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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一开始，斯塔夫罗金暂时退到幕后，事态的发展主要是由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操控。他在全城四处制造流言蜚语，把自己的父亲当成了诽谤的对象，并一手导致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间的决裂。瓦尔瓦拉最终将这位结交数十年的老友逐出了家门。除了讨好瓦尔瓦拉，韦尔霍文斯基还千方百计拉拢省长冯·连布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妻子以及大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先生——屠格涅夫的漫画式化身，同时还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到处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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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罗夫金对韦尔霍文斯基的事业逐渐失去了兴趣，特别是当他听说后者计划对打算退出组织的沙托夫实施暗杀时。为了拉住斯塔罗夫金，韦尔霍文斯基不惜扯下面具，向对方说了实话。他告诉对方，他真正关心的既非革命，也不是公平和正义，他的目的是要制造混乱，闹它个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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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将变成一片昏暗，大地将会哭泣，怀念古代的神明……这时我们就要让一个人粉墨登场……让谁呢？”“谁？”“伊万王子。”“谁——？”“伊万王子；您，您！……他在，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他，他隐蔽起来了。传播了新的真理就‘隐蔽起来了’。到时候我们再搞三两件所罗门式的判决。有几个小组，有几个五人小组也就够了——用不着报纸！如果一万件投诉中有一件得到了满足，大家就会纷纷提出投诉。于是每一个乡里的每一个庄稼人都会知道，什么地方有个树洞，任何投诉都可以投进去。于是全球将会响起一片呼号：‘现在实行的是新的公正的法律’，大海将会汹涌澎湃，简易的戏台将会倒塌，那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最好兴建一座石头建筑。头一回！我们将要建设，我们，只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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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石头建筑指的是巴比伦塔，而所谓“隐蔽起来的神明”、韦尔霍文斯基要让他“粉墨登场”的世界新主宰，便是人神，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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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了韦尔霍文斯基的秘密计划后，斯塔夫罗金对和这群阴谋者共事更失去了兴趣。在犹豫不决之际，他去修道院拜访了因病退隐的前主教吉洪，目的是要在后者面前做一番忏悔。早在几年前他便将忏悔写成了一份自白书，并在国外印刷成册。在这份自白书里，主人公袒露了过往犯下的许多罪孽，其中包含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当年拒绝将这部分内容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65] 斯塔夫罗金多年前曾经诱拐了一位名叫马特廖莎的幼女，她是斯塔夫罗金在圣彼得堡时房东的女儿。他勾引她的原因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诱拐行为的后果，并把它当作满足自身欲望的方式。在被斯塔夫罗金抛弃后，这个崩溃绝望的女孩选择在阁楼上吊自杀，而斯塔夫罗金成为这一事件的间接目击者。他坐在旁边的房间里，想象着这个不幸女孩自杀时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姿势：“现在她走到高处，现在她系上了环扣，现在她爬上了椅子……”读者这时候终于明白，为什么斯塔夫罗金会自诩比萨德侯爵更胜一筹，同时也会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露人的潜意识方面的高超手法感到震惊，那些潜藏在读者内心的卑劣、邪恶和偷窥的欲望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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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邪恶的看客心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韦尔霍文斯基和他的党羽为了颠覆公共秩序上蹿下跳，革命传单被散发到全城各处。省长对局势逐渐失去了控制。在省长妻子于府邸举办的一场失败的游艺会之后，城里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和火灾。这场骚乱因大尉列比亚德金和妹妹、斯塔夫罗金的合法妻子玛丽娅被韦尔霍文斯基指派的凶手暗杀而升级，并以暴乱人群对丽莎及其未婚夫的施暴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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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的高潮是后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它同时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针对大学生沙托夫的政治暗杀活动。这起案件也是由韦尔霍文斯基精心策划的，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桥梁工程师阿列克谢·基里洛夫。他与沙托夫相识多年，并与后者住在城郊同一栋公寓楼里，其所在大街名叫“上帝显灵街”，对基里洛夫这位无神论者来说，这样的街名显得颇有深意。基里洛夫最初是以雅各宾派的形象登场的，据说“为了在欧洲树立健全的理性，他甚至要求砍掉一亿颗以上的脑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知后吃惊地对他说：“您想给我们修桥，同时又宣布您奉行破坏一切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您给我们修桥的。”“什么？您说什么……啊呀，见鬼！”基里洛夫惊呼道，突然又“开心而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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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笑起来如此天真和孩子气的人，是不可能“砍掉一亿颗以上的脑袋”的。基里洛夫既不是一个真正的破坏者，也不是一个恶人。相反，他心地很善良，而且正因为善良，所以才感到痛苦。这种痛苦是全人类的痛苦，而痛苦之最便是对死亡的恐惧。一个心怀恐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人，因为身为恐惧的奴隶，他是不自由的。这个世界的法则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岔子。基里洛夫最终将上帝告到理性的裁判所，其诉状是：上帝是一个恐怖分子，一个“由虚无的痛苦构成的鬼怪”，[66] 其统治完全建立在恐惧和惊吓之上。因此，按照基里洛夫的观点，上帝不过是“对死亡的恐惧所产生的疼痛”，因此上帝存在的意义只是判处人的死刑，而杀死上帝的唯一手段便是自杀。因为有勇气杀死自己的人——尽管其唯一目的是消除恐惧——将取代上帝，成为上帝本身。“然后才能脱胎换骨，超凡脱俗，变成一个新人”，即所谓人神。正如基里洛夫在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中所说：“他会再来的，他的名字叫人神。”斯塔夫罗金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口误，把“神人”说成了“人神”。基里洛夫答道：“人神，区别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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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听说了基里洛夫的这套自杀理论，并决定利用他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他指使基里洛夫在自杀前写下一份声明，把暗杀沙托夫的罪责揽到自己头上。在11月的一个寒冷深夜，沙托夫被骗到大花园一处偏僻无人的角落，被韦尔霍文斯基残忍地枪杀了。这起事件的许多细节与左翼恐怖组织“六二运动”1974年夏天在柏林格鲁讷瓦尔德刺杀大学生乌尔里希·施米克尔的过程极其相似，以至于人们有理由猜测，现实中发生的这起暗杀活动正是以沙托夫事件为样板实施的。在接下来描写基里洛夫自杀的一章中，由于基里洛夫在关键时刻卡了壳，韦尔霍文斯基只得威言相逼，迫使对方最终饮弹自尽。在这段悬念丛生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充分展现出他在揭示人的病态心理方面的超凡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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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的几章是用环环相扣的悬念调足了读者的胃口，那么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则是用情节剧的手法将故事推上了高潮。就在沙托夫被杀前不久，和他分开数年的妻子达里娅·沙托娃意外回到了他的身边。即将临盆的沙托娃已经开始了阵痛，而明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生父的沙托夫却被“新人出生的神秘感”深深地打动了。在小说结尾时，年迈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一次隆重登场。他出人意料地兑现了自己当众宣布的计划，离家出走，像一个朴素的修行者一样踏上了宽阔的乡村公路。但是对于长途旅行来说，他的行装明显过于简陋：时尚单薄的短大衣、雨伞，外加一条薄毯和一个提包。果不其然，他很快就染上了寒热病。一位在路上遇到的女《圣经》推销员收留了他，将这个发着高烧的老男人带到一个小旅店，并应他的要求，给他念了《约翰福音》中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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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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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她又给他念了《路加福音》中群魔走入猪里的一段（路加福音，8：32-36）。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段话概括了整部作品的精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这位自由主义者和沙龙革命家在奄奄一息时，最终回归到对上帝的信念，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上帝之所以于我是必需的，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让大家永远去爱的事物……”在这里，他说的是“事物”，而非“人”；是伏尔泰所说的“必需”，即理性法则，而非信仰。这不是一段信仰宣言，而是在陈述一句信条。透过这些措辞可以明显感觉到，说出这番话的人在态度上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从这一点来看，斯捷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虔诚的，准确地讲是渴望得到信仰的主人公们都是同路人。他们始终走在寻找上帝的路上，并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样，很少会自称已经找到了目标。但是，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来讲，这些人都是“热”的（路德译德语版《圣经》中用的词是“warm”，即温热），俄语版《圣经》更准确地称之为“炙热”（gorijátschij，即英文“hot”，希腊文“zestós”），而路德版《圣经》中所说的“如温水”在俄语版《圣经》中译为“温热”（tjoplyj，英文“warm”，希腊文“chliar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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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温度”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差异。《约翰福音》中的话令人联想到斯塔夫罗金去修道院探访吉洪主教的一幕。当时，斯塔夫罗金请求吉洪主教为他念《启示录》中的一段话，后者当时便将这段背诵了出来：“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如温水”般的“不冷也不热”，正是斯塔夫罗金精神气质的核心，虽然吉洪主教在这里并没有对这一判断做出更多解释。在《群魔》的所有角色中，斯塔夫罗金是最“富有”的一个：显贵的出身，富裕的家境，英俊潇洒的容貌，还有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感性和求知欲。但与此同时，他也是所有角色中最“贫穷”的一个。他只是因为“无所事事”，也就是无聊，才参与了革命，并且很快便感到了厌倦，正如他对待所有迷恋过的思想和女人一样。包括那些受其鼓动参与革命的人，比如沙托夫和基里洛夫，最终也被他抛弃。斯塔夫罗金是一个“野兽型”的人，一个欲壑难填的“唐璜”，一个居住在瑞士并享有瑞士公民权、失去了根基的俄国人，因染上欧洲浪漫主义的“世纪病”（mal dusiècle）而陷入了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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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意义上讲，斯塔夫罗金是叶甫盖尼·奥涅金式的“多余人”变种，是其“终极化身”。[67] 他有满身的精力不知如何打发，于是整日纵情于酒色，仿佛是在向自己的生命极限发出挑战。在精力耗尽之后，他所剩的出路只有自杀。他在留给旧情人达里娅·沙托娃的信中写道：“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抱住一根原木可以泅渡过河，可是抓住一根劈柴却过不了河。”这位“乌里州的公民”最终吊死在火车站附近、距离斯克沃列什尼基田庄不远的一栋两层木屋里。“小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不要怪罪任何人，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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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类型划分成“变化型”和“不变型”两种。其中“变化型”指的是一些人物有能力突破初始设定的语义场（空间、意识形态、文化、个性等），进入与之相反的语义场（“反义义场”）。而“不变型”（可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常量）则是那些没有能力突破这一界限的人物。从《群魔》的人物结构来看，斯塔夫罗金似乎是一个标准的“变化型”人物，一个“行动者”。但事实上他却是“不变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在其面对的各种生存可能性当中做出自己的选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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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选择困境是每一个主人公面对的个性考验。这一方面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性结构有关，因为其小说的情节发展往往都会指向一种选择、一种决定，一种是与非之间的权衡。[69]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戏剧化手法的偏爱，还有伦理观在背后所起的作用，这种伦理观与克尔凯郭尔的理论颇有相通之处。克尔凯郭尔以审美生存与伦理生存划分人的生存状况的观点，为我们理解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提供了钥匙。斯塔夫罗金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审美生存，它指的是人作为一种被欲望驱动的生物而存在，其生存是被自身需求所控制，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更多是动物而非人。而只有在进入伦理生存后，人才能够真正成为人，它要求人必须在非此即彼的境况下做出选择。“选择是伦理生存最根本和最具说服力的表现形式。”[70] 它是自由的表现，因为“是选择的能力为人类开启了自由的视野和对善恶的认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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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能力选择的人，只能“在消沉中枯萎”。[72] 斯塔夫罗金便是如此，正如他在绝命书中所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决断力。他那面如死灰般的呆滞表情暴露了一个事实：早在肉体死亡之前，他的内心便已枯涸。另外，作为一个审美生存的人，他永远都是被情绪左右，在激昂、暴虐、抑郁和绝望中摇摆浮沉。斯塔夫罗金自己也承认，他在国外接触和传播的教义是受当时“心情”的影响。用沙托夫的话说，他在讲述那些思想时，仿佛是在讲述与己无关的身外之事。斯塔夫罗金的审美生存方式还表现在他对待世界的冷漠态度上，他的整个生命都被这种性格毒害。他就像一个“冷血麻木的怪物”，[73] 在他眼里，“不管是什么淫乱行为，禽兽行径，或者是什么丰功伟绩，甚至为人类牺牲生命，都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冷血和麻木将斯塔夫罗金挡在了伦理生存之外，把他变成了“冷漠世界的沙皇”。[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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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沙托夫曾经是斯塔罗夫金的门徒，如今却是他的对手。从虚无主义者到基督徒，从世界主义者到爱国者，从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到人民之友，沙托夫的反叛之路，正是斯塔夫罗金一手促成的。是斯塔夫罗金将“上帝与故土”的思想灌输给了沙托夫，并且告诉他，那个变成了政权的罗马天主教所宣扬的基督，是屈服于撒旦第三种诱惑的基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所写，斯塔夫罗金也曾表示，“如果能像数学般精确地证明，真理存在于基督之外，那么（他）宁可与基督在一起，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这位沙托夫曾经的导师说过，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科学与理性的原则之上，而只能服从于另一种力量，一种不断肯定存在和否认死亡的力量。整个民族的存在原则，“说到底就是寻神，寻找自己的神，而且这神一定要是自己的”，这个神是“一个民族加在一起而形成的综合的个人”。因此，文化消亡的一个标志便是：所有民族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神和共同的价值体系。“一个民族越是强大，它所信仰的神也就越与众不同。”在所有民族中最强大的，正是“天赋使命”的俄罗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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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沙托夫当着自己的面，说出这些自己说过的话，斯塔夫罗金并没有直接做出回应，而是反问道：“您自己是不是相信上帝？”“我相信俄罗斯，我相信俄罗斯的东正教……我相信基督的肉体……我相信基督二次降临将出现在俄罗斯……我相信……”沙托夫闪烁其词地答道。斯塔夫罗金继续追问：“那么您相信上帝吗？相信上帝？”“我……我会相信上帝的。”沙托夫的名字中包含着俄语动词“schatát”，它的意思是“漂浮，摇摆”，因此如果按照词意来理解，沙托夫是“一个还没有（从空中）落到实地的人”。但实际上，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不同，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斯塔夫罗金还在犹豫不决中彷徨时，沙托夫已经走在寻神的路上。斯塔夫罗金尽管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但他并没有最终投靠“恶”，而是选择与“恶”游戏。他对“善”的态度亦是如此：虽然他当众承认了自己与玛丽娅·列别金娜的婚姻关系，并且要向全世界忏悔，但是吉洪主教清楚，这份忏悔并非真诚的悔过，而是一篇傲慢自负的自白。即使面对忏悔这件最需要严肃和诚意的事情，斯塔夫罗金表现出的仍然是一副游戏的心态。在这种游戏式的、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讲是“审美式”的生存状态下，他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缺乏决断力的人，而没能成为一个“伦理”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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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一个他惯常使用的花招：将一些惊世骇俗、容易引发争议的观点——例如把俄罗斯民族称作“天赋使命”的民族，以及关于“俄国的上帝”等——通过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加以弱化，从而对其真实性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斯塔罗夫金真的说过这些话？这些用词是他的原话吗？他如今依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吗？更重要的是：作者本人对这一观点到底持怎样的态度？因为斯塔罗夫金对此并没有认真反驳，而沙托夫作为正面的“俄罗斯”英雄显然深受作者的信任和同情，因此人们有理由猜测，这些由沙托夫转述的观点是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可的，更何况，它们与《白痴》中梅诗金公爵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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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民族是“天赋使命”民族的说法尤其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异议。一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审慎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发表这种沙文主义言论？这种沙文主义思想与作者视为至高权威的《新约》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更令人质疑的是，关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而不能容忍其他神存在的观点，难道不是由准人种学视角决定的吗？这种19世纪出现的文化相对论思潮，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判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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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沙托夫和斯塔罗夫金的观点放在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我们就不会对它再感到惊异。斯拉夫派的信条之一是，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分歧是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导致的。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xej Chomjakow）便曾指出，东正教的本质主要在于受《约翰福音》及其爱的伦理启发的“村社性”原则（Sobrnost）。而所谓“村社性”更多是一种象征性而非理性的“我族”意识，它否认神职人员与教徒、有权力的信徒与普通信徒，以及不同等级的教会组织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村社性”理念“主要反映在对友爱的重视，其面对的不仅是所有信徒，而且是人类全体”。[75] 它的首脑不是某个宗教领袖，而是基督本身。[76] 与霍米亚科夫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他指责西方教会散布异端邪说，认为东正教是唯一的真正基督教派，因为它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所有信徒在耶稣基督和圣灵的指引下组成的联合体”。[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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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读者并不能将沙托夫说的每个词都拿到秤上掂量。陀思妥耶夫斯基总喜欢使用一些略显夸张的措辞，比如这句：“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是俄罗斯人，只要这个人成了无神论者，他就立马不再是俄罗斯人了。”这里的时间副词“立马”给这句话增添了一种荒诞的韵味，使它变得更让人难以确信。正如前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夸张措辞往往是通过信件、引文或传言，即第二手信息的形式呈现的，并以此表达了作者对其真实性的保留态度。这种手法也就是所谓的“留后手”，叙述者随时都有可能话锋一转，让整句话的意思变了味儿。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其谈论的问题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从《作家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托夫和斯塔夫罗金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救赎使命的观点是百分百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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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虽然以他领导的恐怖行动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叙事主线，但是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当中，他的形象却是最模糊的一个。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的性格具有某种不确定性。身为阴谋活动家，他原本应当是个守口如瓶、唯恐言多语失的人，但事实上，他却像果戈理喜剧《钦差大臣》主人公赫列斯达可夫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只有在涉及政治伎俩，如伪装、蒙骗、谎言等撒旦式诡计时，他的模糊形象才变得真实可信。从行动纲领上看，他的目标是实现奴隶式的平等，对于“有很高才智”的精英分子，要予以驱逐或处以死刑。按照五人小组的智囊希加廖夫的说法，就是要割去“西塞罗的舌头，挖掉哥白尼的眼睛，用乱石砸死莎士比亚……”这种极端平等主义的反面，是极端的精英主义，即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崇尚的超人类。而希加廖夫的梦想是，“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十分之一的人获得绝对自由，并控制其余十分之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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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希加廖夫承认，无限度自由与无限度专制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其理论的一大逻辑缺陷。韦尔霍文斯基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矛盾：他告诉斯塔夫罗金，其阴谋活动的目标并非解放人类，而是要将人类变成奴隶——在以斯塔夫罗金作为最高统治者以及上帝的专制和新宗教制度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来影射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倡导的人人平等原则最终被拿破仑的恺撒主义战胜。而韦尔霍文斯基和希加廖夫对民主原则的歪曲，则为20世纪的极权主义树立了样板。阿尔贝·加缪在根据《群魔》改编的戏剧《附魔者》（1959年）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新世纪的预言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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