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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部陀氏巨著中，作者都是将善与恶、自由与责任等普世问题与俄国在寻找身份认同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这一角度看，《罪与罚》可以说延续了《地下室手记》中就许多社会问题的论争。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上。在书中，代表功利主义的是满腹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卢任。这个一心贪图名利的律师公开表示，其信仰的是自由主义，并美其名曰“人人为己，天下太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青年一代”的支持者，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与1861年俄国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尼古拉·谢尔古诺夫起草的传单《致青年一代》联系起来。[139] 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耶夫（Dmitrij Pissarjew）在评论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文章里为“青年一代”的权利辩护，并以鄙夷的口吻将书中的父亲一辈称作一群“垂暮老人”。[140] 皮萨耶夫特别歌颂了主人公叶夫根尼·巴扎罗夫从利益考量出发的理性生活观——在巴扎罗夫眼里，“任何形式的犯罪，从说谎到杀人”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既有风险，也不会创造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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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考量其实也是源于“青年一代”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杀死一个没有用处、于社会“有害”的老太婆，然后用她的钱来拯救几千个因为无助而走向沉沦的“年轻鲜活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种思路是典型的成本效益计算。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是个思维“理智”的人，他的名字中的“拉祖”（rasum）在俄文中便是“理性”之意。这位好友的责任便是揭穿主人公行为的自欺欺人一面。他第一刻便意识到，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凶手“并不是依靠精心谋划”，而显然是凭借侥幸才仓促逃离了杀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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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抨击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空想社会主义大加讽刺。在书中，小职员安德烈·列别加尼科夫便是这派思潮的代表。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的处境和氛围。氛围意味着一切，而人什么都不是”。列别加尼科夫梦想着建立“公社”制度，大肆鼓吹婚外恋的种种好处，并将婴儿洗礼看作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左派媒体在评论中称，卢任、列别加尼科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等人物是对“青年一代”的赤裸裸污蔑。面对这样的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表示气愤。说到底，向左派阵营发起挑衅，原本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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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阵营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广大读者对陀氏新作的追捧。《罪与罚》成为1866年俄国文坛的大事件。就连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手法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屠格涅夫，在读过《罪与罚》第一章后，也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的兴趣和热情，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在《罪与罚》前几章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时，俄国媒体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1866年1月，在莫斯科攻读法律的大学生阿列克谢·达尼洛夫（Alexej Danilow）杀死了一名放高利贷者和他的厨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同时被害的老太婆的妹妹一样，这位厨娘大概也是因为偶然目睹了杀人过程而被凶手灭口。尽管在达尼洛夫案件中，无论凶手的个性还是杀人动机，都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迥然不同，但两起案件的相似性仍然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谈起他的“理想主义”写实风格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描写的区别时，也曾提到他的小说透过达尼洛夫案件所反映出的预测能力（他有意避开了“预言”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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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指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作者注）的现实主义写作，就连……事实的百分之一也解释不了。而我们的理想主义却可以对某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亲爱的，不要笑我自吹自擂。在这里，我不妨借用一句使徒保罗的话：“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情非得已。”（186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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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的火爆效应，使得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的订阅量明显大增。当然，一部小说的成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与现实的某些偶然巧合，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所采用的新颖而复杂的小说技法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作者将侦探小说的形式与社会小说和杂志专栏中的意识形态讨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把悲剧元素与许多凄婉哀伤的细节相互掺杂。尤其打动人心的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经历，作者细致入微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那些富有画面感的场面描写，让人读起来不禁动容：掰手腕，揪头发，抱着陌生人的膝盖跪地哀求，痛苦的呻吟声，伴着幼童的哭号。在1860年前后，这种感伤主义写法已经不再流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些催人泪下的画面仍然能感动足够多的读者，唤起他们对人世间悲苦的关注与同情。另外，还有作者制造悬念的技巧，它一方面让人联想起英国惊悚小说中的“生动情节”，[141] 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悬疑电影手法提供了灵感。按分秒计时的谋杀筹划过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凶手的同谋；在撞击下晃动的门钩，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追踪他的人分立门两侧，他们看不到对方，却又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存在；还有斯维德里盖洛夫躲在隔壁偷听拉斯柯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自己的罪行，让读者紧张又揪心——以上种种，都是典型的好莱坞特别是希区柯克风格。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驱。[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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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重人格》中一样，读者之所以感到恐怖，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却又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一步步逼近。这种写法既可以增加悬疑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揭示被压抑的、违反禁忌的潜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富于暗示的梦境描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前做过一个噩梦，他梦见一群喝醉酒的壮汉不停地用皮鞭和铁棒抽打一匹瘦弱的驽马，直到它在痛苦中断了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噩梦被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实，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真实发生的凶案。“咱们走吧，别看啦！”在梦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父亲对吓呆了的男孩说道。父亲试图用逃离的方式，忘记亲眼看见的暴行，压抑潜意识里的恐惧，而揭露人的潜意识恰恰是梦的意义所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又做过一个同样可怕的噩梦，梦到自己又一次向老太婆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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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简直要发疯了：使出全身的力气，猛砍老太婆的脑袋，但是斧头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喃喃低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老太婆更是哈哈大笑，笑得浑身抖个不停。他转身就跑，但穿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一扇扇房门全都大敞四开，楼梯平台上、楼梯上以及下面——到处站满了人，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看——可是都在躲躲藏藏，都在等着，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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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另一个办法折磨着读者的神经：当《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连载时，每一部分往往都是在情节最紧张的地方戛然中断，把悬念延续到下一期。例如，上面提到的噩梦一节，在连载时是这样收尾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后，发现屋子里坐着一位陌生人。“请允许我自我介绍：阿尔季卡·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一期连载便以这串省略号作为结尾，读者就像被吊在悬崖上，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茫然不知。[143] 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第三章（单行本中为第六章）第六节是以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的情节结束的。这段的结尾只有短短一句话：“斯维德里盖洛夫扣动了扳机……”后面是括号里的编者提示：“未完待续。”[144] 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中，因为紧接着便是第七节，所以省略号被改成了句号。[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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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尾声有着明显的自传痕迹。所有情节的设定——西伯利亚，“一条宽阔、荒凉的河”，苦役营，犯人们对主人公的歧视，还有“枕头底下的《福音书》”——都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从“罪犯”变成“新人”、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蜕变。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内容，使得主人公的道德新生少了些乌托邦式的抽象色彩。它将读者的目光重新转向作者的过往经历，每当谈论起这些往事，读者们（不仅是俄国读者）总是津津乐道，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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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各个时代的读者们来说，他们热衷于追寻的不仅是作者在文字中留下的个人痕迹，还有小说主人公们在实景空间中留下的印记。如今，不同于苏联时期的是，探索干草市场和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周边区域——小说中的许多重要情节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已经成为圣彼得堡旅游的经典项目。“运河的曲折迂回将人们的目光收拢起来，气氛也仿佛变得有些压抑，”一本德文导游手册中这样写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在这里慌张地逃窜，为他的赃物寻找藏匿之地……陀迷们的另一个打卡地是小市民街九号，从后院第二个门洞顺楼梯上去，便是男主人公曾经住过的斗室。”[146] 门洞的四周围布满了各色涂鸦和留言，大部分是献给“罗佳”（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的话，大部分内容一定不会得到他的认可。有位名叫“Marik”的游客称赞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有阶级意识的人”，他“用斧头干了件漂亮活儿”。类似这样的话比比皆是：“把这条母狗杀掉真是太棒了！”“对！这就是这条犹太母狗应有的下场！”“罗佳，还有很多老太婆等着你去杀呢！”只有一条字迹稚嫩、多半出于女孩之手的留言，腔调明显不同于其他，却多少显得有些怯懦：“罗佳，这样做真的没有必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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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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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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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了各种羞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肯放弃对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追求。在他眼里，她是他“永远的伴侣”。不过，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纠缠得越久，苏斯洛娃对他便越发反感。当爱情之火熄灭后，剩下的只有厌恶。这位大作家身上的每一样都让她看不顺眼：他抹了发蜡的稀薄的头发，他贪吃甜食的坏毛病，他喋喋不休的说教，还有爱国主义和对沙皇政府的忠诚等。[147]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受到的冷遇却另有一番解释，虽然每个了解苏斯洛娃的人都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不能原谅自己曾经为我着过魔，所以才要想办法报复。女人总是这样。”[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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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放弃了自己的幻想，开始与其他女人发展暧昧关系，其中包括俄国女探险家玛尔塔（玛尔法）·布劳恩（Martha [Marfa] Brown）。1862年，她在结束伟大的欧洲之旅后，拖着病体、身无分文地返回了圣彼得堡，然后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问他是否需要一名翻译。从她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可以看出，后者对两人关系的想法并不是单方面的。[149] 大约在同一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将军的女儿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Anna Korwin-Krukowskaja），后者于1864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过两部短篇小说。两人在通过一段时间信之后，于1865年1月在圣彼得堡见了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一见钟情，可安娜的感觉却如冷水浇头。在苦苦追求了两个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对方求婚并遭到拒绝。安娜在给姐姐的信中坦白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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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他还没爱到要嫁给他的程度。他需要另一类女人，而不是我。他的妻子必须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他，为他而活，一心只想着他。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想为自己而活。另外，他这人太过神经质，对人也很苛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从来都不是我。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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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感，并不仅仅是因为后者的神经质性格，同时也是因为两人在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差异。和苏斯洛娃一样，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也是一位典型的“60一代”，甚至比前者更激进。身为虚无主义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她对俄国的政治体制恨之入骨。后来，她于1869年去了巴黎，嫁给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领导成员之一维克多·贾克拉德（Victor Jaclard）。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关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安娜的妹妹索菲娅·克鲁科夫斯卡娅在十五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84年，婚后改随夫姓的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为欧洲第一位女数学教授。她在数学界获得的声望，甚至远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妹妹、俄国第一位女医生娜杰日达·苏斯洛娃之上。虽然这两位成功女性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的女性类型，但是，即使在与两人的姐姐结束暧昧关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与她们保持着友好的书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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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摄于188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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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与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不同、愿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他、一心只想着他”的女子已经出现了。她就是那个在三周半时间里用娴熟的速记术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赌徒》文稿落在纸上的年轻姑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与读者分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段”爱情的萌生过程以及其间的种种细节。[151] 早在口述书稿的三个半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已经超出了雇主与秘书之间的常规关系。这段时间，他经常坚持用自己的雪橇送安娜回家。有一次，当雪橇突然急转弯时，他用手体贴地扶住了安娜的腰。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时讲究政治正确的年代里，她和“60一代”的姑娘们一样，对这样有“冒犯”嫌疑的行为依然抱有成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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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赌徒》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女秘书提议，由她来继续接手计划于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罪与罚》的速记工作。工作开始一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极其委婉的方式向安娜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谎称自己准备写一部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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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描绘他的主人公的时候，不惜运用阴暗的色调。按照他的说法，主人公是个未老先衰的人，害上了不治之症……老是郁郁不乐，猜疑心很重；虽然心肠很软，但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可能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但屡遭失败，一生中从未以他所希望的形式来体现他的思想，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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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讲下去，“在艺术家生活中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年纪和安娜不相上下。安娜听着，感觉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我们不把她称作女主人公，那么，就叫她安妮娅吧，这是个可爱的名字……”可惜的是，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去甚远，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道。“如果您的安妮娅不是个头脑空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有着一颗善良美好、富于同情的心，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爱上您的艺术家呢？”听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下决心，提出了这个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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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现在处在她的地位，”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请您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爱情，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说，您怎么回答我呢？”——“那我就回答您，我爱您，而且终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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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学虚构与现实间的界线在这一刻被打破，婚约取代了小说。就在当晚，安娜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