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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学虚构与现实间的界线在这一刻被打破，婚约取代了小说。就在当晚，安娜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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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成功地讲述了一篇故事，关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个与年轻姑娘相爱的幸运儿，按年龄论，她足可以做他的女儿。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德武什金走运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自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便成了一个深受读者同情的作者。因此，早在他向安娜求婚前，他在安娜眼中便是一位“聪明、善良却被众人抛弃的不幸的人”，她对他的经历怀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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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于1846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母亲是瑞典-芬兰裔俄国人，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在上完三年德语小学后，她于1858～1864年在圣彼得堡第一女子中学就读。毕业后，她在一所贵族女子学院接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并于1865年起跟随帕维尔·奥利欣学习速记。自1866年秋父亲去世后，安娜便开始想办法赚些外快，帮助靠微薄抚恤金过活的母亲补贴家用。所以，当这年10月奥利欣问她是否愿意为五十卢布薪酬，给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员时，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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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伊萨耶娃、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和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都是优雅迷人、骄傲自信、在各方面都有很多追求的女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虽然也自称是“60年代的姑娘”，[154] 但是，这种自我判断更多是因为她不愿落后于人，对那些前辈学姐们，她一辈子都在嫉妒她们。事实上，安娜完全是“60一代”的反面。尽管她所接受的教育对一位19世纪中下层女子来说十分难能可贵，但是除此之外，她在文学或学术方面却从未有过任何抱负，就像苏斯洛娃和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对姐妹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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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妻子，她也是平平常常，不惹人注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她说到“小说”男主人公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时，安娜好奇地问道：“您的女主人公漂亮吗？”“当然，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这话虽不讨喜，却是实话。安娜很好看，但算不上是绝顶的美人。另外，安娜的母亲玛丽娅-安娜·斯尼特金娜当年也嫁了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对安娜的订婚反应有些冷淡。就在短短几个月前，她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所以她预感到，安娜未来也会像大部分老夫少妻一样，要守很多年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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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预感是对的。她的女儿将比孀居二十七年的自己守寡的时间更久，因为她要嫁的这个男人不仅老得可以做她的父亲，而且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安娜之所以爽快地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另一方面是因为后者的出现，恰好填补了父亲走后在安娜身边留下的空白。两人婚后不久，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问安娜，她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安娜回答说：“我从十五岁起就爱上了你，更确切地说，是爱上了你的一位男主人公。”她指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者根据自身经历编造的主人公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是安娜父亲最喜欢的书之一。[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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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安娜求婚主要是为了了却一桩心事，而不是出自炽热的爱情。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五岁了，特别是在和妹妹薇拉一家在柳布利诺共同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更是伤感地意识到，自己到了这把年纪，却还是孤家寡人。从间隔短暂的三次求婚——第一次是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第二次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之后是安娜·斯尼特金娜——便可以看出，他已下定决心，要尽快再婚，建立新的家庭。另外还有现实方面的需求，他和继子帕沙在一起共同生活，日子过得很狼狈。至于说为什么他的求婚对象大多是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女人，主要是出自他对年轻女人和少女的明显偏好。[156]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角色，她们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往往都是猥琐的老男人追逐的对象。当两人订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安娜家做客时，他看到身着玫瑰色衣服的安娜后说道：“玫瑰色和你很配，你穿着它显得更年轻了，像一个小姑娘。”而且，他很喜欢听她讲些“可爱的童年小故事”。[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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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对安娜长相的评价（“算不上是个美人，但挺好看”）就能够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安娜的感情并不像对玛丽娅·伊萨耶娃和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那样热烈。这一点从他于1867年4月23日写给德累斯顿旧情人的信可以得到证明。在信中，他告诉对方自己再婚的事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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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的速记员，名叫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出身正派家庭，上过很好的中学，性格温柔而开朗。因为有了她，我的工作进展很快。11月28日，我完成了小说《赌徒》……工作结束时我发现，我的速记员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我，虽然她对此从未透露过一个字。我也渐渐喜欢上了她。自从哥哥去世后，我的意志变得很消沉，日子也过得很狼狈。所以我跟她提议，请她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她同意了，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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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语气并不像是爱情故事，而更像是成绩单上的备注文字。但是，安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反应是对的。除了算不上绝色美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安娜·斯尼特金娜——从订婚起，他便亲昵地称她“安妮娅”——堪称是完美的生活伴侣。“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宿”，他在《罪与罚》中写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敏感而神经质、整天忙忙碌碌的作家来说，安娜便是他的归宿，是他安顿身心的港湾。她让混乱的日子有了秩序，让他过上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从两人的私密通信可以看出，在性事上，她也是一个完美的伴侣。当他遇到困难时，她永远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中的“60年代姑娘”全然不同的是，她从来都是将丈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过上他梦寐以求的衣食无忧的“自在”生活，[158] 主要归功于安娜淳朴务实的天性和家里家外的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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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频频到斯尼特金家做客，大家一起商量有关婚礼的各种安排和细节。他和安娜订婚的消息，早已在亲朋好友当中不胫而走。婚礼计划于次年初举行。在完成《罪与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为下一部作品寻找题材。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长篇小说《白痴》的脉络渐渐在他的脑子里构思成形。自从《罪与罚》大获成功后，卡特科夫不惜一切笼络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为自己的杂志继续供稿。为此，他慷慨地答应后者的要求，分两次向其支付各一千卢布预付稿酬，供其筹备婚礼之用。186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四十五卢布年租金，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一栋房子里租下了一套五居室公寓，作为两人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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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2月15日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在圣彼得堡圣三一主教座堂举行了婚礼。此时距离他与玛丽娅·伊萨耶娃在西伯利亚库兹涅茨克的婚礼，相隔几乎整整十年。圣三一主教座堂位于著名的伊兹迈洛夫斯基军团（Ismajlowskij-Regiments）驻地，其带有金色满天星的蓝色穹顶是圣彼得堡南部城区的地标。婚礼的伴郎是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和作家德米特里·阿韦尔基耶夫（Dmitrij Awerkijew），伴娘是新娘的两位远亲。负责捧圣像的孩子是速记老师奥利欣的小儿子。婚礼仪式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新房举行酒会，用香槟酒招待宾客。当天，两位新人还没到达新居，客人们就已经来齐了。按照俄罗斯习俗，婚庆活动将持续几天，新人要到各处走访，接受亲朋好友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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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谢肉节”结束，之后是东正教的大斋期。由于每到一处，亲友们都以香槟酒款待，到谢肉节最后一天时，平日很少饮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不胜酒力倒下了。当时他正在安娜姐姐家，和后者愉快地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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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他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脸色煞白，从沙发上慢慢地站起来，身子开始向我这边倾斜。我惊讶地望着他那变样的面容。蓦地里，只听到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喊声，更确切地说，是嚎叫声，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开始朝前弯下身去……我搂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肩膀，用力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但是，当我看到我丈夫失去知觉的身体从长沙发上滑下来，而我又没有力气扶住他的时候，我简直吓呆了。旁边椅子上放着一盏灯，我把这把椅子移开，好让他掉到地板上，我自己也在地板上坐下来，在他全身抽搐的整个时间里，我双手一直捧住他的头，让它枕在我的膝盖上。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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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症一事早有耳闻。但是，这与亲眼看见癫痫发作毕竟是两回事。她所受到的惊吓，与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位妻子玛丽娅在从库兹涅茨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途中目睹丈夫癫痫发作时的感受并无二致。而且和上次一样，这件事也给两人的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对新人还将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诸多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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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嫂子，米哈伊尔的遗孀艾米莉娅。后者始终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了《时世》杂志的破产，并导致自己一家人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所以他理当承担起赡养自己的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再婚让艾米莉娅感觉受到了威胁，因为她预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同时养活两个家庭。面对这位对家务事一窍不通的年轻女子，她不仅态度冷淡，而且动不动便对夫妇俩指手画脚。另外，她还多嘴多舌地当着安娜的面，夸赞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妻玛丽娅是理想主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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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第二任妻子安娜·G.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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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帕沙。他只比安娜小一岁，所以他自然不肯接受由这样一位女子来接替母亲的角色。另外他还担心，安娜会在他和继父之间挑拨离间，从而使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削弱。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出时，他便对安娜颐指气使，令她感觉在“自己家里”变成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报以听之任之的态度，似乎安娜与帕沙的矛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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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三天两头来家串门的客人。这些人通常不到中午便进了门，然后一直待到傍晚才离开，这使得这对新婚夫妻整个白天几乎没有时间单独相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到天黑便躲进自己的书房，然后一直工作到黎明，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而安娜却要每天一早便跑到市场上去采买食材，然后一整天忙前顾后，伺候丈夫和来访的客人，到晚上累得精疲力竭，不到10点便上床睡觉，丢下丈夫和还没告辞的客人继续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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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一天，她实在忍受不住，和丈夫大吵了起来。在继子帕沙又一次向她发出挑衅之后，她的神经彻底崩溃。陀思妥耶夫斯基吓呆了。在此之前，他似乎从未意识到妻子的问题。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安慰妻子。第二天，他提出建议，带妻子去莫斯科一游，借机认识一下妹妹薇拉一家，如果手头宽裕的话，还可以带她到国外待一段时间。4月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一起来到了自己出生的城市，下榻在杜桑酒店。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他们走亲访友，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其他景点，然后与妹妹伊瓦诺夫一家共度良宵。除了一次因妒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安娜在妹妹家和一位年轻男子眉来眼去——发生的口角（类似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这次莫斯科之行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安排，它让夫妻两人的感情重新变得亲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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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夫妻俩刚回到圣彼得堡，不快的事情便迎面而来，就连两人去国外旅行的计划也因此受阻。艾米莉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度假胜地巴甫洛夫斯克（Pavlovsk）预订了一栋度假屋，准备两家人到夏天时一起去那里避暑。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她，他已经安排好准备带安娜去欧洲旅行三个月时，艾米莉娅便提出要求，让他给自己和孩子五百卢布，另外再给帕沙两百卢布作为生活补贴。没过多久，一群债权人又登门讨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旅行计划眼看就要泡汤。因为想不出办法应对眼前的各种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暗自打算放弃夫妻俩的欧洲游计划。在这关键的时刻，安娜出面解了围。她把自己的嫁妆拿去典当，凑齐了旅行急需的第一笔旅费。1867年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登上列车，离开俄国首都，前往柏林。待两人重新返回圣彼得堡时，已是四年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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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 Miljukov，A.：Vstreči i znakomstva. Sankt Petersburg 18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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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ldermeier，Manfred：Geschichte Russlands.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Oktoberrevolution. München 201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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