,而他期待已久的从富有的伯母——耄耋之年的莫斯科地主安东尼达·瓦西里耶夫娜·塔拉谢维奇娃——那里继承大笔遗产的希望也已经落空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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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43 这位传说中已不在人世的富婆的突然到访,把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刚到鲁列滕堡,身子还没有落定,这位行事果断的老太婆便直接奔向了赌场。在轮盘赌桌边,因为她始终不顾劝阻,坚持要把赌注压在胜率最低的数字“零”上,所以在短短几天里,便输掉了数十万法郎。[120] 与她的运气相反,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却在轮盘赌中一下子赚到了二十万法郎。他找到波林娜,拿了五万法郎给她,让她还清欠法国人德·格里耶的债务。然而出乎阿列克谢意料的是,波林娜在与他共度一夜良宵后,却在第二天清晨把钱摔在阿列克谢脸上,然后扬长而去,因为她不愿为了钱而出卖自己。于是,两人的缘分就此一刀两断。之后,阿列克谢作为布朗歇小姐的新情人,随着这位漂亮风骚的女子一同去了巴黎。在巴黎,阿列克谢靠着赌场上赢来的钱,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没过多久便感觉一切都无聊透顶。在小说结尾,阿列克谢在外游荡了一年半之后,又回到了鲁列滕堡。对赌博的痴迷让他变得身心颓废,钱也赌得精光,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死人”。但是,如同所有赌徒一样,阿列克谢仍然没有放弃梦想,仍然期待着能在轮盘赌桌上大赚一笔,以便“重新做人”,彻底戒掉赌瘾:“明天,明天一切将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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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45 作为一部在短短三周内仓促写就的作品,《赌徒》从文学水平上看算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顶尖之作。但是,正因为作者面对巨大的时间压力,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即兴创作天赋,选择自己驾轻就熟的技巧和题材以及人物和情节设计,因此,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写作手法而言,这部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仍然颇具代表性。这其中,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便是一个例子。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日记式的“即时写作”(writing to the moment):“我刚刚听说……玛丽娅·弗里波夫娜今天已经去了卡尔斯巴德……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写法可以将读者对事件发展的预知降到最低,同时让由此产生的意外效应达到最大程度。另外,小说中的大量对话以及始终将焦点放在“当下危机”[121] 的扣人心弦的戏剧化描写,也都是作者最擅长的写作手法。正是这种戏剧化特点,使得这部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和戏剧舞台。此外,同样具有典型陀氏风格的,还有对不同人物身上的国民性特征的描写:一边是典型的俄国人——热情豪放、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的莫斯科富婆;另一边是以布朗歇小姐、德·格里耶为代表的狡诈阴险的法国佬,以沃尔默赫尔姆伯爵为代表的愚蠢德国人,以及将军这种被欧洲文化同化的俄国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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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47 小说的主人公和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作为一种人物类型,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多余人”形象的后继者。他和地下人一样,都拥有聪慧敏锐的头脑,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方向和意义,原因在于他失去了与俄国土地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一样,最终陷入了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意志缺失时,他便会“被狂热的刺激所吸引,例如赌博这种纯粹标志着堕落的恶习”。[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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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49 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与金钱和财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主题层面上,《赌徒》堪称一份关于财产转移的现象学分析报告。从偷窃(在轮盘赌桌上偷拿别人赢的钱)、贪污(将军侵吞公款)、(为了贪财的)“庶民式”或(为了消遣的)“贵族式”赌博,到通过劳动获取正当收入(阿列克谢为将军家担任家庭老师),再到爱情交易(交际花布朗歇小姐)、豪爽的馈赠(阿列克谢送给波林娜五万法郎还债)以及遗产继承(富婆给波林娜的遗产),在这部小说中,所有物权转移形式几乎都被囊括其中。“我们要拿钱做什么?”阿列克谢问波林娜。“什么叫拿钱做什么?金钱便是一切!”波林娜如此答道。在鲁列滕堡,金钱的的确确便是一切,所有人和事都在围绕它运转。轮盘赌就像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手里的车轮一样,象征着金钱至上思想和现代世界的赌博式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里,“只要轮子一转动,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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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51 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俄罗斯理念”为基础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主要并不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各种人物在金钱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俄国与欧洲在文化上日益凸显的矛盾。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批判的对象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拜物主义思想,那么在《赌徒》中,他的讽刺对象则是德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按照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在德国,人们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积蓄。为了掩盖这一真相,德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位家长,像布道一样不停地向他的家人宣扬勤俭的美德,并且把这种以积累财富作为唯一意义的生活,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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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53 每个这样的家长都有自己的家,每逢晚上,他们都大声念教训人的书。小小的屋上,榆树、栗子树沙沙声不断,夕阳西落的晚霞,一只鹳鸟伫立在屋顶上,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意,一切是那么动人……人人都像牛马一样干活,大家都像吝啬鬼一样积聚钱财。……这样,经过五十或者七十年,第一位家长的孙子确实已经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资本,并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又传给自己儿子,儿子再传给自己儿子,经过五六代,洛希尔男爵,或者说高贝、康姆普……或者还有什么鬼知道的什么人出现了。瞧,场面怎么能不壮观:一百年或者两百年传宗接代的劳动、苦头、智慧、诚实、毅力、刚强、盘算,还有屋顶上的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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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55 阿列克谢对德国人“严格避免任何形式的放纵和享乐”的工作狂精神所提出的异议,与马克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观点如出一辙,在时间上则先于后者。如果考虑到韦伯对俄罗斯文化的强烈兴趣,我们甚至不妨大胆地推测,陀氏作品或许对韦伯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尤其是在工作与生活的手段—目的关系倒置的问题上。[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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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57 与德国人的勤俭和吝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莫斯科富婆为代表的俄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她在赌博时总是孤注一掷,投入巨额赌注,直到把家产输得精光。身为将军遗孀,她原本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但是她在赌博时的做法,却是上等人所鄙视的“庶民式”赌法。19世纪的俄国贵族一向以注重德行自居,这其中也包括对待赌博的态度。他们将赌博看作冲动情绪的调节器,而不是发泄冲动情绪的闸门。[124] 一位“贵族式”赌徒在轮盘转动时应当保持冷静,即使赔掉了大笔赌注,也要面不改色,不能乱了分寸。相反,“庶民式”赌徒在赌博时一心只想赢钱。其动机只有狂热和对金钱赤裸裸的贪欲,而对仪态则完全不管不顾。莫斯科富婆便是如此,她在输了钱后生气得大吵大嚷,烦躁地用手指不停地戳着替她下注的阿列克谢的腰眼。富婆最后逃回了莫斯科,在她的口中,那是一个不受金钱所累的世外桃源:“在莫斯科,在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那样的果园,那样的花,这里都没有,香味,正在成熟的小苹果,一眼望不到边——这里都没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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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59 在“庶民式”与“贵族式”赌博的对照之上,是“墨守成规”和“不拘小节”相对应的文化类型上的反命题。在《赌徒》中,西方的德行和伦理观被视作一种抽象的、反对生活享乐的态度立场,而莫斯科富婆则是俄国人的形象代表,其守护的一切,正是地下人口中的“鲜活的生活”。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看来,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是“俄国人太富有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太过聪明,不愿让自己随随便便地受到某种规矩的束缚”。在西方美德法典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一个人赚取资本的能力。而这一点,却与俄国人的天性相悖。他们不但“不会赚取资本”,还随意地“挥霍资本”。所以,他们非常倾心于像轮盘赌这样的方法,可以不花气力发大财,当然也很有可能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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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61 因为《赌徒》或多或少具有某些自传的色彩,因此人们经常把这篇小说看成一部半纪实作品。不过,它确实也为我们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提供了不少帮助,特别是在为赌博的正当性辩护方面,作者与主人公所采取的伎俩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其中最异想天开——与挑战命运之类的浪漫说法远远扯不上干系——的理由是,每天出入赌场其实不过是一种工作的方式,只是有些异类而已。“为什么赌博要比其他赚钱手段恶劣,比如说做生意?”阿列克谢质问道。在赌场,人们可以比在其他地方更轻松地赚到“快钱”,倒不一定是“大钱”。一个人要想把玩轮盘赌当成一份“正经”差事,就不能动辄押上全部家当,而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并努力做到“在游戏的每个时刻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186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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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6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提到轮盘赌时,为自己辩解道:他曾在威斯巴登凭借自己发明的一种“套路”赢了一万法郎,后来是因为他变换了套路,才开始输钱(1863年9月8日)。靠“套路”赌博必须要冷静地计算,对陀氏笔下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来说,这种做法太过“欧化”,从文化上讲绝不能接受。身为“一个不靠算计赌钱的凡夫俗子”,他对“深谋远虑”的做法向来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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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65 另一个为赌博辩护的策略是,把赌博美化成一项拯救计划。阿列克谢想用赢来的钱保护波林娜,使其不再因债务而受德·格里耶的摆布。但波林娜拒绝接受这笔馈赠,因为她不想把和阿列克谢共度的一夜良宵变成一场交易。从故事逻辑上讲,这段情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说到底,最初是波林娜恳求阿列克谢替她去玩轮盘赌,好把她救出眼下的苦海。虽然遭到波林娜的拒绝,但赌博在这里却因为这个高尚的目的,变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行为。赌博赢来的钱是用于“馈赠”这一物权转移的最高形式,因此去除了赌博原有的腐化贪婪的气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用同样的方式在哥哥面前为轮盘赌辩护,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去赌博,是为了用赚来的钱“拯救你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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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67 在书中,主人公不仅用道德理由为赌博做辩解,还从种族的角度将“庶民式”赌博称作俄国人对待金钱这种生存工具的典型态度:潇洒而富有活力,并以挥霍为荣。通过诗意化处理,轮盘赌俨然变成了催生激情的发动机。赌桌上不停转动的数字罗盘象征着赌场上资金周转的速度,同时也是赌徒们在亢奋中忘乎所以、迷醉癫狂的写照。阿列克谢最终不得不承认,他“对金钱应付不来,简直被它冲昏了头脑”。[126] 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身上,对爱情的痴狂与赌博的狂热交织在一起。当波林娜第一次向他示好之后,他坐在轮盘赌的赌桌前“像发烧一样”晕晕乎乎,然后赢下了十万弗罗林金币。赌博的亢奋把金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变成了享乐的对象:“当时,眼瞧着钱币在我面前不断地聚集和堆积,我感觉到一种难以抵抗的莫大享受。”最后,这场气氛紧张的赌局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扛着装满钞票和金币的沉甸甸口袋,阿列克谢几乎迈不动步子,仿佛随时都会瘫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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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69 作为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样,对赌博有着同样的狂热。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从未像小说中那样,用“诗意”这种所谓赌博的最高境界为自己的赌瘾寻找说辞。他在1863年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在介绍这部小说写作计划时,特意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这样写道,赌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位诗人”。但是对他自己来说,无论他把这种冒险的欲望看得多么神圣,他从内心都对这种可悲的“诗意”深深地感到羞耻(1863年9月18/30日)。因此,赌博的“高贵”和“诗意”只是小说主人公的看法。但是,这种“高贵化”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它的目的不过是掩盖人内心对赌博卑劣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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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7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年代与亲友的通信中,经常会流露出对自己沉迷于赌博的羞耻感。他常常在信中恳求对方原谅他的这一恶习,并替他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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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73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特别是帕沙。这孩子还很糊涂,兴许还在盘算着未来能够靠赌博出人头地(1863年8月20日)。——关于我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一个字!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我指的是我在赌博中输钱的事(1863年9月8日)。——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说再多话都是白搭……所以我坦白地告诉你——虽然这让我很难堪——我因为愚蠢而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1865年8月24日)。——安佳,答应我,不要给任何人看这封信。我不想让人们对我的糟糕处境说三道四(1867年4月23日)。——现在让我跟你说说我的各种劣迹和恶习……但是,这些我只告诉你,只有你一个人。千万不要把我供出去,变成众矢之的!(186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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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75 由此可见,在关于俄国人的赌博方式更具道德优势的说法上,作者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是相左的。说到底,这种说法也称不上是真正的观点,不过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假设。小说中这些经常带有假设性质的夸张说法,让读者很难去分辨,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的看法。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位虚构的赌徒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他和其笔下主人公是相同的:作为一位好斗的思想家,无论是在报刊文章,还是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喜欢用一些富有挑衅性的言辞来吸引读者,这些言辞的可信性和严肃性常常让人无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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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77 这种行为方式作为一种辩论策略,让人不免联想到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圣愚”角色。[12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圣愚”经常以不同形象出现,他们(看似)癫痴,说话语无伦次,举止古怪,让人难以琢磨,更无法为其定性。作为疯人,圣愚无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地下室手记》和《赌徒》中,作者所采用的自白式写法,也可以起到类似的“规避”责任的效果,用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的话讲,这种写法是“开后门”。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讲话方式,使得当事人可以适时地“改变其言语的终极含义”。[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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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1879 从句子结构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常用的一个“开后门”句式是:“顺带一提”或“话说回来”。例如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在向妓女丽莎滔滔不绝地宣教时,讲到高潮处,他说了一句:“游戏,这游戏让我丢了魂儿,话说回来,也不只是游戏。”无论从句子的含义还是形式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语言表达上的游戏色彩。“话说回来,也不只是游戏”——这一转折使得前半句话的含义顿时变得模糊起来。“话说回来”就像是句子的语义开关,它将前半句话的意思清零,给讲话者提供了可能性,为否认自己的观点“开后门”。从这一意义上讲,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仅是一个轮盘赌徒,也是一个话语的赌徒,就像陀氏本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爱“和危险玩耍,不论在何时何处,都一向如此……在牌桌前,在纵情酒色时,在神秘的癫痫发作中”。[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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