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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他还没爱到要嫁给他的程度。他需要另一类女人，而不是我。他的妻子必须把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他，为他而活，一心只想着他。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只想为自己而活。另外，他这人太过神经质，对人也很苛刻。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从来都不是我。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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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感，并不仅仅是因为后者的神经质性格，同时也是因为两人在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差异。和苏斯洛娃一样，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也是一位典型的“60一代”，甚至比前者更激进。身为虚无主义者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她对俄国的政治体制恨之入骨。后来，她于1869年去了巴黎，嫁给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领导成员之一维克多·贾克拉德（Victor Jaclard）。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斯洛娃关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安娜的妹妹索菲娅·克鲁科夫斯卡娅在十五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84年，婚后改随夫姓的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为欧洲第一位女数学教授。她在数学界获得的声望，甚至远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妹妹、俄国第一位女医生娜杰日达·苏斯洛娃之上。虽然这两位成功女性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的女性类型，但是，即使在与两人的姐姐结束暧昧关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与她们保持着友好的书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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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摄于188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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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与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不同、愿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他、一心只想着他”的女子已经出现了。她就是那个在三周半时间里用娴熟的速记术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赌徒》文稿落在纸上的年轻姑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安娜在她的回忆录中与读者分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段”爱情的萌生过程以及其间的种种细节。[151] 早在口述书稿的三个半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安娜的态度已经超出了雇主与秘书之间的常规关系。这段时间，他经常坚持用自己的雪橇送安娜回家。有一次，当雪橇突然急转弯时，他用手体贴地扶住了安娜的腰。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时讲究政治正确的年代里，她和“60一代”的姑娘们一样，对这样有“冒犯”嫌疑的行为依然抱有成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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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赌徒》书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女秘书提议，由她来继续接手计划于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罪与罚》的速记工作。工作开始一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极其委婉的方式向安娜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谎称自己准备写一部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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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描绘他的主人公的时候，不惜运用阴暗的色调。按照他的说法，主人公是个未老先衰的人，害上了不治之症……老是郁郁不乐，猜疑心很重；虽然心肠很软，但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可能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但屡遭失败，一生中从未以他所希望的形式来体现他的思想，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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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讲下去，“在艺术家生活中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年纪和安娜不相上下。安娜听着，感觉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我们不把她称作女主人公，那么，就叫她安妮娅吧，这是个可爱的名字……”可惜的是，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去甚远，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道。“如果您的安妮娅不是个头脑空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有着一颗善良美好、富于同情的心，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爱上您的艺术家呢？”听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下决心，提出了这个决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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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现在处在她的地位，”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请您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爱情，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说，您怎么回答我呢？”——“那我就回答您，我爱您，而且终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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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学虚构与现实间的界线在这一刻被打破，婚约取代了小说。就在当晚，安娜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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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成功地讲述了一篇故事，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个与年轻姑娘相爱的幸运儿，按年龄论，她足可以做他的女儿。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德武什金走运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自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便成了一个深受读者同情的作者。因此，早在他向安娜求婚前，他在安娜眼中便是一位“聪明、善良却被众人抛弃的不幸的人”，她对他的经历怀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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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于1846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母亲是瑞典-芬兰裔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在上完三年德语小学后，她于1858～1864年在圣彼得堡第一女子中学就读。毕业后，她在一所贵族女子学院接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并于1865年起跟随帕维尔·奥利欣学习速记。自1866年秋父亲去世后，安娜便开始想办法赚些外快，帮助靠微薄抚恤金过活的母亲补贴家用。所以，当这年10月奥利欣问她是否愿意为五十卢布薪酬，给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员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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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伊萨耶娃、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和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都是优雅迷人、骄傲自信、在各方面都有很多追求的女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虽然也自称是“60年代的姑娘”，[154] 但是，这种自我判断更多是因为她不愿落后于人，对那些前辈学姐们，她一辈子都在嫉妒她们。事实上，安娜完全是“60一代”的反面。尽管她所接受的教育对一位19世纪中下层女子来说十分难能可贵，但是除此之外，她在文学或学术方面却从未有过任何抱负，就像苏斯洛娃和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对姐妹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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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妻子，她也是平平常常，不惹人注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她说到“小说”男主人公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时，安娜好奇地问道：“您的女主人公漂亮吗？”“当然，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这话虽不讨喜，却是实话。安娜很好看，但算不上是绝顶的美人。另外，安娜的母亲玛丽娅-安娜·斯尼特金娜当年也嫁了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对安娜的订婚反应有些冷淡。就在短短几个月前，她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所以她预感到，安娜未来也会像大部分老夫少妻一样，要守很多年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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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预感是对的。她的女儿将比孀居二十七年的自己守寡的时间更久，因为她要嫁的这个男人不仅老得可以做她的父亲，而且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安娜之所以爽快地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另一方面是因为后者的出现，恰好填补了父亲走后在安娜身边留下的空白。两人婚后不久，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安娜，她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安娜回答说：“我从十五岁起就爱上了你，更确切地说，是爱上了你的一位男主人公。”她指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者根据自身经历编造的主人公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是安娜父亲最喜欢的书之一。[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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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求婚主要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而不是出自炽热的爱情。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特别是在和妹妹薇拉一家在柳布利诺共同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更是伤感地意识到，自己到了这把年纪，却还是孤家寡人。从间隔短暂的三次求婚——第一次是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第二次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之后是安娜·斯尼特金娜——便可以看出，他已下定决心，要尽快再婚，建立新的家庭。另外还有现实方面的需求，他和继子帕沙在一起共同生活，日子过得很狼狈。至于说为什么他的求婚对象大多是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主要是出自他对年轻女人和少女的明显偏好。[156]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角色，她们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往往都是猥琐的老男人追逐的对象。当两人订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安娜家做客时，他看到身着玫瑰色衣服的安娜后说道：“玫瑰色和你很配，你穿着它显得更年轻了，像一个小姑娘。”而且，他很喜欢听她讲些“可爱的童年小故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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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对安娜长相的评价（“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就能够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的感情并不像对玛丽娅·伊萨耶娃和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那样热烈。这一点从他于1867年4月23日写给德累斯顿旧情人的信可以得到证明。在信中，他告诉对方自己再婚的事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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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的速记员，名叫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出身正派家庭，上过很好的中学，性格温柔而开朗。因为有了她，我的工作进展很快。11月28日，我完成了小说《赌徒》……工作结束时我发现，我的速记员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我，虽然她对此从未透露过一个字。我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自从哥哥去世后，我的意志变得很消沉，日子也过得很狼狈。所以我跟她提议，请她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她同意了，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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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语气并不像是爱情故事，而更像是成绩单上的备注文字。但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反应是对的。除了算不上绝色美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安娜·斯尼特金娜——从订婚起，他便亲昵地称她“安妮娅”——堪称是完美的生活伴侣。“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在《罪与罚》中写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敏感而神经质、整天忙忙碌碌的作家来说，安娜便是他的归宿，是他安顿身心的港湾。她让混乱的日子有了秩序，让他过上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从两人的私密通信可以看出，在性事上，她也是一个完美的伴侣。当他遇到困难时，她永远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中的“60年代姑娘”全然不同的是，她从来都是将丈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上他梦寐以求的衣食无忧的“自在”生活，[158] 主要归功于安娜淳朴务实的天性和家里家外的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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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频频到斯尼特金家做客，大家一起商量有关婚礼的各种安排和细节。他和安娜订婚的消息，早已在亲朋好友当中不胫而走。婚礼计划于次年初举行。在完成《罪与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为下一部作品寻找题材。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长篇小说《白痴》的脉络渐渐在他的脑子里构思成形。自从《罪与罚》大获成功后，卡特科夫不惜一切笼络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为自己的杂志继续供稿。为此，他慷慨地答应后者的要求，分两次向其支付各一千卢布预付稿酬，供其筹备婚礼之用。186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四十五卢布年租金，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一栋房子里租下了一套五居室公寓，作为两人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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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2月15日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在圣彼得堡圣三一主教座堂举行了婚礼。此时距离他与玛丽娅·伊萨耶娃在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的婚礼，相隔几乎整整十年。圣三一主教座堂位于著名的伊兹迈洛夫斯基军团（Ismajlowskij-Regiments）驻地，其带有金色满天星的蓝色穹顶是圣彼得堡南部城区的地标。婚礼的伴郎是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和作家德米特里·阿韦尔基耶夫（Dmitrij Awerkijew），伴娘是新娘的两位远亲。负责捧圣像的孩子是速记老师奥利欣的小儿子。婚礼仪式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新房举行酒会，用香槟酒招待宾客。当天，两位新人还没到达新居，客人们就已经来齐了。按照俄罗斯习俗，婚庆活动将持续几天，新人要到各处走访，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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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谢肉节”结束，之后是东正教的大斋期。由于每到一处，亲友们都以香槟酒款待，到谢肉节最后一天时，平日很少饮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不胜酒力倒下了。当时他正在安娜姐姐家，和后者愉快地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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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脸色煞白，从沙发上慢慢地站起来，身子开始向我这边倾斜。我惊讶地望着他那变样的面容。蓦地里，只听到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喊声，更确切地说，是嚎叫声，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开始朝前弯下身去……我搂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肩膀，用力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但是，当我看到我丈夫失去知觉的身体从长沙发上滑下来，而我又没有力气扶住他的时候，我简直吓呆了。旁边椅子上放着一盏灯，我把这把椅子移开，好让他掉到地板上，我自己也在地板上坐下来，在他全身抽搐的整个时间里，我双手一直捧住他的头，让它枕在我的膝盖上。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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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一事早有耳闻。但是，这与亲眼看见癫痫发作毕竟是两回事。她所受到的惊吓，与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位妻子玛丽娅在从库兹涅茨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途中目睹丈夫癫痫发作时的感受并无二致。而且和上次一样，这件事也给两人的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对新人还将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诸多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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