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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佳向我道晚安时，情绪激动地说，他疯狂地爱我，用整个身心爱着我；他说，他配不上我，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他不知自己何德何能，竟能得到这些，所以他必须要改过自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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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角度看，这种犯错与自责交替的行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用自责来抵偿自己的过失，同时又把自责变成了为犯错创造前提的一种技巧，这一点令弗洛伊德感到颇为诧异。[8] 不过，上瘾这种现象是无法用尊严和道德一类的概念评说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延迟满足的能力是“德性本质”必须具备的内容，而任何一种瘾都会使人丧失这方面的能力。上瘾的人不可能戒掉，反过来讲，能戒掉的人也不可能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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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娅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她对丈夫的赌博癖好虽然忧心忡忡，却没有千方百计加以拦阻。她知道，这种癖好并非意志薄弱所致，而是一种“摧毁一切的激情，一种原始力量，任凭人的意志再坚定也无力抗拒”，它就像是“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9] 她知道，费佳总是要不断地挑战极限，只有达到或越过极限，他的心才能得到安宁。她同时也知道，冒险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因为他们就是在迄今最冒险的一次创作——《赌徒》——的过程中相识的，之后，她又陪伴他完成了另一部同样高风险的作品——《罪与罚》——的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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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赌博与文学创作的共同之处并不是他把赌博幻想成和写作一样的挣钱手段，而是它们都具有俄式轮盘赌的心理特征：把自己的身家和性命都当作赌注。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把所有财力和精力挥霍殆尽，换句话说，他必须要触碰到谷底，将内心积压的欲望发泄一空，然后才会重新回归文学创作，[10] 并借助写作为之前所犯的过错赎罪。从这一点来看，他显然不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因为职业作家和任何一项职业一样，都需要一定的自律能力以及经济上的考量。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不厌其烦地记录在账本上。[11]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知道，写作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因此才不愿为此受到束缚。赌博于他不仅意味着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能够给“困境中的诗人”带来比写作更多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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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的日常就这样一成不变地重复着：赌场上的赔和赚，期待与绝望，把首饰或衣物拿去典当或赎回——这样的日子过得越久，安妮娅为这个“可恶的巴登-巴登”和赌场所受的苦便越多。[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隐约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是难以为继的。1867年8月22日，他又把安娜母亲寄来的期票输掉了，这笔钱原本是准备拿来给安娜赎回当掉的首饰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流着泪，垂头丧气地从赌场回了家。这时他决定马上、就在当天离开巴登-巴登，到瑞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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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下一班前往巴塞尔的列车要到次日下午才发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赌徒来说，与其干巴巴地等着，还不如利用最后的机会再去赌一把手气。于是，就在发车前一个半小时，他把安妮娅留在一边作为旅费的钱输了个精光。这一次，安娜“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13] 他跪在她的面前，骂着自己混蛋，搓着双手恳求她原谅。这种场面安娜已经见得太多，更何况对眼下的困难来说，丈夫的态度再诚恳，也一样无济于事。为了和旅馆结账，外加买火车票，安娜不得不拿出自己的首饰，慌慌张张地赶去当铺。这次当掉的是一枚胸针和一副镶钻的耳环，那是两人结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买给她的。这些首饰从此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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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下午2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登上了驶往巴塞尔的列车，经过一路八小时的颠簸，抵达终点时两人都已累得筋疲力尽。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安娜满脑子都是法郎、古尔登、塔勒、弗里德里希·多尔（Friedrich d’or）[14] 等货币的名字，这时候，它们终于被睡意打败了。“然后我们就睡着了，”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梦到了钱。我竟然变成了如此贪婪的人，一心只想着钱和金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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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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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令人厌恶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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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离开了巴登-巴登，我们国外生活的暴风雨时期就此结束。我们的恩人《俄罗斯导报》编辑部照例搭救了我们。”[16]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能够从巴登-巴登来到瑞士，靠的并不是卡特科夫的汇款。另外，两人在日内瓦的一年多生活也并非没有动荡和波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是用她的记忆，抹平了现实中遭遇的种种不顺。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两人在瑞士的生活的确与在巴登-巴登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把金钱和精力都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文学创作的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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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国外旅行的下一站原本应该是巴黎，但是因为手头拮据，两人只好选择花销相对较少的瑞士。瑞士是19世纪最便宜的旅游目的地，每人平均只需要五法郎（约折合一点六五卢布）便可以应付一天的日常开支。[17] 在瑞士，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将日内瓦作为落脚之地。自从经历了在德累斯顿和巴登-巴登的语言沟通困难后，瑞士德语区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此外，日内瓦有一片很大的俄国殖民地，有自己的教堂和能够提供俄文报纸的咖啡馆。但抛开这些因素来看，这个地处瑞士西部的大都市是加尔文主义的发源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的让-雅克·卢梭的故乡，而且近年来又变成了俄国革命者活跃的地盘，因此日内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其实并非那么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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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1867年8月25日从巴塞尔乘车抵达日内瓦时，整座城市里到处张贴着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宣传海报。这位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英雄计划在9月9～12日召开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刚到日内瓦，便目睹了加里波第在这座城市掀起的热潮。三天后，他们参观了自由同盟的会议地点——日内瓦选帝侯宫。不过这时候，因发表批评教宗的言论而惹怒日内瓦天主教会后，加里波第已经离开了日内瓦。整个会议的主张、宣言以及针对欧洲反动政权特别是俄国政权[18] 展开的无休止的争论和批判，更进一步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满。在他眼里，西欧地区这些观点纷纭的争论是引发社会骚乱的不和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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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以往只读过他们的书、如今才第一次见到真人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竟然在台上面对五千名听众如此信口雌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是多么滑稽、荒谬和漏洞百出，既爱争辩又自相矛盾。可就是这样一群无赖，如今在煽动着不幸的劳苦大众！为了在地球上实现和平，他们要铲除基督教信仰，把大国摧毁，分成一个个小国。他们还要没收所有的资本，把一切财产充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1867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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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与生活在日内瓦的俄国侨民几乎没有联系，只有尼古拉·奥加辽夫 （Nikolay Ogarev）是个例外。奥加辽夫是赫尔岑的挚友，1865年随着流亡杂志《钟声》一起从伦敦迁到了日内瓦。除了提供书籍，奥加辽夫还经常在生活上接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一位俄国秘密警察的眼线向圣彼得堡方面报告了这一消息，第三局指示在作家夫妇返回俄国时务必要严格审查。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和当地侨民保持疏远，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俄国左翼的反感，主要是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要在结束巴登-巴登的几周狼狈生活后，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为了下一部新小说，卡特科夫已经向他支付了四千卢布预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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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内瓦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威廉退尔大街靠近日内瓦湖的位置，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拐角公寓，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勃朗峰大桥和卢梭岛。按照计划，新小说将于1868年1月起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面对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为此，他在日内瓦时为自己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生活起居也都是按照这张表格进行的。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都工作到凌晨，所以他通常是在上午11时左右起床。和安妮娅共进早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工作，已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安妮娅则按医生嘱咐，独自去散步。下午3点前后，夫妇俩会在日内瓦老城里找一家便宜的餐厅进餐。之后，安妮娅回家午休，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到日内瓦湖畔找一家咖啡馆——大多数时候是在“拉库罗讷咖啡馆”——落座，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阅读俄文和法文报纸。晚上7点左右，夫妇俩一同去湖边散步，或到老城商业街闲逛。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在一些高档珠宝店的橱窗前停步，“指着橱窗里的珠宝首饰说，等他有了钱，会把它们买下来送给我”。[19] 到这时候，他依然还没放弃他的发财梦。可是，在这座仅有八万人口却有两百多个百万富豪的19世纪末的大都市里，面对橱窗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珠宝，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能对自己的爱妻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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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俩的经济状况仍然一如既往的窘迫，他们只能靠亲戚朋友从俄国寄来的钱勉强度日。和在巴登-巴登时一样，去邮局取信变成了每天日程的固定内容：“又白跑了一趟邮局。天，这实在太折磨人了！”[20] 如果手头没钱，最后的一招只能是去当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们对典当这件丢脸的事也渐渐感到麻木。但是，穷困和典当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块心病。沿罗讷河往上游走，距离马蒂尼（Martigny）几公里远，是瓦莱州一个名叫萨克森（Saxon）的温泉小镇，镇上有一家带轮盘赌的赌场。到日内瓦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努力抵抗着赌博的诱惑，但是在过了一个月后，他的赌瘾爆发了。10月5日，他乘火车去了萨克森，在一天半时间里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百五十法郎，还有中间一度赢到手的一千三百法郎。因为错过了返回日内瓦的末班火车，他不得不用戒指和大衣作抵押，在洛桑的一家酒店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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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他到萨克森的唯一一次赌博游。1867年11月和1868年3月，他又两次去了萨克森赌运气，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收获的只有懊悔和愧疚。一直对丈夫的赌博癖好报以宽容态度的安娜，这次真的动了火。一段时间以来，她都在盘算着给即将出生的宝宝准备衣物，另外她还想到，等家里变成三口人之后，至少需要一套两居室，这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租金。所以，她写信给身在萨克森的费佳，要他赢了钱以后，至少要寄两百法郎到日内瓦。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口咬定没有收到这封信。这时候，两人身边的现金只剩下四十九法郎，其中三十一法郎要寄给酒店，以便赎回抵押的戒指和大衣。安娜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难过，就连在巴登-巴登输掉大笔钱时，我也没有这样绝望过。”[21] 于是，两人只好再次写信到俄国求助：向好友迈科夫和亚诺夫斯基，向安娜的母亲，向《俄罗斯导报》。卡特科夫终于松口，答应再汇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五百法郎稿酬，像支付工资一样分成五个月，每次一百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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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萨克森小镇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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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搬进了一套宽敞的两居室公寓，公寓就在繁华的勃朗峰大街上。在日内瓦，家有孕妇的人要想租到一套像样的公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候，之前看不出孕相的安娜腰围粗了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也像妻子的肚子一样格外高涨。他已经为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如果是女儿，就叫“索妮娅”，这是他在莫斯科最爱的外甥女的名字；如果是男孩，就叫“米沙”，这是已经去世的哥哥米哈伊尔受洗时的名字。安娜怀孕的这几个月，夫妻两人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和睦。即将到来的分娩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窘迫带来的烦恼，把平日情绪暴躁、敏感多疑的费佳变成了一个开朗诙谐、对妻子体贴备至的丈夫。他替她去采购，想方设法满足她挑剔的胃口（很多咖啡，很多“雏鸡肉”），在没有双层玻璃的日内瓦的冬天里，把炉火烧得旺旺的。“他做这件事时怀着极大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木柴是否烧透，这使得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滑稽。他自嘲地笑我们‘是快乐的烧火工，这是我们的日内瓦人生。’他总能想出各种搞怪的点子，逗我发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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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好友阿波隆·迈科夫，摄于18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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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冬天转瞬即逝。夫妻俩当然不是只忙着生炉子，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为创作新小说辛勤地工作。1868年3月4日，分娩的阵痛开始了。刚刚经历了癫痫症严重发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慌了神。他叫来了助产士巴罗太太，后者赶到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位焦躁不安的丈夫赶出卧室，因为他的紧张只会对孕妇的分娩造成不利影响。安娜因为挂念费佳，每当阵痛间歇时，便请求助产士或助产护士替她去看看丈夫在做什么。她们看过后告诉她，“他在跪着祈祷，一会儿又坐在那儿用双手掩着脸，深深地陷入沉思”。[23] 1868年3月5日凌晨2点，夫妇俩终于从痛苦中解脱了。索菲娅（索妮娅）·米哈伊洛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用助产士巴罗太太的话说，一个可爱的女孩（une adoralbe fillette）——顺利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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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兴得什么似的，一时激动，拥抱了巴罗太太，几次紧握助理护士的手。女助产士告诉我，在她多年的从业实践中，她从未看到过有哪个新生儿的父亲像我丈夫那样自始至终激动不安、心慌意乱的，接着她又重复这句话：“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Oh，ces russes，ces russel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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